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故意選擇尤里卡作為我變幻莫測的生涯的里程碑。它一開始只是我前往舊金山途中的停車加油站，但是一個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於是我留下來玩了幾天「過家家」，一邊仔細盤算自己的未來。我當時有一種衝動，想逃到國外去，因為我總是隱約感到有一大批聯邦調查員、執法人員和偵探在緊密地跟蹤我。我這種擔心並沒有什麼切實的理由。我已經將近兩年沒有用空頭支票騙人了，而在此期間「副駕駛員弗蘭克·格裡姆斯」的假身份也被我束之高閣。我本來應該感到比較安全的，但是沒有。我終日惶恐不安、心情煩躁、疑神疑鬼，某人只要多看我兩眼，我就懷疑他是警察。
尤里卡加上俏佳人，不出兩天就使我內心的憂懼有了緩解。佳人溫柔多情、開朗奔放，尤里卡具有將我從小偷昇華為大騙客的無限潛力。尤里卡位於加州的北部紅杉林區，坐落在太平洋邊，是一個美麗宜人的小城市。它像巴斯克漁村一樣優美如畫、景色迷人，實際上在尤里卡的海灣外確實有一支五彩繽紛的龐大的漁船隊。
在我看來，尤里卡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點是它的銀行。尤里卡的錢莊比我到過的任何一個規模與之相當的城市都多。而我如果想成為一個移居國外的支票詐騙犯，就需要錢，需要很多錢。
我仍然有幾沓毫無價值的個人支票，但我突然想到，個人支票實在是小菜一碟，成不了大氣候。它是假支票犯罪行為中最簡單易行的，但它涉及的地點太多，留下的嫌疑也太多，而炮製一張100美元的空頭支票，和兜售5000美元的偽造支票所得到的懲罰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需要一種更有甜頭的支票，它能夠用同樣多的花釀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資支票。當然啦，是泛美的工資支票。沒有人可以說我不是個從一而終的竊賊。
製作假支票的工作十分費力而艱巨，足足花了兩個多小時，而且我對最後的成品很不滿意。我望著它心想，如果我是一個出納員，有人拿著這樣一張支票請求兌現，我是決不會把錢付給他的。
然而，一件廉價商店裡買來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裡面，通常就會被人看作是時髦華貴的了。於是，我為這張兔毛支票設計了一個水貂皮的外套。我選擇一個開窗信封，在上面貼了泛美的貼花紙，打出泛美在紐約的地址，弄得蠻像那麼回事，然後往裡面塞了一張空白的信紙，寄給我自己，地址寫的是我住的這家汽車旅館。第二天上午，這封信就送來了，當地郵局在無意中促成了我的計劃。郵局職員在蓋郵戳時太敷衍草率了，從信封上絕對看不出信是由哪兒寄出的。此人的馬虎勁兒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飛行員制服，把支票塞進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內袋裡。我驅車到最近的一家銀行，風度翩翩地來到一位出納櫃檯前，在裡面辦理業務的是一位年輕女子。「您好，」我面帶笑容地說。「我叫弗蘭克·阿巴納勒，在這裡度假，幾天後到洛杉磯報到。麻煩您，能不能替我兌現這張支票？我認為我有足夠的證明材料。」
我從內袋裡掏出信封，抽出支票，把它和我的假泛美身份卡和偽造的聯邦航空局飛行員證書一起放在櫃檯上。我故意把信封掉落在櫃檯上，露出它上面別具特色的泛美標識語和回信地址。
那姑娘看了看我的那些假身份證明，又掃了一眼支票，但她似乎對我這個人更感興趣。顯然，穿制服的商用航空公司飛行員在尤里卡尚屬希罕之物。她把支票推給我，讓我在後面簽字，她把錢數出來時，聊天一樣問了我許多問題，關於我的工作和我到過的地方，我回答這些問題時故意迎合她的口味，維護她腦子裡關於飛行員的顯然很浪漫的形象。
我離開時謹慎地帶走了信封。我確信她一定注意到了這個信封，它顯然增加了她對支票的信任程度。這筆業務還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懷疑：影響出納員的判斷的並不是支票本身多麼逼真，而是支票背後的那個人多麼出色。
我回到汽車旅館的房間裡，一直忙碌到半夜，又炮製了好幾張假支票，數額都在500美元以上，第二天，我成功地把它們都送給了城市或郊區的幾家不同銀行。根據我對銀行支票例行程序的瞭解，我估計我還可以在尤里卡再待兩天，繼續炮製和拋撒偽造的費用支票，接著還有整整三天時間可以旅行，然後第一張支票才會作為假票被退回來。
但是我在隱瞞身份方面偶爾會遇到危機，迫使我改變自己的時間表。
我從不完全沉浸在假身份裡而忘記我的真名是小弗蘭克·阿巴納勒。實際上，在與別人的隨意交往中，當我覺得沒必要演戲，覺得偽裝自己不能得到任何好處時，我總是介紹自己名叫弗蘭克·阿巴納勒，是一個來自布朗布克斯的自由人。
在尤里卡也是這樣。我在汽車旅館登記時用的是弗蘭克·格裡姆斯的名字，還有那個姑娘，她以為我是泛美飛行員，對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當我遠離汽車旅館和那個姑娘，脫掉飛行員的衣服時，我只是弗蘭克·阿巴納勒。在某種程度上說，我的真實身份成了一個避難所，可以擺脫偽裝帶來的壓力和緊張。
在尤里卡，我在一家海鮮餐館結識了一位出海打魚回來的漁民。他走到我的桌旁停下來，說我正在吃的那條魚是他親手捕到的，然後就坐下來跟我聊天。原來他是一個汽車迷，於是我跟他談了我的那輛福特老爺車，和我給那輛車做的裝飾。「嘿，那正是我目前著手裝飾的車款，一輛1950年產的有折篷的福特車，」他說。「你有你那輛老爺車的照片嗎，呵？」
我搖了搖頭。「有倒是有，但都在我家裡呢。」我說。
「把你紐約的地址告訴我，待我把我這輛汽車裝飾好了，給你寄幾張照片去，」他說。「呵，說不定我還會開車到紐約去看你呢！」
他不太有可能給我寫信或到紐約來看我，我也不太可能在紐約收到他的信、見到他的人，於是我從口袋裡找一張紙，準備記下我的名字和紐約的地址。
我找到一張空白的銀行取款支票。我向侍者借了一支鉛筆，在支票背面草草寫下我的名字和紐約的地址，就在這時，有人叫那個漁民去接電話，是掛在門邊牆上的一個收費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