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亞堡的十二年期間，美國經歷了重要的改變。我親眼見到高速公路的興建，起初94號州際公路穿過城南，接著是環城公路。柳徑機場不敷使用，於是興建底特律大都會機場以改進服務。假日旅館和拉馬達（Ramada）旅館紛紛出現在公路兩側。郊區忙著挪出空間興建購物中心。零售業風格改變。在商店裡，以前可以單買的物品，現在要論批買。T恤一次要買三件，鉛筆論打賣。平裝書大為風行，但以前的標籤從此消失：當時薄書一本二十五美分，厚書一本五十美分。為了有資格成為富裕的中產階級，家裡的車子必須不止一輛。電視當然堂堂登場。整整一代的電子媒體記者，其中有些非常上鏡頭，播報著氣象、體育及其他種種新聞，有的確實重大，有的只是瑣碎小事，出現在彩色屏幕上，不過是為了維持美國人在客廳的話題。電視大為流行，一些歷史悠久的暢銷雜誌廣告收入大為縮水，最後被迫停刊。在密西根大學，研究必須靠電腦佐助。複印機和打字機一樣，成為辦公室內不可或缺的設備。我不太出門旅行，但我從閱讀得知，南方內陸飲水機和公車候車室的「白人」及「有色人種」標誌已經移除。不說別的，早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已注意到，在我必須填的所有表格上，「人種」這一欄都已經取消。至於改變的確切時間，我已不復記憶。
我可能在密西根停留太久。即使從大三念到博士畢業，如果我加快速度，應該不用花十二年。不過，拖延並非沒有益處。我不但從軍中重回社會，重新訓練自己進入新職業領域，而且還藉著混合自身體驗和所讀的學術分析，對當代中國進行徹底檢驗。因此我對失落的年少歲月不再耿耿於懷。
在頭幾年，至少是最初五年，我對自己的國民黨背景採取防衛的姿態。當時的情況相當特殊：美國人自己在朝鮮戰爭時和毛澤東的軍隊作戰。在約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的「邊緣政策」影響下，又差一點幫助蔣介石保衛金門馬祖。然而，在我們的校園中，每個人提到蔣介石時，語氣都是全然的不屑。有些教師和同班同學聽到我曾是他旗下軍隊的軍官，就以為我應該覺得難過，彷彿我是在希特勒麾下的愚蠢德國將軍。我幾乎要對他們大吼大叫：這是你們的想法，我可不這麼認為。我並不自傲於自己的從軍紀錄，因為不會有人自傲於失敗。我不打算自願參戰，到北緯三十八度線或中國外海的離島去打仗，但對過去的從軍，我既不引以為恥，也沒有罪惡感。不過，內戰在我心中留下一些無解的問題，讓我有時覺得矛盾不安。我轉念歷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這些疑慮。
我的情緒和我的東北經驗密切相關。我於1946年2月隨著鄭洞國將軍的幕僚群到東北去。在此之前，我和其他許多國民黨的下級軍官一樣，非常期盼馬歇爾將軍的調停計劃可以帶來和平。1月10日，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群簽署停戰協議。雙方同意凍結所有的部隊行動，只有一項行動例外：國民黨軍隊可以進入東北，在該處移動，以恢復中國的主權。新聞旁的照片顯示，親切的周恩來站在馬歇爾旁邊，在張群後方露出親切和藹的微笑。然而，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國民黨的八十七師從瀋陽移師長春時，林彪以四萬人展開突襲，幾乎殲滅了整個師。兩天後，林彪加強武裝，進攻國民黨的新三十八師，後者原是前駐印軍的一部分。這次攻擊受阻，共產黨軍隊損失不下兩千五百人。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納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鎗！」
共產黨軍隊進攻受挫，還真是奇跡。但雙方交鋒後都筋疲力竭，國民黨軍隊更累，因為大屠殺的感覺就已讓人覺得噁心了。敵軍嚴守鐵路要道四平街，執行繁複的戰地計劃。前線部隊想找出彼此的缺點，企圖包抄彼此的側翼，但都不成功。林彪就這樣阻擋我方進攻長達四十天之久。同時，他的人馬進入長春，當時蘇聯已經撤走。周恩來此際在重慶宣稱，共產黨已「厭煩受人擺佈」，可能被迫採取自我防衛。
不守信用已經夠糟，更不可原諒的是蘇聯從旁協助。當時我不相信蘇聯人知道什麼叫光明正大或正派行動。看看斯大林吧：他和希特勒簽互不侵犯條約，也和日本簽互不侵犯條約。納粹入侵波蘭時，蘇聯從後方解決這個國家。日本請他充當調停人，希望得以從對抗盟軍中脫身，他卻利用機會對日本宣戰。憑著雅爾塔協議和對日本的七日戰爭，他在我們的領土上接收理當是我們享有的勝利果實。至於東北，一切似乎必須回到沙皇統治的年代。看看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吧：他運用種種拖延技巧，防止我們進入東北。他控制下的港口我們不能使用。我們大規模的空運必須接受種種限制。我們一接受他的條件，他就撤回他的提議。最後國民黨軍隊在杜聿明將軍的率領下強行推進，他才撤退。但我們進入東北整整延後了半年以上，多麼關鍵的半年！在我們之前被獲准進入的林彪，此時正好嚴陣以待。
我記得我們抵達瀋陽時，首先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是，火車站旁寫在牆上的俄文，筆法粗野唐突，蠢蠢欲動。也許可以說，我們的蘇聯盟軍必須循著指標搭火車，因此倉促離開火車站，離去時太過匆忙，無暇顧及我們的感受或品味。然而，在火車站外面的廣場上，他們還豎立了一個大型紀念碑，慶祝他們對日本的七日戰爭。在方尖碑上是一部紅軍的坦克車，槍口指向天際，提醒我們仍然受其威脅。他們一定預期這個雕像可以擺置好一陣子。
有一天下午，我開車經過城裡的工業區，或者應該說是以前的工業區。不只如報紙所載，工具和機械被蘇聯人搬運一空，而且建築物也難逃一劫。所有的窗戶都被打碎，地上散佈著垃圾和燒焦的木材。從部分焚燬的牆壁，我透過建築的骨架看到了屋頂的橫樑，在沒有屋頂遮蔽的情況下，暴露在瀋陽陰沉沉的天空下；這是個總被入侵者蹂躪的城市。
蘇聯人用貨車運走想要的物品後，還讓他們的佔領區貨幣淹沒整個東北，所發行的軍券面值很少不超過十元。當地人抱怨，紅軍在六個月內所發行的紙幣，比日本人十四年發行的還多。這樣的說法很難確認。不過，我們在當地買東西拿回零錢時，無一例外是蘇聯發行的紅鈔票。
我在鄭將軍前線司令部待了四個月，接收戰地電話的訊息、彙集戰情報告、參加參謀會議、接待外國特派員。有時我到前線去，將彈藥運交給前線部隊。抗日勝利時我以為可以永遠拋諸腦後的每件雜事，現在一一回來，而且未免太快了一些。沒有人問是否有內戰。到達瀋陽時，我們立即發現內戰已經開打，我們早已深陷其中。不必是好戰人士也可以很務實，期待另一個協議會更好是不合理的。在考慮其他因素之前，必須先想到對方有能力把這麼多人送上必死之途，能夠具備這樣的實力，恐怕是不可能停戰的。
這個恐懼不久後得到證實。5月中旬，林彪的作戰軍官王繼芳取得我軍發的無人地帶安全通行令，前來投誠。我在司令部單獨和他對談。共產黨軍隊並沒有採取階級制，軍官是任務取向。不過基於尊敬，我們稱他為「王上校」。從和他的談話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們作戰的資料，不過填補了我們所不知的空間，並證實了之前接獲的報道。他讓我們對局勢有更全盤的瞭解。
