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哨」是《掃蕩報》副刊的名稱，《掃蕩報》是國軍創辦的日報。抗戰時期以報道戰地新聞創造巔峰，抗戰勝利改名《和平日報》，台灣成立分社。一九四九年從大陸撤退，總社遷台北，七月恢復《掃蕩報》原名。我經常寫一些散文向「瞭望哨」投稿，自己覺得很受歡迎。
一九五○年一月某日，我有一篇文章在「瞭望哨」發表，使用筆名「黃皋」。文章刊出時末尾多了一行小字，加上括號，寫的是「黃皋兄請來編輯部一談」。幸虧我看副刊一向仔細，沒有錯過這一條重要的訊息。
《掃蕩報》編輯部設在昆明街，樓上辦公室，樓下排字房。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瞭望哨」的主編蕭鐵先生，他心直口快，他說他想建議報社增加一名人手，專門校對副刊，同時參與副刊編務，做他的助手；如果我有興趣，他可以推薦。乍聽之下，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蕭老編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細，那年代「匪諜就在你身邊」，他竟敢拉拔我進報館。那時我漂流失業，天無絕人之路！可是我沒有工作經驗，他很輕鬆地說：「你一個小時就可以學會」。
說來像傳奇的情節，就這樣，蕭老編把我帶進新聞界（他的年齡跟我差不多，抗戰時期就跟熊佛西手下編文學雜誌了）。這年我二十五歲，我的人生開始有了軌道。《掃蕩報》是軍報，一般報社的任職文件用聘書，《掃蕩報》用「派令」，總社長蕭贊育將軍署名。派令記載，我的上班日期為二月一日，月薪新台幣每月一百六十元。《掃蕩報》是窮報，但我沒有「待遇菲薄」的感覺，那時物價也低，記得「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驚奇」墨水一瓶，兩元五角，筆記簿一本，八角。五月十七日舟山撤退，蔣公犒賞官兵，每人五元。長白師範學院結束，每人發給膳食費，每天一元六角。弟弟妹妹在澎湖讀書，我寄零用錢給他們，每月每人二十元。夜晚睡在編輯部的地板上，沒有房租開支，還可以看守公家的文具財物，大受歡迎。
果如蕭老編所說，校對使用的那幾個符號，我馬上學會了；然後他教我怎樣發稿，什麼幾號字、幾分條、幾批、幾行、邊欄、頭題……他告訴我，編副刊，技術並不重要，構想才重要，構想來自思想，思想最重要。
那時各報副刊的「桌面」很小，端出來兩種「主菜」，一種是西洋幽默小品，一種是中國歷史掌故。「瞭望哨」不登這兩種文章，蕭主編說，「這不是文學」。他認為大報一定要有文學副刊，文學副刊要反映當時人的意念心靈，一道一道菜都是熱炒，不上滷味和罐頭，即使有少數文章水準差一點，也算是對文學人才的培養。皇天在上，天生他一對眼睛，簡直是為了發現我，「瞭望哨」以軍中一般官兵為主要讀者，當時作家以軍中生活做題材的文章，大都以高姿態俯視士兵，他們筆下的人物或憨態可掬，或愚忠可憐，那種近乎開心的筆調，你說是幽默，大兵們看來是歧視，我從來不犯這種毛病。
進了《掃蕩報》，才知道副刊嚴重缺稿，郵差每天送來幾封信，徒勞你望穿秋水；發稿計算字數，常常需要我臨時趕寫一千字或五百字湊足，我總能在排字房等待中完成，同事們大為驚奇，我開始受到他們的注意。
