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是在一九五○年九月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所轄的台灣廣播電台工作，我說「應該」，因為我申請退休的時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職年月，要我自己填寫，我沒有用心推算，顯然寫錯了。記得那年中秋，福利社發給每人一個月餅，我剛剛進來，福利名冊上還沒有我的名字，我的頂頭上司資料室主任蔣頤替我爭取到一份。中秋節總該在陽曆的九月。幾個月後，我調任編撰，迎頭重任是參與製作蔣公復職週年的慶祝節目，蔣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復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週年，據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經在編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個」月餅，可見那時台灣廣播電台很窮。我們坐籐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領到有臭味的漿糊、有缺口的米達尺，後來調到樓上寫稿，腳下踏著有彈性有聲響的地板。伙食房長桌長凳，鋁制的盤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銹。男女合廁，日本人遺留的習俗，男生出入眼觀鼻、鼻觀心。上午有衛生紙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補充，因為總經理只有上午來辦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員」來發表廣播演說，內急出恭，無法善後，只好掏出手帕來草草了事。
台灣廣播電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戰勝利由「中國廣播公司」接收，「中國廣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這個「中央」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那時撤退來台的「中央機關」都窮，「引退」後的蔣公住在陽明山（那時還叫草山），連紗窗紗門都沒裝，魏景蒙去見他，他一面跟魏講話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後來魏先生做「中廣」總經理，常要我記錄他口述的資料，其中有這一段秘聞）。「中廣」公司從南京撤到台北，副總經理吳道一主持其事，他說那時沒錢交電費，沒錢發薪水，他想辭職，沒人收他的辭呈。他依照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口頭指示，變賣帶出來的發電機，渡過難關。
當時播音必須照文稿說話，文稿播出之後送資料室永久保管（電台由南京帶來很多舊日剪報，上面有播音員播出之後的簽字）。有一次外面傾盆大雨，播音員卻要播報天氣「晴」，那時台灣氣象局每四小時發佈氣象報告一次，沒有雷達，沒有電腦，氣象預報總有些陰差陽錯，播音員明知預報失准，他不能更改。還有一次，採訪記者趕寫新聞，寫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橫拉得太長，播音員播出來的是女「土」，電台不能處罰。
廣播如此依賴文稿，電台又沒有僱傭很多寫手，編播人員只有到資料室找報紙雜誌上登過的東西，填塞節目內容，資料室必須增添人手，我才有機會到電台工作。那時候我們都沒有著作權觀念，別人發表的作品拿來就用，後來保護著作權運動興起，政府修正著作權法，成立著作權人協會，廣播電台還是覺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國廣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時轄有電台三十九座，除了台灣六座、東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建造的，創業艱難，功不可沒，所以管理處長吳道一雖然交出實權，改任公司副總經理，仍然終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時，許多機關首長只能帶出幾個左右親信，若想搬運物資，員工反抗，碼頭工人拒絕裝卸。吳道一能夠拆運機器，連圖書唱片剪報資料都能裝箱上船。
當年廣播任務簡單，據「中廣」公司海外組組長陳恩成博士一份報告說，當年各地建立電台，一律派工程師做台長，工程師建廠房，裝機器，豎天線，雇兩個年輕的女孩子，買一批唱片，訂幾份報紙雜誌，就可以開播，對工程的投資高，對節目的投資低。我記得他強調中國廣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現成的東西，惟有播出內容必須自己設計，語言風格必須自己形成，節目人才必須自己培養。後來「中廣」慶祝成立四十週年，出版了吳道一著《中廣四十年》一書，保存許多珍貴史料。書中記述，當年電台組織僅有技術、傳音、事務三科，可以說為輕視「節目」提供證明。