這時我們相當困惑於林彪為何下令作戰。王對我解釋，這是因為整個野戰部隊持續成長擴大，林彪稱自己的軍隊是東北民主聯軍，用意在吸收地方上的民兵、武裝部隊及非正規軍隊，核心則是從中國北方調來的老練作戰隊伍。對共產黨軍隊快速擴張的計劃而言，能容納各式各樣軍隊並擁有加以擴充的能力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和我軍進行消耗戰。他們的軍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放棄形式，重視實質。只要能達成任務，有相同力量的戰鬥部隊可以被稱為支隊、團、旅或縱隊，但作戰方式和紀律卻絕對要一致，一定要遵守基本方針，因此要指派核心幹部到步兵班去，以訓練出新的幹部。林彪指揮的是不折不扣的農民軍隊，盡量排除所有的都市影響力。灌輸士兵信念時，基本上是以教義問答的形式來進行。
王對鄉村動員的描述吻合其他來源。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緊接戰場後方的是動員村落的人員。我們的散兵也提到，他們很難躲避敵軍後方的路障，因為全都由村中的少年看守。村民必須供應食物、住處及急救設備。各種後備支持就這樣以自動貢獻的名義，定期而自動地輸送到前線，作戰部隊完全擺脫後勤的負擔重任。有時連長還會獲得食物券，可以就近取得熱食，之後再由戰地工作人員負責補償。「你們所說的大行李（指一團需要攜帶的裝備）和小行李（指一營的裝備），」王一針見血指出：「我們全都沒有。」
我帶著不無敬意的語氣表示驚訝，因為匆促成軍的共產黨軍隊居然守著四平街這麼長的時間，阻止我們於緬甸一戰成名的新一軍進攻。王上校說，其實很容易。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他還告訴我，林彪對新一軍有相當的敬意，他原先預料在他猛烈的攻擊下，新一軍會瓦解。
至於共產黨軍隊如何從蘇聯手中接收日軍的裝備與補給，王說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有一次某部隊遵照指示，前往某兵庫接收武器。蘇聯守衛嚴正告訴他們，倉庫無論如何都不能交給他們。這個部隊困惑之餘，回去稟報上級，高層人士於是進行調查。最後這些官兵奉命再去一次，這回改在晚上去。他們發現蘇聯兵全撤走了，在安靜的黑夜中，整棟房子中成箱成盒的物資全歸他們所有。
王的證詞幾乎就預告了，林彪在東北會成功，國民黨會失利。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就技術上來說，共產黨開啟「勞力密集」的革命，將一切降到農民層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隨者。黨所施加的嚴苛紀律雖然嚴峻不合理，但卻沒有遭到抵抗。我們進入東北時，事實上是在重複日本十年前入侵中國的錯誤。當時日本侵略軍的背後有個健全的國家經濟，這時的國民黨並沒有。1937年時的中國並沒有足夠的武器裝備來迎戰入侵者，這時的林彪有。回顧當時的狀況，我該覺得自己幸運到極點，能夠在1946年6月初體面退場，參加去美國進修的考試。我離開時，正值國民黨短暫勝利的巔峰期。如果命運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在王上校投降前十天，國民黨在東北的「剿匪總司令」杜聿明將軍剛從腎臟手術中復原。他和鄭將軍在火車車廂內會面。鄭將軍擔任他的副手，也是北方前線的指揮官。杜將軍大病初癒，頭戴便帽，腳穿拖鞋。除此之外，他全副軍裝，勳章和肩帶一應俱全。兩人決議，將駐印軍之一的新六軍調到北方前線。人數和軍火的優勢應該會讓林彪遭受決定性的挫敗。也就是說，以近十萬人去對抗六萬人，而且都集中在很小的範圍內。但是，要調度這麼龐大的軍力，不可能逃過敵方的偵測。在國民黨展開預定的進攻之前，林彪一路撤退到哈爾濱，而且十分匆促。我們等了十周，終於進入長春這個偽滿洲國的首都，發現全城完好無缺，電力的供應不曾中斷，街車照常行駛。我在大和飯店好好洗了個澡，彌補數星期以來的風塵僕僕。最興奮的是目睹蔣介石的蒞臨，那天是5月28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蔣介石降落在大房身軍用機場，鎮定自製一如平日，但近距離單獨看他，會發現他在中國人裡算是很高的，不過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他下飛機時，機械性地說：「好，好，好。」他在飛機庫中對聚集的將領進行簡短的精神訓話。他沒有頒發獎章，而是以和他單獨合照的方式來獎勵將領。他坐在副官從飛機上搬來的椅子上，受表揚的軍官站在他身後，稍微靠右邊。官方的攝影師拚命忙了不下十分鐘，他收好相機時，蔣介石也準備搭機離去。他並沒有進入長春市。
一周後我向鄭將軍司令部的同袍道別，展開我的初步行程，接著是一長串漫漫旅程，最後造就今日的我。在其後兩年半之間，所有在司令部的人，包括將軍自己，都歷盡艱辛，直到1948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所有人都被林彪的手下俘虜。我再也不知道王上校的下落。
王是否見風轉舵，這點很難說。他叛逃時，當然希望我們是贏的一方。但是，如同加入林彪抗日軍隊的無數北方年輕人，他是基於愛國心從軍，而局勢也讓他無從選擇。這並非保證他要將餘生投入不感興趣的農民革命。很多觀察家並不知道，王代表中階幹部的尷尬處境，正是內戰初期共產黨所面臨的最大弱點。在他們的領袖人物中，許多都有長征經驗，已經踏上了無法回頭之路。此外，達成不可能任務的挑戰，可以讓他們達成個人的滿足感。但遺憾的是，下層階級毫無選擇餘地。無論斯諾（Snow）或史沫特萊（Smedley）等人如何將他們的自決和解放理想化，殘酷的現實卻是另一回事：看林彪在四平街留下多少四處橫陳的扭曲屍體。這種矛盾的壓力和負擔，全都要由中間階層來承受。由於國民黨沒有能力在鄉村地區對抗共產黨，不要談打贏內戰了，單是想要迫使對手接受議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戰爭初期取得勝利，讓敵軍的中間階層喪膽，從而大舉叛逃，或許可以借此嚴重干擾對方的動員能力。這樣的假設當然不可能只是臆測而已，事實上甚至還付諸實行。共產黨的作戰部隊遭受一些挫敗，但他們設法快速恢復，速度甚至超過以都市為基礎的國民黨軍隊。勢力增長的一方壓力減少，還因此將壓力轉移到勢力消退的一方。
我對王上校的同情，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基於階級根源。不過，我必須說，他和我並沒有要共同防禦的共同經濟利益。他不過比我年長一些。從他說的話中，我推測他應該是屬於富農階級。高中畢業後，他就在日本佔領區內閒晃了一陣子，後來才加入林彪的游擊隊。短短四年，他就當上「作戰科長」（相當於班長）。他很快就能研判我的問題，眼神十分靈活，我相信他很聰明。他也很強悍，提到兩個連長被處決時，口氣上彷彿理當如此，完全沒有同情心。不過，這些特質都還不夠。林彪從來不曾信任他，甚至沒有親切對待身為幕僚人員的他。他不過被視為檔案管理員，老被猜疑，不被信任，這就足以讓他甘冒生命的危險，揮舞安全通行令，到達我方前線。