還記得當年「瞭望哨」發稿，我跟蕭鐵主編有如下的對話。他交給我一篇稿子，告訴我，「這篇文章是抄來的！」那作者當然沒一個字一個字照抄，那時逃難，誰也沒帶著藏書，這位投稿的人讀過一些文章，記得大致內容，自己重寫一遍，他以為渡海出來的人少，大陸和台灣之間從此斷裂，別人很難發覺。既然是抄來的，副刊還登不登呢？主編最後裁決：「咱們缺稿，登他一次。」
有時他交給我一篇稿子，告訴我：「騙子！他來騙稿費！」那些文章總是稱讚自己的仁風義舉，或者誇耀在工作崗位上有了不起的貢獻，或者如何受到某一位大人物的禮遇而沾沾自喜。怎麼知道它說謊呢？「千萬不要欺騙讀者，讀者有第六感。」既然如此，副刊還登不登呢？「咱們缺稿，讓他騙一次。」
有時候，蕭主編也拿出一些文章，先稱讚一番再交給我，羅蘭的散文，尹雪曼、駱仁逸（依洛）的小說，他都評為「上品」，他的語氣總是十分誇張，或是精華，或是垃圾。那時候還有王聿均、符節合、余西蘭、高莫野、傅漫飛、藍婉秋，都受到蕭老編的稱讚。
進了《掃蕩報》，這才認識《新生報》副刊主編馮放民（鳳兮），《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並且有機緣聽到他們談話。那時各副刊都鬧稿荒，那些有名的作家，從大陸逃到台灣，驚魂未定，惟恐中共馬上解放台灣，清算鬥爭，多寫一篇文章就多一個罪狀，竭力避免曝光。
恰巧此時發生了一件事。一九五○年五月，「中國文藝協會」開成立大會，張道藩主持，事先發函邀請文壇名宿梁實秋、錢歌川，兩人沒有回音。那時前輩小說家王平陵協助張道公籌備會務，他仗著道公和梁實秋、錢歌川都是朋友，就替他們在簽到簿上簽名，增加大會的光彩，採訪記者根據簽到簿寫新聞，都把梁和錢兩人的大名放在前面。第二天，這兩位名教授看到報紙，馬上寫信給報館鄭重聲明：「本人並非文協會員，從未參加該會。」報館「來函照登」，作家們笑談文協開張沒查黃歷。
一九五一年一月，國民黨辦理黨員總登記，資料顯示，那時台灣地區共有黨員二十五萬多人，前來登記者只有兩萬多人，低於十分之一。前輩報人雷嘯岑在他的回憶錄裡透露，那時很多名人逃到香港，國民黨在香港辦了一份報紙《香港時報》，國民黨贈送《香港時報》給這些名人看，有兩個人拒不接受，報社派人再送一次，說明是贈閱不是推銷，對方依然拒收，雷公說，這兩個人以前跟國民黨關係密切，現在惟恐再跟「中央」沾邊兒。
幾位老編也談到本省作家是文壇將來的希望，但是現在，《掃蕩報》是軍報，從未接到本省作家的稿子，《中華日報》是黨報，也跟本省作家結緣不多，《新生報》是省報，跟本省作家有歷史淵源，承他們不棄，但很少採用。馮老編說，文章上副刊，總要「辭氣順暢、內容生動」，否則怎麼發得下去？我問：「是否可以開一個週刊，專門做本省作家的園地？」馮老編毫不客氣：「那怎麼行？你拿他們當中學生？」
那時台灣推行漢字教育未久，報社找排字工人很難，《掃蕩報》排字房的人馬是從大陸上帶來的「忠貞之士」，都是寶貝，也都是大爺，他們給校對立下規矩。
那時校對工作的程序是這樣：排字房先把文章一篇一篇揀成鉛字，印一張初校「小樣」送給我校對，我用紅筆把錯字挑出來，錯字改正以後，再印一張「二校」的小樣，我再校一遍。排字房通知我，校對應該在「初校」的時候發現所有的錯字，「二校」時，校樣上應該只有工廠「漏改」的字，不能有「漏校」的字。兩校之後，工廠拼版，印出「大樣」，校對看大樣的時候，只看文章轉接有無錯位，應該不再修改任何一個字。
我完全照辦，可是有一天，改正錯字的工友來找我，把我校過的二校校樣往辦公桌上一摔，「你改得太多。」我告訴他，初校的校樣沒仔細改，留下這麼多錯字，他說，「二校還有這麼多錯字，我們工廠來不及做，影響出報的時間，誰負責任！」他的意思是由我「吃下」那些錯字。排字房的習氣如此，所以《掃蕩報》各版錯字特別多，編輯部束手無策。