你看輕節目，社會就看輕你。資深廣播記者潘啟元說，抗戰勝利後他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跑新聞，申請加入南京記者公會，幾番力爭，公會勉強同意，他是全國廣播記者加入記者公會的第一人。民本廣播電台台長胡炯心說，內政部職業分類，廣播列入「娛樂」，他這才知道自己是個跑馬賣藝的。
來到台灣，廣播突然十分重要。台灣使用日文五十年，馬上改讀中文，確有困難，聽廣播比較容易，政府想借廣播普及知識，宣達政令，凝聚共識，此其一。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嚴密封鎖，惟有電波可以穿越海峽，深入內地，政府想借廣播進行對大陸宣傳，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國家都有專門機構收聽外國廣播，以便立即瞭解局勢變化，國民政府想借廣播打破孤立，爭取友邦瞭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廣播任務重大，層次提高，必須多方羅致節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楊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謙，還有我和駱仁逸，都在這種情勢下分別就位。節目人員身價增高，導致節目和工程兩大部門的長期摩擦。
台灣台的台長是工程師姚善輝，下設工程科、總務科、節目科，節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聞科，還有一個資料室，事實上播音和新聞都是節目工作，資料是為節目服務的，可是單從名稱看不出組織系統來。我進電台的時候，省籍名人翁炳榮統率節目部門，增設編撰科。一九五一年三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給他的名義是節目總編導，統攝新聞編撰、播音資料各科。不久台灣廣播電台撤銷，業務由「中國廣播公司」直營，分設工程部、節目部、總務部，原台長姚善輝任工程部主任，原節目總編導邱楠任節目部主任。節目科升格為部，空間擴大，層級增多，下面設編審組、新聞組、播音組、資料組，眉目就清楚了。
那時無線電廣播是新聞事業的尖端，卻也是工程設備的幼年，但是對於我，一切都非常新奇。發音室冷氣晝夜開放，為了使聲音合乎標準，室內鋪著很厚的地毯，掛著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鑲成，內外兩層，裡面一層微微傾斜，減少回音，伺候聲音像伺候皇后。那時錄音機的機件複雜而笨重，用鋼針把聲音刻在蠟片上，一次一張。後來使用鋼絲錄音，必須由工程人員操作，節目人員使用錄音機，必須工程部門批准，太尊貴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聲音反覆重現，人定勝天，本是二次大戰中研發的秘密武器，豈可視為等閒！唱片還是膠質，速度七十八轉，有些沙聲，硬脆易碎，怕壓怕碰怕摔，那可是進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張唱片已是厚禮，電台唱片整箱整櫃，工友經常捧著厚厚一疊上樓下樓。最不可思議的是，我每天寫的文字都會變成聲音，四方各地都有人專心收聽，怎麼可能？居然可能！
那時「中國廣播公司」有全國知名的工程師馮簡，據說機器故障播音中斷的時候，他能坐在家中用電話指揮修復，無須親臨檢查。南京時代有名的男播音員梁棲，方面大耳，音質沉厚，播送政論文稿以聲服人，走出發音室的時候滿身大汗。重慶時代的女播音員劉若熙，美人遲暮，改調編輯，當年號稱「重慶之鶯」，與日本的「東京玫瑰」爭鳴。想那一九二八年，全國沒多少人見過收音機，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中廣」公司的前身）訓練了一批收音員，他們帶著收音機前往各省，每天收聽新聞節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講，記錄繕印，送到當地報館發表，同時也製作壁報供大眾閱覽，當年的收音員，還有幾位在「中廣」公司擔任行政工作。這些都是國民黨光輝歲月中遺留的人物，後進置身其間，很能感受到歷史的厚度。
資料室從南京帶來一批圖書，話劇劇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陳白塵、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戰勝利以前。這些人是左翼作家，這些書是禁書，「中廣」把它們運到台灣，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劇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鉛筆勾點批注，哪個角色由哪個人演，哪個地方加入分場的音樂，分明是電台導播的作業，敢情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轄的「中央廣播電台」在節目中使用了這些劇本！我彷彿看見一群播音員擠在麥克風前伸長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書播出節目，那時節目製作如此因陋就簡！今天嚴厲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國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見肘！算得上是一個重大發現。