再綜合其他資料，王的境遇就不令人意外了。林彪必須把各種雜牌軍隊轉變成無敵的作戰機器，而且持續動員剛脫離日本佔領的當地人民，以支援他的作戰部隊，無論這些部隊被稱為團、縱隊或支隊。無論是歷史的大陰謀也好，或是最不尋常的革命運動也好，所有的人員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獷的形式，只有單純和一致才能精確操控大規模的人力。消除城市的影響是不夠的，所施加的紀律還必須能預先防範城市的影響。不只是言談舉止要像貧農，連想法都要像貧農。如果容許產生個人優點、個人身份甚至個人意識，人人可能都會從不同角度來評估當前局勢。不久就會有人問：為何要與蘇聯合作？把毫無武力的數千人送到機關鎗前，道義上是否說得通？等等。在絕對的要求下，去除特權階級比去除特權還重要。要重點處理的是抽像概念，思想控制發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過程，較敏感內省的個人所受的衝擊最大。和沒有特色的農民相比，這些人的特質可以算是階級導向。
推論到這個層次時，我對在國民黨軍隊的資歷幾乎毫無遺憾，雖然我們必然是輸的一方。連王上校這樣的老派人士都選擇拋棄的運動，我更不可能加入。不過，共產黨是龐大而複雜的組織，其中有許多人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有些則是我深深敬佩的對象。和王上校相比，他們的背景顯然是更富有的都市階級，也更為敏感內省。即使事隔多年，離東北戰場也隔了數千里遠，對他們的回憶仍然讓我在思考時產生許多疑惑。
我在安亞堡那段時間的中期時，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從香港轉來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聯絡過。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達對我的「關懷和憂慮」。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數年，美國和中國仍是敵國。田伯伯的訊息婉轉暗示我身為變節者的尷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滿意接受。但由於是在特殊情況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場不難理解。
田伯伯就是劇作家田漢，也就是《抗戰日報》的編輯。1938年我替該報工作時，正是國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漢甚至不曾到過在長沙的辦公室，他把編務工作交給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來、郭沫若任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下的政治部，當時待在武漢三鎮。身為少將的他，訓練組織了許多劇團和戲團，培養舞者、歌手、演員和藝術家，振奮戰時的士氣，成立像聯合服務組織（USO）一樣的勞軍團。他的另一項計劃是在武漢城牆上的大型壁畫，長達數百英尺，內容是描繪中國人民團結抗戰，從長江上遠遠就可以看到。武漢落入日軍手中時，壁畫尚未完成。
我稍早就見過田漢本人。在我從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我才稱他田伯伯。他的兒子田海男是我在軍校時的同班同學。由於這層關係，我去過他們家好幾次。海男和我在十四師下的同一個團，我們也一起去印度及緬甸。但在抗戰勝利後，他卻加入共產黨軍隊。朝鮮戰爭後，他仍在人民解放軍，但我不知官階有多高。他們這個家和共產黨的淵源很深，海男年幼時，周恩來和鄧穎超視他為乾兒子。在蔣介石任命田伯伯為少將前，曾懷疑他是共產黨同路人，把他關了一年多。
田伯伯是我經驗中的奇人之一。從他若干劇作的名稱，如《獲虎之夜》和《南國之春》（譯按：查田漢並無此一劇作），可以看出他的浪漫天性。我想不起世界上有誰比他更不重視金錢。我在昆明時，有一次看到他在床下放了一個陶甕，存放五天份的米。不過飢餓從來不構成任何威脅，如有必要，他可以從中國的天涯旅行到海角，吃住全靠朋友和崇拜者，而且不必去求人家。他每到一個中等規模的城鎮，投宿旅館時，經理和門房就會通知城裡的演藝界，沒多久他就會被種種請求和邀請所淹沒。只要他同意坐下來欣賞表演，製作人和經理就會欣喜若狂，一流的男女演員會來向他致意。緊接著安排豪華的午餐晚宴，外加很多酒來助興。在此同時，他的旅館賬單也被結清了。大多數的崇拜者都和幫會有些關係，因此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安排他的下一段旅程，而且既舒適又便利，把他送到下個城鎮的兄弟手中，展開另一輪歡迎活動，中間不致有任何間斷。這是我親眼所見。
田漢在日本念大學，本來想進海軍，後來沒有實現願望。他和同時期的許多學生一樣，發現中國除了船堅炮利以外，還急需許多其他的事。他轉攻文學是很明智的抉擇，因為非常適合他的性情。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中華書局當編輯，還在上海的一兩所大學裡教書，日子原本可以過得很舒服。但他辭去這些職位，改當南國藝術學院的院長。雖然這個學院被認為出了最好的製作人、導演、劇作家、男女演員，但沒有人知道這學校是如何經營的。據我所知，在一開始，有些電影製作人為了要扶持電影這個剛萌芽的產業，因此拿出一部分資金來。從此以後，這個學校的管理就和田伯伯一家人密不可分。說這個學校是非營利機構未免太輕描淡寫，根本就是故意不賺錢。至於人事，職員和學生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全都像兄弟姊妹一樣，有些友人就住在田家租來的房子裡，而有些朋友的朋友從遙遠的省份來上海找工作，在還沒找到房子前也住進田家。那時田伯伯還是鰥夫，由田伯伯的母親負責周濟一家子食客，也因為如此，她有個很恰當的封號：「中國戲劇界的母親」。
有一篇刊登的文章說：有一次有個劇團碰上嚴重的財務危機，於是請求田漢寫篇作品讓他們演出。田漢一口答應，照例以大吃大喝拉開序曲。劇團為了要讓創作過程不受到干擾，還替他在城裡安靜地段的旅館內安排了一個房間。田伯伯卻叫更多酒，邀請他的一些朋友到房間裡來聊天，到三更半夜還談個沒完。第二天劇團的人過來偷窺，發現這位無從捉摸的劇作家睡得正熟，他們買來的文具原封不動。到傍晚他醒了，叫來更多的酒和食物，繼續和朋友聊天，聊完就睡覺。第三天，劇團的人絕望了。這時劇作家找到靈感，他一躍而起，振筆急書，寫了一整個黃昏，一整個晚上，第二天又繼續寫，一直寫到第三天。那天中午，劇團的人又來了，發現他還是在睡覺。但他們辛苦等了五天的劇作就放在桌上，連最後一景都寫好了。我把這篇文章給田海男看時，問他：「你覺得呢？」
海男露齒一笑：「很像家父的作風。」