一個月後，我見習期滿，獨立作業，排字房又通知我，他們只對原稿負責，原稿如有錯誤，由編輯負責，編輯發稿之後，不能臨時修改原稿，即使改一個字，他們也斷然拒絕。
第一天，我多發了一篇五百字的短稿，我希望這篇短稿揀字以後存在排字房裡，準備拼版時機動使用。揀字的工友擅作主張，把這篇五百字的短文抽出來丟掉，拼版的時候我到處尋找，哪裡還找得到？
有一天，拼版的工友站在樓梯口大叫：「副刊的稿子發多了，版面沒法拼起來！」我趕緊下樓，多出多少字呢？多出一行！那就刪掉一行吧，時間緊迫，匆匆忙忙刪了一句，第二天看報，刪斷了文氣。從此以後，我發稿時一個字一個字計算清楚，十個字一行，每一篇文章要排幾行，拼版時要在第幾行轉折，我用米達尺在報紙上畫線，務要做到一行不多、一行也不少。
我在《掃蕩報》副刊工作的時候，接連發生重大新聞，參謀次長吳石伏法，韓戰發生，美國第七艦隊保衛台灣。吳石官拜中將，在參謀本部主管作戰，握有軍事的最高機密，這樣一個人居然是中共臥底的高級間諜。這條新聞佔了各報頭版的頭條，《掃蕩報》號稱軍方的報紙，居然單獨把它漏掉了！原來跑軍事新聞的那位記者根本不知道吳石被捕，沒有盯住案情的發展。那位記者嚴重失職，依然每天高視闊步，屹立不搖。
《掃蕩報》漏了吳石伏法，「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廣播電台漏了韓戰爆發，新聞界的兩大軼聞，都要從蕭鐵說起。那時我跟廣播還沒有任何關係，蕭主編在台灣台新聞科兼差，偶爾帶些印象回來。韓戰爆發，他根據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寫了一條新聞，把稿子交給新聞科長，那科長是台灣本位論者，他說：「韓國打仗，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拿起新聞稿揉成紙團，丟進字紙簍。他下班走後，蕭老編把紙團撿回來裝在口袋裡，第二天節目部開會追究責任，蕭從口袋裡掏出紙團，滿座嘩然。不久那位新聞科長另外找到工作。三十五年以後我在美國遇見他，他居然還沒離開新聞媒體。現在我從網上查台灣省文獻彙編的台灣大事記，也沒查到韓戰發生這一條。
排字工友對編輯部懷有「集體的敵意」，彼此常有齟齬。排字房設在樓下，黝暗悶熱，到處都是鉛銹，工友像在礦坑裡挖煤的工人，脫光上衣，滿手滿臉黑灰。排字房跟樓上編輯部是兩個世界，他們的情感或者可以用「階級對立」來解釋？有一位工友考上師範，對我忽然表示善意，把我弄糊塗了。事後回想，他將來要做「知識分子」了，他要上「我們」這條船了，他開始在「我們」中間建立人事關係，他改變了立場。
他離職前找我聊天，告訴我，如果拼版時多出一行兩行，不必刪稿，只要「抽條」。那時活字版用六號鉛字排文章，工友在兩行鉛字之間嵌進兩片薄薄的鉛條，每一片的厚度是六號鉛字的八分之一，這兩片鉛條可以抽掉一片，抽掉八片就可以多出一行空間。有時候，拼版也會缺少一行兩行，出現空白，這時可以「加條」，也就是把兩行鉛字之間的鉛條增加一片，每增加八片就填滿一行。
他說，副刊編輯要準備一些極短的補白稿，每篇只有五行十行，一篇一篇預先揀字校對打印小樣，拼版的時候緊急使用。那時排字房有一項規矩，編輯當天發稿的字數不能超過當天的需要，如果超出了，他們退回來，或者乾脆丟掉，我怎麼能預先儲存？他笑了一笑說：「從明天起，你帶一包香煙進排字房，你把香煙往拼版台上一丟，什麼話也不用說。」