那時「中廣」公司總經理董顯光，國際宣傳的教父，英美新聞界外交界的老朋友，為「中廣」爭取許多美援。他慣用英文批簽呈，無為而治，一律 OK，我從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這個符號。有一次節目部簽辦一件事，送工程部會簽，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見，董總批示 OK。節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聯名再簽，問總經理究竟 OK 了誰的意見，批示下來仍是 OK。他嫻熟國際社交禮儀，每天服裝整齊，見了女同事就鞠躬，對我而言，新奇！
那時「中廣」公司董事長是張道藩，黨國要人，領導國民政府的文藝運動。他的作風不同，那時宣傳政策由中央宣傳部掌握，他輕易不說什麼，倒是對行政事務的細節很注意監督。記得當年到新公園遊覽的人，往往沿著那條水泥小徑誤入電台，總務部特地在電台入口處左右豎立兩根方形的柱子，示意這是電台的大門，又在右邊柱子上製作「中國廣播公司」大字招牌。張道公看見建造費用的賬單，認為貴得離了譜，把負責人叫來「罵」了一頓。他私人寫信從來不用公家的郵票，辦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車，對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時台灣電台的待遇很低，我調到編撰科以後，資料室添補新手，有一位小姐應徵，她聽見月薪只有兩百二十元，變色而去，臨別留言：「蘇俄用農奴工奴，你們這裡用文奴！」王大空任廣播記者，工作表現優異，言談詼諧有趣，有時卻也憤然自語：「中廣！你有本事就餓死我！」只有我很滿足，薪水加上稿費，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計劃如何迎養寄居台中的父親。
那時蘭陵王氏子弟多人從上海隨上校爺爺撤退來台，分散在聯勤各單位當兵，放假的日子，他們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沒錢買車票，沒錢吃午飯，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個把月，他們沒人請我喝過一杯開水，我追慕上校爺爺縣長爺爺的風範，不計前嫌，他們來找我，我奉上新台幣二十元，天熱可以吃紅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餓了可以吃山東大饅頭。那幾年，我怎麼也存不下一塊錢。
台灣電台的外觀優雅，看資料，這棟建築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設計，採用日本三十年代流行的「帝國冠帽式建築」，想當初是一棟漂亮的建築。它位於公園一角，那佔地七百一十五畝的綠地熱帶樹林、露天音樂台、拱橋池塘（後來又有滿園杜鵑花），彷彿是它的庭院。我們在樓上寫稿，那時辦公室尚未禁煙，同事作家駱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彈」掉煙灰，他說「我拿整座公園當煙灰缸」。日本把電台、法院、銀行、外交賓館都設在總督府周圍，據說是表示對廣播十分重視，電台雖在鬧市中心，有了公園，也就鬧中取靜，躲掉多少塵囂。「陳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這家廣播電台的編輯，殉情案發生後，女主角在感人至深的「遺書」中說，她常坐在公園噴水池邊長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們讀了遺書，也曾結伴來到新公園，坐在陳素卿坐過的地方瞻望這座小樓，那時我曾設想，誰能在這座小樓裡辦公真是一種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內部的詭譎騷動與外觀的寧靜幽雅恰成反比。
我聽到老前輩講古，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中廣」公司接收了這座電台，可是沒辦好產權轉移。有人提醒經辦人：現在實行憲政，有一天國民黨不再執政，若是產權有問題，你就不能再使用這座房子了！那人聽了大笑，他說怎麼會有那一天！他萬萬沒想到，後來本土意識高漲，還沒等到政黨輪替，房產就還給市政府了。
