孫傳芳宣佈討奉後，吳佩孚隨即呼應，但馮玉祥方面卻未有任何動靜。負責中間進行聯絡的人問馮玉祥：「孫軍已動，而你們不即時響應，這不是失信嗎？」馮玉祥解釋道：「我雖一時不動，但可牽制住奉軍二十萬大兵。」
事實的確如此，馮玉祥雖然表面仍在假裝呼籲和平，實際早已派他的國民軍增兵豫東、豫北，以躡東北軍之後。這對於向來就對馮玉祥有所警惕的東北軍來說，乃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兩軍關係驟然緊張起來。
在楊宇霆、姜登選的提醒下，張作霖很快也意識到了馮玉祥是在配合孫傳芳，對自己的部隊進行牽制，於是在1925年11月上旬，下令東北軍向駐於北京的國民軍進逼。看到張作霖氣勢洶洶，大舉問罪之師，馮玉祥趕緊將國民軍主力撤守南口，僅以少量部隊象徵性地留守北京及其近郊。
11月8日，孫傳芳的先頭部隊佔領徐州，張宗昌部向北潰退。同一天，許蘭洲、郭仙橋奉張作霖之命，來到包頭與馮玉祥進行談判。二人質問馮玉祥是否真心與奉系合作，並且要他馬上表明態度：「若要取信於人，一條是共同出兵去打孫傳芳，一條是幫著奉軍去打湖北（湖北系吳佩孚的勢力範圍），否則奉方無法諒解。」
馮玉祥已將部隊撤到南口，自認為有備無患，時機一到，隨時可以拉開架勢一搏，因此根本不買張作霖的賬：「要問我的態度，一個是和平，一個是中立，我與直軍有不並立的事實，不需要再有什麼表示。」他反問許、郭：「現在你們以武力來逼我表示態度，表示一下就可靠嗎？我馮玉祥有個牛脾氣，就是不受逼迫，如果真心來合作，我們就合作，否則就隨尊便吧！」
接到許、郭的報告，張作霖斷定馮玉祥已與直系結成一黨，但馮如此強硬，顯見得也並不怕與東北軍作戰。在與徐樹錚商議後，張作霖一面部署張宗昌、姜登選防禦孫傳芳軍繼續北上，一面通過許、郭向馮玉祥示好，說：「如果國民軍願與奉方合作，我們即願讓出『保、大』防地（指京漢線上的保定、大名），不僅如此，還可以接濟國民軍一批武器，其中包括飛機大炮。」
對於張作霖突然遞出的糖包，馮玉祥雖也料定其中有詐，但他也並不想馬上與東北軍兵戎相見，所以便就坡下驢，故意裝出轉怒為喜的樣子，同意與許、郭就此進行談判。
經過談判，雙方勉強達成了合作對直的九條辦法。之後許、郭離開包頭，張作霖則派張學良到天津，繼續和馮方代表進行接洽。
11月13日，張學良抵達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召集李景林、郭松齡等人開會，會上傳達了張作霖下達的一封密令，要求李景林、郭松齡對國民軍發起進攻。原來張作霖讓出防地是假，用以麻痺國民軍，從而達成突襲效果是真。
讓人意料不及的是，李景林、郭松齡在會上都「反對動武，力主和平」，郭松齡還從軍事角度，當眾詰問張學良在軍餉、軍械、兵力三項上有無十分把握。
無論是以前的「三八旅」還是後來的「二六旅」「一三聯軍」，雖然張學良都從中名利雙收，但他在練兵打仗上其實並沒有花多少力氣和心思。舉凡部隊的訓練教育、統率指揮、官佐將校人事上的調動，都是由郭松齡一手掌握，張學良統統採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的態度，很少過問，這也同時令他在細節方面相當生疏，一旦被問到具體的東西，就只能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除了主和反戰外，張學良察覺到會場上「反老帥（指張作霖）之氣氛已很濃」。李、郭都認為張作霖賞罰不公，是非不明，證據就是楊宇霆「無功而霸江蘇」，此後又在江蘇喪師失地，為什麼回到奉天還能照做總參議？
李、郭的這種反張情緒其實還有所區別，具體來說，李確實是主要對張作霖不滿，而郭是對張作霖和楊宇霆都不滿。李景陽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進攻熱河，自以為其功不小，戰爭尚未結束，就電請張作霖准其擴軍，被張作霖大罵後駁回。李景林不甘心，又給張作霖發去一電，其中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句，張作霖見了更加生氣，又是一頓怒罵。兩人關係一時很是緊張，當時山海關激戰正酣，楊宇霆從大局出發，效「張良躡履故事」，也就是讓張作霖暫且克制自己的怒氣，順著李景林，氣氛這才得以緩和。
可是在戰爭結束時，李景林卻又在直系議員孫洪伊的慫恿下，來了個「齊王自為」，沒有通過張作霖，就擅自當了直隸督辦。張作霖聽到這個消息，頓時完全喪失了對李景林的信任，並因此下令補給機構停發李部的糧餉械彈——你不是翅膀硬了嗎，那就自己找食吃去吧！
張作霖此舉，無異於是在扼李景林的咽喉，李景林從此便與張作霖反目。雖然後來張作霖還是順水推舟地委任李景林為直隸省的軍務督辦，但李景林一直對此耿耿於懷。
相對於李景林，郭松齡則是另外一種情形。郭松齡自恃清廉，生活樸素，不吸煙，不飲酒，不嫖不賭，這在東北軍將領中確實比較少見，但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實際上他不僅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性格上也有一些弱點，比如說心胸不夠寬廣，氣量也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