我們和日本的戰爭蓄勢待發時，田伯伯放棄電影和劇場，轉而研究傳統的舞台劇，就是西方人知道的「京劇」。事實上，京劇是相當普及的娛樂形式。在中國的每個省會，至少有一個劇場全年上演京劇，每天兩場。任何人都可以去觀賞，只要付二十五分的入場費，穿著涼鞋、拖鞋去都無所謂。這個普及的藝術形式讓田漢得以接觸社會的下層階級。
戰爭還讓劇作家結識無數國民黨將軍。國民黨高階將領有一個共通習性，西方觀察家很少注意到。這些將領必須日理萬機，處理瑣瑣碎碎的煩人小事，在無望的環境下造就全然不受干擾的習慣。這些超脫於日常生活的個性，無論是先天生成或後天的訓練，都很快發展成一種樂天逍遙的性格，相當接近藝術家的狂放，也是詩人非常欣賞的特質。這種特性讓田漢與他們結為朋友，不帶任何政治色彩。他相熟的國民黨將軍不下數十個。事實上，海男和我、我的表弟李承露（後來以國民黨上校的身份在台北退休）和另一位同學朱世吉（我離開東北一年後，他死於對共產黨軍隊的作戰中）之所以在軍校畢業後到十四師，也是因為田伯伯的推薦函。他寫了一封信給師長闕漢騫，闕再要求校方將我們四個分發到他的師。如果校方不肯呢？田伯伯寫了另一封信給教務主任孫元良中將。兩年後，同樣的過程又重演，海男和我得以到印度去。田伯伯和鄭洞國將軍也夠熟，熟到可以要兒子和兒子的朋友一起到他麾下。因為這層層關聯，他有權對我妹妹說關心我的福祉。他一直是我的恩人，而且在我請求下讓我踏上我今日之路。
如果田伯伯的個性可以從朋友中看出來，最明顯的就是張發奎，國民黨少數的一級上將之一。張將軍曾震驚新聞界：在上海之戰時，日軍炮彈已打到他的總部門口，他照樣有辦法睡著。他的副官叫醒他時，他咆哮：「保持警覺，我說過了，每個人都要保持警覺！」他自己警覺了一下，又繼續睡。當時還有一個因素沒有明顯提到：他前方是吳淞江上的日本戰艦，他無法進攻，但在蔣介石命令下，他又不能撤退。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命當賭注，作為手下的模範。在圍城時，田伯伯拜訪他兩次，他們互相把對方灌醉。如果這起事件發生在西方的軍隊裡，一定會引發軍紀的問題。但在中國，卻展現出豪放慷慨，符合傳統文化的規矩。後來田伯伯發表了這篇在日軍轟炸下飲酒的故事，附上一首情感充沛的詩，廣為流傳，深受好評。
在此之前的北伐期間，張發奎的軍隊贏得中國「鐵軍」之稱。據說張對田漢說：「鐵軍？我不知道為何會變成鐵軍。我只有一種部署：讓葉挺當先鋒，賀龍打包抄，黃琪翔為預備隊。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方法！」不過，一個稍有見識的聽者仍然會感覺到，這個簡單的部署計劃之所以能奏效，全都是因為指揮官和張將軍的個性，讓他們能帶著幽默感和一絲淘氣苦撐下去，有時又不免鹵莽躁進。他們有巴頓（Patton）將軍式的迅速直接，卻沒有林彪不可理喻的殘暴，在一個只能以農民為士兵、只能供應他們簡單武器的國家裡，難怪可以輕而易舉贏得全國的民心。
我們向十四師報到的途中會經過柳州。我聽了太多關於田伯伯朋友張發奎的事跡，於是向田伯伯建議：為何不讓我們去拜會他呢？無論就何種標準來看，這個建議都不合常軌。不過，全權負責第四戰區的張發奎將軍，因為朋友田漢的一封介紹信，願意短暫接見我們這三個未經世事的中尉（朱沒有和我們同行）。他個子不高，相當瘦，動作敏捷。不幸的是，一位偉大戰士的魅力，就像劇作中的英雄一樣，需要舞台來烘托，這可不是遠離戰場的一間小平房辦公室所能做到的。張將軍出來見客時毫不做作，當著我們的面揉眼睛，似乎剛從午睡中醒來。他的勤務兵端茶給我們。將軍告訴我們，下級軍官勢必要走許多路，他年輕時，曾走遍中國的西南地區，沒有一個地方不留下他的足跡。除此之外，整個拜會過程平淡無聊。但這次經驗更讓我相信文學界人士的力量及影響力。在大眾心目中，英雄事跡要顯得真實可以理解，前提是必須要有像田漢這樣富有創造能力的藝術家，才能在紙上以浪漫和節奏感重新安排英雄的豐功偉業，最重要的是要有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例如吳淞江上烏雲低垂，強風刮起長江上的波濤，戰旗飄揚，戰馬嘶鳴等等。在聯合陣線時期，郭沫若和田漢在這方面都貢獻良多。可惜國民黨並沒有繼續善用他們的才華。
國共決裂是在1941年，新四軍事件粉碎聯合陣線，雙方關係不堪修復。國共間的戰爭其實在1939年就已開始，當時毛澤東已展開他的擴軍計劃。唯一能有利擴軍的區域是中立區域，夾在日軍有效佔領區和國民黨牢不可破的防線之間。在這塊無主的地帶，充斥著地下反抗軍、地方民兵、土匪、日本撐腰的警察和偽軍，都可以強力吸收轉化成黨派的游擊隊。但是，上述種種勢力，除少數例外，都已被國民黨軍隊視為觸角，他們不是自願的輔助隊，就是用錢收買的雙重間諜。共產黨有系統地加以吸收，造成他們的首領莫名其妙地被處決，有時共產黨更發動突擊，勢必無法避免與國民黨正規軍隊的武裝衝突。有時在短短數天內，所牽涉的作戰兵力達數千人之多。在異族侵略時槍殺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殘暴簡直無法無天。雙方人馬顯然都相信，對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諒，居然如此冷血地發動叛變。在一次事變中，國民黨失去趙侗，他本來受蔣介石指派，擔任河北民軍第一縱隊司令。在軍校時，我們都聽過這些事件，但我對這些沮喪的故事毫無胃口，局勢的發展和我預期的完全相反。我們大多把黨的鬥爭當成惡疾，雖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隨著時間而消失。然而，新四軍事件讓情況更加惡劣。無論共產黨是否有錯，都是受害的一方。鬥爭的規模達到空前，過去所有半遮半掩的衝突全都公開，引起國際間的重視。我們到達重慶時，發現這個戰時的首都滿城風雨，議論紛紛。不可置信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理論上是國民黨一手教出來的，卻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動。（不過，就歷史長期的發展而言，這並非奇怪的現象。無論直接或間接，中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在民國前出生的人來決定，年輕一代只是照著做而已——這趨勢尚未改變。）
郭沬若是20年代中國狂飆運動時期的領袖之一，也是田漢長期的好友，時間可以追溯到兩人都在日本求學時。他們曾一起從事出版業，又一起在聯合陣線。在重慶，他們是隔壁鄰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參加一個晚宴，他發現我們不會喝酒。那時我們都還沒試過，覺得很彆扭。我們穿著國民黨軍服，滴酒不沾。他看著我們，極度輕蔑地說：「來吧，你們這兩位委員長的忠誠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銳的作家，有時他會以嘲諷的語氣說尖酸刻薄的話。不過三年前，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在轟炸中來去》的文章，提到和蔣介石握手後，手掌的餘溫久久未消。