這番指點真是暗夜明燈，那時候，「新樂園」牌香煙兩元一包，每天一包香煙，每月要支出六十元，我在《掃蕩報》的薪水才一百六十元。沒關係，我還有稿費收入可以支持，為了對得起蕭老編，我決心把工作做好。可惜那位排字工友離職以後《掃蕩報》就停刊了。我沒有福氣享受改變後的工作環境，排字房也沒有福氣每天抽一包免費的香煙。
後來知道，《掃蕩報》的後台是黃埔同學會，停刊前，報社托人向同學會會長陳誠進言：「《掃蕩報》有十八年歷史，停掉了可惜。」據說陳誠的回答很輕鬆：「中國大陸有五千年歷史文化，不是也丟掉了嗎！」
最後關頭，報社有人提出救亡之道，大量發展社會新聞，也就是犯罪新聞，其中以男女風化事件占最大比例，後來稱為黃色新聞。犯罪新聞可以爭取讀者，增加銷路，也就可以吸引廣告，開闢財源。
《掃蕩報》同仁何以有此先見之明？這得再提一次張白帆、陳素卿殉情案。
起初，新聞報道說，外省青年張白帆和本省少女陳素卿熱戀，女方家長因省籍偏見反對他們結合，兩人約定殉情，結果男主角自殺未遂，女主角死了，留下一封纏綿悱惻的絕命書，報紙披露案情，發表遺書，引起社會極大的同情。台大校長傅斯年發起為女主角鑄立銅像，表彰他們堅貞的愛情，各方紛紛響應。
很不幸，後來警方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浪漫的佳話破滅，男主角進了監獄，傅斯年校長大呼「上當了！上當了！」婦女界怒斥男主角負心，社會大眾等待法院審判的結果。
這年四月一日，《掃蕩報》發了一條愚人節新聞，殉情案男主角已遭法院判死，今日中午公開執行。這條新聞很短，也沒有標題，夾在「本市簡訊」一組新聞當中，居然引得台北市民聚集在刑場「馬場町」旁邊等著看熱鬧。撰發這條新聞的副社長說，他想試試《掃蕩報》究竟有沒有讀者，結果發現犯罪新聞的巨大潛力。怎奈《掃蕩報》董事會都是有為有守之人（或者昔日能夠有為、今日只能有守之人），尊重傳統價值，拒絕走向低俗。菊花抱香死，報業史可能留下一縷芬芳？
後來許多報紙在困境中掙扎，大都以黃色新聞做開路機拓建坦途。當初渲染張白帆、陳素卿殉情案，正值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閡日漸加深，各界希望殉情案能像「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愛情悲劇那樣，感天動地，化解仇恨，所以連傅斯年這樣的大賢都肯出面。後來報刊刻意發展社會新聞，動機就複雜了。
《掃蕩報》的另一契機是，當年王惕吾要辦聯合版，曾邀《掃蕩報》參加，不知何故，《掃蕩報》選擇了一九五○年七月停刊。惕老的回憶錄和幾種報業史沒提這一筆，當時董事會會議的議程交給我用鋼版謄寫，「討論事項」中有這一條，應是確有其事。一九五一年九月，《民族報》、《全民日報》、《經濟時報》的聯合版出現，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報，《掃蕩報》舊人見了面都嗟歎不已。
《掃蕩報》停刊後，報社使用原有的設備開辦印刷廠，一再虧累，改成「掃蕩出版社」，更難存續。最後，副社長程曉華念一副對聯給我聽，上聯「掃地出門」，下聯「蕩然無存」，橫批「消而化之」（總社長蕭贊育將軍字化之）。據說對聯的作者是總主筆許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