我由資料員調成編撰，座位靠近玻璃窗，憑窗下望，可以看見一條水泥小徑由「總統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園的出入口，看見少男少女一對對戀人手牽手走過，看見新婚夫婦抱著小孩相互扶持走過，看見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離、孩子跟在後面走過。日復一日，聽見儀仗隊在「總統府」前奏樂降旗，年復一年，雙十「國慶」，聽見蔣公在「總統府」前、公園旁邊的廣場閱兵。「雙十節」本來放假，「中廣」伺候「總統」的閱兵實況和「國慶」文告，節目工程的骨幹人員照樣上班，而且精神特別緊張。閱兵的時段內，公司大門外站著憲兵，樓上辦公室站著穿中山裝的內衛，玻璃窗關緊，我們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樓頂平台上由防空部隊據守，架好高射機關鎗。新奇之中隱隱有一絲恐懼。
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脫去一層皮，換上一張臉，小心謹慎做個新人。
一九五一年我調任「編撰」以後，「中國廣播公司」盡力做政治宣傳，當時的說法是「鞏固領導中心」，「喚起同舟一命的危機感」，抗拒共產主義的擴張。節目內容時時宣揚蔣公的偉大英明，國民黨的歷史光榮，時時抨擊共產黨革命謀略之詭異，統治手法之狠辣。一九五三年，「中廣」秉承「中央黨部」旨意，負責製作全國電台聯播節目，每天晚上八點到八點半播出（星期天延長到九點），「中廣」發音，二十一家公營和民營電台同時轉播，加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傳節目的收聽率很低，製作節目的人沒有社會聲望，節目的內容敏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一言喪身，一字傾家，製作節目的風險很高，工作當前，人人縮手。他們欺我年輕新進，把這樣重要的使命交給我這個資歷最淺、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時還有大頭兵思想，任務分派下來，冒險犯難要去完成，聽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後沒有大官，左右沒有幫派，袋中沒有文憑，腦子裡沒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態橫衝直撞，躋入節目部的「三張王牌」，與王玫、王大空並列。
這個工作我做了許多年，積累了許多「沒有用的經驗」，但是經驗可以轉化，我的寫作倒也因此有些長進。那時黨方官方認為宣傳就是「自外打進」，就是重複灌輸，每一個政治主題都有陳腔濫調，可以反覆使用，我曾告訴朋友：「只要學會五百句話就可以吃宣傳飯。」那時每逢節日慶典，縣市首長都要發表「告全縣同胞書」，都在慶祝大會上演講，秘書從檔案裡找出舊稿，稍加斟酌，縣長拿去照念一遍。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他們腦子裡還存著戈培爾的一句話：「謊言千遍成真理」，他們沒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時年輕，不甘墨守成規，竟以在「小說組」修習所得，認為節目的宗旨不能變、技術可以變，主體不能變、角度可以變，內容不能變、修辭可以變。我拿政治節目做我的練習簿，小心實驗。蔣公「河山並壽日月同光」不能改變，「萬壽無疆」不敢更換，每年此日我看會場和大街，看這四個字的大標語，它們的字體和顏色也年年照舊，遠洋輪船沿著人家走過的航道行駛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句話一句話地改，逢到植樹節、青年節、體育節，我更可以放手放膽。我本來食古不化，小說組的同學給我起了個綽號叫「鼎公」，幾年下來，我的作文漸漸化難為易，化古為今，化單調為多樣，化嚴肅為平易。
大約是主辦政治宣傳的緣故，我常常看到「限閱」的文件。限閱是機密和公開之間的一個分類，這些文件可以給許多人看，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書難尋，報道評論千篇一律，這些文件別有洞天，對我的進境也有幫助。一九五二年十月我讀到一篇「奇文」，蔣公主張用「愛」反共，他的訓詞裡面有這樣的警句：「愛是永遠不會為恨所掩蓋的，而且也只有愛，終於可以使恨得以消滅。」他說：「我們今日要召回我們民族的靈魂，提振我們愛的精神，以倫理為出發點，啟發一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而至於鄰里鄉土之情，民族國家之愛，以提高國民對國對家對人對己的責任。」面對中國大陸，他宣示「我們要用愛去使他們覺醒，用愛去使他們堅定，用愛去使他們團結，讓愛去交流，讓愛去凝固，讓愛結成整個民族的一體」。
我大吃一驚。一九五二年，正是蔣公「寒夜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的時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對敵人仁慈就是對同志殘忍」的時候，正是「仇匪恨匪」漸成軍中教育主軸的時候，蔣公他老人家居然還有這個境界，這表示蔣公心中確有基督信仰（當然他並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廣播雜誌」催我寫稿，我馬上寫了一篇《愛的宣傳》表示響應，並加詮釋。我說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數幹部受裹脅驅策的痛苦聯在一起，想辦法一齊解除，這就是愛，這就是悲天憫人」。我二十幾歲能有這般見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總編輯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頃，他把訓詞原件要去查驗了，然後發排。十一月六日雜誌出版，我打開一看，我的「回聲」居然放在第一頁社論的位置。