田伯伯對新四軍事件的反應更直截了當。晚報刊出蔣介石對事件的解釋，他把報紙一扔，大叫：「滿嘴的仁義道德，滿手的血腥！」重慶局勢愈來愈不利郭沬若和田漢。諷刺的是，他們仍然領國民黨的薪水，但他們不再擔起任何職責，隨時有特務跟蹤。他們不時會受邀參加政府文工人員舉辦的宴會，不同黨派的人乾杯時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語氣卻嘲諷譏刺。郭選擇留在重慶，部分原因是為了年輕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兒子。但田伯伯在我們離開後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將軍也是他的朋友，這位劇作家就沿著長江順流而下，順道去陳將軍的總部拜訪一下。陳誠給他財務支持和安全通行證，讓他一路通過整個戰區，直到桂林，當時隸屬左派軍閥李濟深管轄。有一段時間南方的這個省會成為避風港，庇護不受重慶歡迎的作家和藝術家。陳誠就是那位贏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國民黨將軍，後來他擔任蔣介石的參謀總長，並在台灣當上「副總統」。在抗日戰爭前，他已經替蔣介石執行「剿匪」的任務，肅清共產黨，在戰後他又再度執行。他也不是唯一保護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後來在東北和林彪作戰但當時擔任衛戍司令的杜聿明將軍，也保護朋友田漢不受騷擾。國民黨高階人物將公職和私誼分開的做法，並沒有受到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為何會有這樣的落差、這樣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這問題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題，雖然我在國民黨內的角色不過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觀者。田伯伯不曾對我們透露他的共產黨黨員身份，但其實也沒有必要，因為即使在內戰開打前他的地位已相當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產黨，他只是常常對我說，到了我這個年齡，在政治上應該已經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覺醒」。但我顯然無視於人民的受苦，對解放運動毫無興趣，一定讓他徹底厭惡我。另外一個意見不同之處在於對蘇聯的看法，對他而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策略，對我卻是國際權力政治中厚顏無恥的自私自利。但是，他還是很容忍我，在我們短暫的相處時間內，他盡全力教我日文，讓我瞭解外語對教育有多重要。更窩心的是，我母親經過桂林時，田伯伯和他母親慇勤款待。許許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確把我當他的家人對待。他告訴我妹妹他關懷擔心我的處境時，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關懷不是發自內心。他沒有小看我的念頭，他並不是郭沫若。
田漢更增加了共產黨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證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嚴於律己的人才能成為共產黨。他受情感的驅策時，有時過於情緒化，無法溝通，但很快會恢復樂天合群的個性，談話中充滿笑聲。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賽該先跑到山頂，結果他贏了，掏出手槍對空鳴槍三聲，宣告他的勝利。他為朋友寫了一首悼亡詩，後來重抄一次，每個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視朋友墳墓的石崖上。這個工程一定花掉他當時所有的積蓄。他縱容自己的衝動和異想天開，很難和他爭論說，自我表達的自由和共產黨並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東北的經驗（包括曾為人民解放軍元帥林彪的所作所為）呢？
我妹妹來信時，郭沫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的院長，田伯伯是中國戲劇作家協會主席。他的作品《關漢卿》搬上舞台，成為藝文界一大盛事。關漢卿活躍於宋元之交的13世紀，據說寫了六十多出劇，但留傳至今的不超過十二出，顯然有部分經過後代作家的修改和重新整理。強烈抗議他那個時代的法庭制度，是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除此之外，關於作者的資料很少，但對於他的機智和社會正義感的評論，散見於其他文獻。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現的主題，以及作者本人背景的模糊，剛好提供20世紀作家絕佳的良機，可以憑自己想像來創造這個人物。這或許可以解釋作品規模為何如此龐大——共十二幕。我雖然沒有看過演出或讀過劇本，但我非常疑心《關漢卿》部分是偽裝的自傳。劇作家田漢就透過這種方式，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尋求自我實現和自我表達的機會。
在密西根大學的遠東圖書館，我會定期每週瀏覽一兩次中文書報雜誌。在50年代末期，報紙儘是百花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新聞，但我偶爾會看到一兩則和我個人有關的消息。有一次我看到范長江這個名字，他已經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我第一個念頭是，范不是科學家。但另一則消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推動一項十二年計劃，要培養許多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如果把兩則消息並列，共產黨黨齡超過二十年的長江，就非常適合擔任協調者的角色。
田漢比我年長二十歲。范長江只比我大九歲，我們約略屬於同一個年齡層。我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們初次見面時，他對我說：「你比我年輕九歲！多嚇人！想想九年內可以完成多少事！」
事實上，他只是想對我表示親切而已。他說這句話時，已是全國知名的記者，根本遠遠超過後面的競爭者。二十年後，我們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我仍然是「永久學生」，靠著打零工勉強繼續念大學。范長江的經歷則包括《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的社長。但在本質上，范長江的故事並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對一個運動犧牲奉獻的故事。我述說這件事時，可以不帶合理化、酸葡萄、自憐或自卑的情結。不過范還是讓我重新檢視自己，有時還產生自我懷疑，最後還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國共間的鬥爭。
