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一到雙腳直跳

民國十六年以前,全國的金融重心,雖分南北二地—上海與天津,但是由於北政府設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實力,遠超過東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雖然內憂外患,荊棘叢叢,可是觸覺敏銳的金融家,已可覘知全國統一之局期不在遠,因此他們派出一支尖兵,由錢新之擔任代表,到南方來試探一下跟國民政府攜手合作的可能性,於是,錢新之便以華北系四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等銀行四行儲蓄會經理和準備庫主任的名義,重回上海。自茲他便成了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的忙人,紅人與要人。

國民政府借重他的長才,先後請他出任過浙江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甚至有一度鑒於他和法國上層份子,交誼密切,發表他為駐法公使。

像這樣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為國民政府所倚重,又復是上海的金融重鎮,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於攀交。但是,苦於杜月笙有跟錢新之結合的願望,錢新之卻認為並無「折節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於是,一次兩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萬分的失望與惆悵。

但當錢新之碰到像國華銀行那樣棘手的事,國華生死存亡,千鈞一髮,錢新之受了唐壽民的懇托,復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觀,他環顧滬上,「得通者昌」之士,雖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夠不惜犧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錢新之是冰雪聰明的一個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曉得他決不會「舊憾新怨、睚毗必報」,毅然決然的去找他幫忙,果然,他這一寶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銷擅自民眾大會議案」的大不韙,救下了險象環生的國華銀行,因此,當錢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認,—他從內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呂光透露,他對杜月笙觀感改變的經過,他說:

「我們起初對『勢力圈』內的人,觀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真正的血性朋友,和有偉大氣度的杜月笙先生,就從這個圈子裡卓然特出,不由得我們不加敬佩﹗」

他又讚頌不置的說:

「杜月笙的名氣,漸漸洋溢,我從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諾,能敬重好人,能仗義疏財,能說公道話,能擔代人家所不能擔代的事。總之,是我們值得敬他,愛他,而且願興他結交的朋友。」

錢新之興致勃勃的講起他和杜月笙之間的一段往事,他說:

「記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間,上海工潮蓬勃,經濟和治安,陷於極度不安。法商水電工潮,因為待遇的關係,開了一場很大的風潮那時侯杜先生在勞工方面,已經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種善為排難解紛的精神,經過多次的折衝,方始知道局方與工會方面所爭執不決的距離,相差十萬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籌了十萬元,將這一次風潮,輕經的平了過去。賠了餞,不願讓人知道。同時,又有上海的紡織業,勞資雙方也鬧了不小的糾紛,自然又找杜先生來調停其事,其復維和困難的情形,也不亞於法商水電工潮。結果呢,杜先生又不聲不響掏了腰包,把這件事也敉平過去。於是,大家就對他更進一步的敬愛,卻是只知道他解決了糾紛,還不曉得他貼了這許多錢呢。」

接著,錢新之又向呂光談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顧了別人,顧不了自己,年關一到,雙腳直跳,迫不得已請他代為借錢應急的趣事。錢新之說:

「就在這一年,陰曆年關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窮得過不了年,拿了他僅有的房地產道契,托我轉向銀行借了三十萬元,方始渡過了難關。這三十萬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來的,但是他家裡的賬房間,依然照他年年的慣例,預備著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現款,救濟他的窮朋友,或經濟情況不好的親戚,甚至無論識與不識,凡有求他的,無不滿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還是鬧著窮,像這樣子的慷慨和熱心,從當時到現在,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呢!」

由於以上的幾段談片,可以想見,不論是王曉籟,抑或錢新之,杜月笙力爭上游,攀結社會上層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虛心誠懇,捨己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變了那一幫人對於他的觀感,於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魚得水。杜月笙和王曉籟、錢新之成為了好朋友,真是躊躇滿志,心花怒放。事業有別,潮流不同,舊侶自然淘汰,新知扶搖直上,從民國二十三四年到抗戰以前,「黃杜張」遂而一變而成「杜錢王」,「杜錢王」三位一體,杜月笙乃成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君不見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協會改組,便由杜月笙升任會長,而以錢新之、王曉籟兩位上流社會眾望所歸的大好佬屈為副手嗎?

《杜月笙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