我覺得蔣公這篇訓詞非常重要，今天國民黨力倡台灣和大陸和解共生，當年「愛」的訓詞更在意識形態上提供了基礎。可是這篇訓詞當時無人轉載，無人響應，後來無人引用，各種版本的蔣公言論集都沒有收入，「愛的訓詞」究竟何時何地對何等人所發？我問過研究蔣公思想言行的專家，他也說不出話來。這篇訓詞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還有一些「無用的經驗」終歸無用，而今成了茶餘酒後的笑談，也算是「無用之用」了。
五十年代（還可以加上六十、七十年代），台灣的重大慶典都在十月：十月十日，「國慶」。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蔣公誕辰。每一個日子都要高質量宣傳，節前有醞釀，節後有餘波，整個十月都在鑼鼓喧天的氣氛中。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偏偏定在十月一日，這一定是毛主席的傑作，他真是鬥爭天才。十月一日這天（甚至前一天），台灣媒體不能有任何喜樂慶賀的表示，廣播節目不可祝壽慶生，不可開張剪綵，不可花落花開，不可否極泰來，快樂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連氣象報告播出「長江下游天氣晴朗、台灣海峽烏雲密佈」，治安機關也要查究。這等於迎門一掌，黑巾蒙頭，台灣十月慶典的光環都縮小了，光度也減弱了，節目氣氛在技術上仍然可以做到興奮熱烈，工作人員在心理上總有戒慎恐懼強顏歡笑的感覺，這種感覺又必然影響節目中的真誠。
侷促於大陸十一慶典的陰影之下，台灣媒體十月的禁忌特別多，衰老、死亡、病危、破產、高樓倒坍、孤島漂流、王朝覆滅、大家庭的專制腐化等等題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蔣公誕辰這天，副刊的連載小說必須重新審視，刪去一切可供穿鑿附會的意象、形容詞或局部情節，如果事關小說的結構和未來發展無法刪除，那就「續稿未到暫停一天」。副刊插圖不許出現弧形和直線交叉，據說因為它好像是共產黨的鐮刀斧頭，插圖也不許有圓臉光頭的人像，據說因為可能是毛澤東的造型。
每年「雙十節」，蔣公發表「國慶」文告，「中廣」公司照例要現場錄音並向全台全球播出。有一年錄音效果不佳，兩個小段落聽不清楚，上下大為緊張。檢討原因，五十年代初期，麥克風的性能沒有現在這樣好，錄音人員限於安全規定，必須和「總統」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隨時調整麥克風的角度。為了避免以後再發生同樣的狀況，「中廣」特地引進一種新型麥克風，你可以稱它為伏地式麥克風，一根長長的管子，下面裝了腳架，麥克風可以穿越障礙，伸到離「總統」最近的地方，錄音人員雖然站在較遠的地方，仍然可以操控。工程部到現場裝設擺放這些器材，當然經過安全人員的檢查和許可，但是蔣公望見了，他很不高興，責問「這是什麼東西」！他大概覺得這玩意兒太像一挺輕機槍吧，於是侍衛立即走過來拆除沒收，事後再由總經理魏景蒙出面派人領回來。
一九六○年，蔣公做滿兩任，他事先公開表示不再競選連任。那時陳誠是「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還兼任「行政院長」，似乎是當然的接班人，胡適之、梅貽琦、蔣夢麟、王世傑紛紛站在陳誠一邊，胡適還公開說：「陳先生可以做『總統』」，陳誠也沒有任何謙虛的表示。誰知蔣氏仍然做了第三任「總統」，他也仍然提名陳誠做「副總統」。選舉揭曉的那天，「總統」照例發表演說由「中廣」轉播，「副總統」照例對「中廣」記者發表簡短談話。播出之前，有關工作人員照例試聽錄音，陳誠第一句話竟是「今天本人當選『中華民國第三屆總統』」，中間少說了一個「副」字。從心理學角度看，陳誠的口誤非常有趣，可是那天我們工作人員傻了眼，這怎麼辦！你必須播出「副總統」的談話，可是絕對不能要求他再錄一次。還是「中廣」的名記者洪縉曾和資深工程師黃式賢本事大，兩人閉門工作了兩個小時，反覆試驗，好歹把錯誤掩飾過去。
有一年，某某電台報道「國民大會」開會的消息，有一句話是「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著『總統』的肖像」，句子太長，播音時斷句換氣，說成了「懸掛著『總統』」，引起驚擾。那時我代理編撰科長，一向注意長句之害，這一次更叮囑撰稿同仁：「總統」之前切忌有任何動詞。可是報館的同業未能吸取教訓，新聞稿說「全體同胞跟著『總統』走」，那時還是活字平版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揀錯，加上校對疏忽，結果印成「踢著『總統』走」……
我在二○○七年寫這篇文章，想到「經驗總是沒有用的」，因為走出去的腳步不會退回來，以前種種以後不再發生。謝天謝地，大江東去，經驗如果還有用處，那就是「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