范長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范希天。他投稿給《大公報》時，用的是長江這個筆名，也就是西方人稱為揚子江的那條大河。起先這個筆名沒有冠上他的姓，他成名後，人人都叫他范長江，他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但為什麼叫長江呢？我以為和他的交情還算夠，所以就問他這個私人的問題。
「嗯，」他以淡淡的憂鬱口氣說：「我當時剛離開軍隊，生了病，身無分文。有一陣子意氣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沒有人可以幫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傘，還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裡，其實我也不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釣起來吧。」
我懷疑世界上還有誰會在說到自殺時，口氣如此理所當然，而且坦誠直率。那時我才瞭解，他認為新生命從此開始，因為他尋死的地方也帶給他重生。
長江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時，加入陸軍軍校生組成的團體，加入蔣介石的北伐軍。1927年8月1日，在途中發生著名的南昌事件。部分的團宣稱和共產黨有關係，這也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范的部隊剛好也在其中。但國民黨人其後的進攻打敗了他所隸屬的團，他只好被迫逃生。他步行走了好幾個省，沿途乞討為生。我想他企圖自殺時，就是在這個階段。他設法抵達南京，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入學考試。這個學校培養執政黨的公務人員，算是軍校的姊妹校。至此長江步上坦途，只要念完書，就可以確定進入政府機構任職。但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中國卻不抵抗，長江對南京政府很不滿，他脫下制服，搭火車到北京去，尋找能採取行動的機會，結果毫無機會，他於是到北京大學旁聽。這時他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文章吸引了天津《大公報》編輯的注意，從此開啟了他新聞記者的生涯。
他和《大公報》約定好，他視需要到中國的西北省份去旅行，像自由作家一樣自訂行程，自己潤飾文章。這些特稿很快打響了作者的聲名。直到當時為止，很少中國人知道那一大片領域發生了什麼事。年輕的特派員騎著馬旅行，向沿海城市報道，著名的絲綢之路沿線早已殘破不堪；兒童沒有褲子穿，在寒風中發抖；稅負又高又混亂；到處可見鴉片的種植；負債的佃農半年內要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高利率。在長江揭發的沉痛故事中，穿插著詩歌、動人的掌故和個人的冒險，之後集結成書，暢銷全國。《中國的西北角》在第一年就再版七次。
後來發生了一件有利長江的事。共產黨進行長征，讓他隨意漫遊的地區一夜之間成為國際注目焦點。他拜訪負責征討的國民黨將領，鼓勵他們和共產黨將領友善來往。當時在國民黨的指示之下，報章雜誌必須稱共產黨領袖為「毛匪澤東」或「朱匪德」。范在特稿中首次揭露，年輕的國民黨軍官事實上對交戰的敵人懷著很深的尊敬與欣賞，稱他們為徐向前或彭德懷將軍。全國正疲於內戰，急著和日本攤牌，對這些文章反應熱烈，畢竟作者是如此知名的記者，又刊登在如此有影響力的報紙上。范長江和《大公報》對促成聯合陣線的貢獻，當時並沒有被充分認知。特派員也到達他生涯的高點，他專欄中提到的國民黨將領，紛紛在一夕間成為全國的英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范擔任了一陣子的戰地記者。問題在於，國民黨軍隊不斷撤退，有時還損失慘重，很難產生足以振奮人心的新聞。然而范仍然運用中國傑出記者的特權，登出了一篇文章《劉汝明該被槍斃！》。劉汝明是西北軍閥派系中的一位師長，因為提早自前線撤退，嚴重危及其他部隊。這是發生在中國北部的事。蔣介石當時沒有能力處理，他只能處理情節最重大的例子，例如在山東當省主席的軍閥根本斷然拒絕出兵，而必須要靠戰地特派員用民意來審判劉。
我在長沙遇見范時，戰爭已進行第二年，漢口成為日軍的下一個進攻目標。范有個偉大理念：如果所有的報紙從業人員都能團結一致，將戰爭的訊息視為龐大的聖戰，而且人人和他一樣仗義執言，單是報紙就可以對我們的戰地工作產生重大的貢獻。因此從這個想法誕生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這不是新聞公會，不談工作和民生問題，當時也不打算替任何政黨黨綱背書，組織理論上是無黨無派的，愛國心和良知才是組織僅有的兩項目標。所謂學術，就是指聯誼會將散發簡訊，舉辦座談會，提高成員的工作素質，同時提振士氣。長沙分會成立時，無黨無派的我負責整理成員名單。分會選出的會長陳育勝（音譯）是國民黨員。在登記加入會員的三十多人中，多年後我只記得我的室友兼同事廖沫沙是共產黨員。在全國的組織中，會長范長江無黨無派，秘書長陳儂非是共產黨員。我們可算是聯合陣線的一部分。
但我整理完會員名冊後，必須申請退出。應該由別人來接管名冊，因為我即將離開報紙的工作，進入軍校。范長江要我去他在長沙YMCA的房間裡見他，希望說服我放棄軍事生涯。二十年後，回憶仍然很鮮明。這個人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我從圖書館的六樓窗戶往外看，安亞堡的春天來得很晚，大樓間高聳樹木的枝枒間，只有一些黃綠色的花苞，空氣十分潮濕。我翻閱報紙時，似乎看到1938年悶熱夏天的長沙市內任意擴張的黑色屋頂。空間的轉換已壓縮了時間。
范長江很容易激動，乾燥的頭髮略顯凌亂。不論別人提議去附近的麵店吃麵，或是油印一份傳單，他贊成時習慣拍桌子。「好，」他會說：「就這麼辦吧！」那次單獨見我時，他卻只顧說話，沒有用動作來加強他的語氣。不過，他的話仍然又急又快。他多多少少預測我的從軍生涯是失敗。小老弟，不用試了。他是過來人。他曾經親身嘗試過，最後卻是幻滅一場。我不過愛做白日夢，不如他務實。
但話題談到如何對戰地工作有所貢獻時，我們的立場就逆轉了。對他來說，雖然接近神秘卻很合理的是，有一種聽不見的呼喚在吩咐他，這是人人都要聽從的聲音。他替我分析局勢：戰爭的短程結果很明白，日軍會繼續挺進，漢口會淪陷。西安和長沙將成為自由中國的兩大「基地」，一在中國西北，一在中國內陸的南方，兩大戰略中心的命運對戰爭未來的進展將產生重大影響。既然如此，我沒有理由「捨棄」我的「崗位」，這兩大中心之一是我的故鄉，我又已在城裡素負盛名的一家報社中做出一番成果。他希望我繼續留著，同時持續在學會分會的工作。依他的說法，似乎一切都有必然關係，因此我必須肩負人類的命運。
我嚇了一跳，只能採取防衛的立場。我囁嚅著說，進入軍校不是捨棄，而是盡全力付出。但我不能說，如果能從軍隊安全生還，名聲及財富將是成功軍事生涯的合法獎賞。不論是形式、態度、風格、個性、習慣或風俗，都不可以如此毫無羞恥地謀求私利，更不能對只認識幾天的人直言個人的野心。我也不能說，這是我個人的事，我的心意已決，沒有討論的餘地。在此之前，沒有人教我這樣說，我也不曾聽別人對我如此直接坦白。就我當時所知，有教養的中國人絕對不能如此冒昧，不管是開明派、進步派、軍人或革命黨人。此外，我們的地位並不相當。他是名人，我只是大學的輟學生，不過是游手好閒之徒，我無法說他想利用我。我已崇拜了他一陣子。經過二十分鐘的討論後，我更相信他的誠意。否則，其後二十天所發生的事也足以證明，為了推廣學會，他忽略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穩定。其後二十個月所發生的事，更可以證明這一點。我不需要等二十年才能評估我的朋友范長江的為人。
他的好友稱他為「范孩兒」，這絕無貶損之意，因為後來我聽到這個外號時，他的新娘也在場，就是沈譜小姐。雖然范孩兒表面上是范小傻子之意，但說時語氣親密，實際上是指他直截了當，心地單純，而且還多多少少嘲弄他是「大號的嬰兒」。天真事實上是范長江的特質之一，他對同伴始終如一的信心更是難能可貴，更何況他曾經歷及克服過許許多多的挫折艱辛。
不過，我不能否認，他的行事多少有些出於自負。成功已經模糊他的視野，劉汝明事件更加強他的信心。他私下對我透露這件事時，仍掩不住興奮的口吻。他說，文章刊登後，劉將軍大為震撼，甚至願意提供一筆為數不詳的金錢，要求作者在將出版的文集中刪掉這篇文章。范當然加以拒絕，他還宣佈，沒有一個字會被更動。不過，據說他透過劉將軍的特使保證，未來他還會去劉的前線觀察，如果英雄事跡足以彌補過去的錯，他一定不吝讚美推崇。范長江不曾再去劉的前線。但這位戰地特派員從此更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地位。就某一方面來說，他做到了蔣介石做不到的事。
然而，范長江從來不曾想過利用這種權力謀求私利。他並沒有膨脹自我，反而希望能讓自己成為起點，建立全國的自覺心。他希望能藉著學會，團結西方新聞記者所說的「運作的媒體」。這樣就沒有競爭，而且也沒有利益的衝突，因為新聞從業人員、管理階層和讀者全都團結一致，目標在贏得戰爭，我們之間的小小差異可以借友善的對話來排除。這種共同努力還應該繼續維持，延續到抗戰勝利後的重建期。
二十歲時的我，理當是處在最佳時機，來想像他構想中不切實際的樂觀。否則，我應該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但當時我全心想著自己的個人冒險計劃，甚至擔心戰爭很快就結束，以致自己無用武之地。不過，范長江和他那群開明派的記者仍然使我著迷。我們在漢口參加軍校的入學考試時，我常花很多下午待在學會租來做總部的公寓，自願打雜跑腿。我也因此結識學會的秘書長陳儂非。
陳是公認的共產黨，下獄的時期和田漢差不多，他遭受國民黨特務的虐待，以致出獄很久後雙腿還很痛。我稍早在長沙見過他，當時他正要去香港求醫。在他身上，我看到共產黨無名英雄的最佳特質。他總是微笑，對於身體的不適毫無怨言。在辦公室裡，他處理絕大部分的文書工作，讓范長江得以有空參加社交活動，和外界接觸。這種謝絕鎂光燈和頭條新聞的習慣，一輩子跟著他。陳儂非犧牲多年，終於看到他的黨當權，但自始至終他仍然是無名英雄。
在漢口，這個樂天的人再度付出犧牲的代價。他在香港時，在當地報社找到戰地特派員的工作。但由於學會的責任，他到前線的頻率不能符合編輯期望。我們到漢口前不久，他寫信到香港，希望留在漢口，因為武漢三鎮顯然是一個戰區。回信說，他的支薪資格已經終止，但報紙仍會登出他的文章，當成是自由作家的投稿。一星期後，更壞的消息發生在范長江身上，他被《大公報》開除，既無警告，也無解釋。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一定令他震驚不已。「我被《大公報》解雇、掃地出門、開除了！」他大聲宣揚。因此，才不過數天的光景，學會的兩位高階成員失去了戰地特派員的工作，而此時漢口已準備迎戰，每個街角都堆滿了沙包。
多年後，我把所有消息拼湊在一起後，才知道局勢為何非得如此發展不可。
范孩兒的問題和我在軍中的挫折有同樣的源頭，我們都進入了一個很廣闊的地帶，代表上層的是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權威，下層則是農民階級。這個廣大地帶的社會資源很少，無法讓我們據以將理想付諸實現，不論左派或右派都沒什麼差別。就外表來看，中國的報業已經成熟。長沙這個人口只有三十萬的城市，號稱有五家規模完整的報紙，以及我們《抗戰日報》這家半開大的小報。但誰擁有這些報紙呢？無非是前軍閥、政客和國民黨的黨政組織。只有一家規模完整的報紙和我們這家報紙勉強算是獨立的，但我們卻有嚴重的財政問題。
經濟，事實上，左右我們的命運。所有的這些報紙都是「便宜報」，除了少數住家及機關訂報以外，其他報份都是由報童在街上兜售，每份三分錢。即使讀者群重疊，每家報紙也不過只賣出幾千份，營收還不夠支付員工的薪資，也不夠負擔從國外進口的油墨紙張。至於廣告也只局限於網球鞋、手電筒和一堆分類廣告，產生的收入還不足以讓報紙的營運商業化。長沙的市民採買雜貨和民生用品時，還沒有養成參考報紙的習慣。任何遊客只要花上半天時間在城裡的巷弄走上一回，就可以知道原因。這個省會的商業和工業仍然以手工業為主。在一條專賣木梳的街上，店主、師父和學徒全都在店裡，製造和販賣商品全都一手包，個別的消費者和鄉下的小販挨家挨戶討價還價，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生產紙傘和雨鞋的其他行業。也就是說，沿海城市裡製造手電筒和網球鞋的現代產業，對當地經濟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後者基本上以農為主，和外界隔絕。
由於經濟背景使然，長沙的新聞從業人員是少數的一群。頂層的極少數人收入還不錯，其中有些發行人和主要編輯領的還是政府的薪水。在這些人之下，記者和採訪主任所得的敬意不及其職務，薪水也比不上工作的價值。在本質上，所有六家日報的全國新聞來源，都是由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供應，而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外電也是透過中央通訊社取得。每家報社還有自己的新聞管道，從而寫出讓出資者稱心滿意的故事。除此之外，報紙最具「創造力」的部分，恰巧是功能上最不重要的部分：一群穿著長袍的年輕人，其中部分只有最基本的文學技巧，絕大多數是自由作家，盡量把故事賣給愈多家報紙愈好。他們每天穿梭在鴉片窟和妓院之間，不時到政府機關找朋友，看是否能從桌上偷窺到可以刊登的資料。他們最可能屈服於壓力和誘惑，有時還用手中的消息作為勒索的工具。范長江認為，找齊這些素質不一的人，要他們保證遵照我們的榜樣，這樣還不夠，我們應該主動接觸他們，對他們施行再教育。
採取這種做法時，他並沒有預見其他人的反應。他自己的報紙《大公報》之所以能贏得學界認可和商業成功，主要因素是總編輯胡政之（也就是胡霖）精明幹練。1938年夏天，胡到香港指揮香港版的發行，當時上海版才結束，漢口版交給主編張季鸞。兩個人都是軍閥時期的政客——新聞記者，看盡軍閥的起起落落。在政治上，他們屬於政學派，這個精英團體是由在日本念法律和經濟的留學生組成的，偏向老派的國民黨。但他們希望《大公報》能免除黨派的糾葛。他們必須如此，畢竟該報和相關的新聞週刊、通訊社的總報份超過十萬份，而且也相當賺錢。當時香港的營運可賺進廣告收入，內陸版又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大公報》達成中文印刷品從未有過的獨特地位，沒有理由不持續。
過去報社許可范長江寫的一切，因為編輯群正確解讀當時的政治風向，知道大眾要求聯合陣線存在。但此時范長江開始質疑個人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檢視我們的動員能力，他已經遠遠逾越戰地特派員的角色。不說別的，編輯群可不能把編輯定位的工作交給他。范全力推動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更是違反報紙不結黨的政策。范插手所有的事，告訴所有記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等於是重整整個新聞處理的產業。他一定要被剷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寫給張季鸞一封信，就此定案。不過范仍拿到六個月的遣散費，算是財務充裕的《大公報》的慷慨之舉。
回想起來，管理階層的舉動並不令人意外。比較吃驚的是，推動聖戰的記者，本身竟忽略了他行動的廣大內涵。對他來說，合理思考就足以達成重大改革。但他除了名聲和讀者外，並沒有其他的政治資本，而這兩者都是《大公報》給他的。胡政之和張季鸞不再支持他時，他成為沒有喇叭的喇叭手，甚至沒有機會向讀者告別。他已經被發現和共產黨員來往密切，成為黨員只是遲早的事。
但他至少試了兩年當獨立人士。他的財務狀況不容許他成立新報社，他傾其所有成立國新社（全國新聞通訊社），事實上就是賣特稿的通訊社，陳儂非仍然當他的經理。為了符合聯合陣線的精神，他們找來劉尊棋當副社長。劉當時還領中央通訊社的薪水，戰後他在USIS當費正清教授的助理。
國新社在重慶、桂林和香港設辦公室，就像連鎖的公社一樣。范長江等資深記者輔導新進人員，戰地由新成員集體採訪。文章謄寫在複寫紙上，或是用手重抄，賣給各省的報紙及一些海外的中文刊物。幸運的是，在聯合陣線期間，國民黨的國際通訊服務社和中央通訊社產生利益衝突，因此大力支持國新社成為中央通訊社的對手，並且付出頗高的費用。但即使如此，國新社在內陸每個辦公室的成打人員，全都過得艱苦無比。月復一月，他們捲鋪蓋席地而睡，餐餐無肉已成常態，每個月的津貼只夠剪頭髮和買郵票寫信給親友。聯合陣線瓦解時，他們的財源也告終止。各省報紙所付的微薄費用，無法支撐國新社。
此外，在新四軍事件前，國新社就面臨第一宗戰爭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位名叫李亨（音譯）的特派員，被活埋在國民黨廣西地區的衝突區。幹下這起令人髮指惡行的士兵如果指控他是間諜，我一點也不感意外。當時陳儂非前往新四軍佔有的地區。新婚不久的范長江則到香港執行共產黨的任務，和廖沫沙一起替黨報《華商報》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為止。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42年年初，當時我回湖南埋葬父親。他和妻子都已逃離香港，取道桂林前往共產軍地區。
我們這回見面自然不比早年的歡樂氣氛，就某方面來說，我們都喪失了年輕時的純真。這個人之前對聯合陣線的形成有無比的貢獻，現在自己卻捲入黨內的鬥爭。我穿著國民黨軍隊的制服為他送行。我們見面時，雖然我對他保證不想參與內戰，但也只能限於我盡量避開衝突區。如前所述，在東北時，我發現自己涉入內戰，不論喜不喜歡。1946年初，有一天黃昏我運送三卡車彈藥給一二五師。當時走在迎風的路上，在薄暮時分，草木皆兵，敵軍不無可能架設路障突擊我們、從山丘上丟下手榴彈或是展開掃射。我坐在卡車裡，手持衝鋒鎗，差一點就要扣扳機。當時忽然閃過一個怪異的念頭：包圍我們的部隊，可能正在朋友和同班同學的指揮下，要不然就是曾接受他們的訓練和教導。
我當時並不知道，在國共和談時，范長江是周恩來的新聞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滿意在共產黨內的職務嗎？沒有理由不滿。但身為朋友和讀者的我，還是會替他覺得遺憾。在當權政黨中高居顯位，忙著處理文告和傳單的范長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國的西北角》那樣充滿力與美的作品。事實上，在加入共產黨的陣營後，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過，對范孩兒瞭解夠多的我知道，對他來說，文學成就或甚至自我表達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傳遞訊息的工具而已。對他來說，那個訊息就是中國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達成，不論是透過無名的團體努力或署名的個人，其實都沒有差別。無論如何，他的署名是長江，背後的那個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
我多次想到他時，都覺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樣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陳儂非身上。他們都是給予者，不是接受者。每當大我的運動需要集體努力時，他們就立刻去做，很少考慮個人問題。當共產黨員一定是在實踐他們自身的信仰。他們把我當成年輕的小輩和弟弟，對我慷慨大方。我必須謙虛承認，他們遠非我能力所能及。
但為求道德上的毫無瑕疵，一定要當烈士才行嗎？如果我誠心認為，我個人的小小希望絕對不會傷害公眾的利益，又會如何呢？畢竟在十年的國民黨軍旅生涯，我已幾乎身無長物，即使是現在的流亡身份，更是一點都不值得他們羨慕妒忌。如果那些小小的希望對他們並不重要，對我卻很重要，又會如何呢？畢竟這些小希望會影響我的情緒感覺，就像戀愛或發笑一樣無法抵擋。不成，我無法掩飾我和他們之間的歧異。無論他們怎麼想，我很不樂意見到中國自絕於西方的民主體制，只為了隨著蘇聯團團轉。在東北的回憶仍然困擾著我，我認為林彪絕對不可能以德服人。
我愈想到這一點，就愈覺得道德的有無並非劃分兩大敵對政黨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過是因為有兩套道德標準，個人很難從中選擇。每個政黨都有其黑暗面，被該黨本身極盡淡化，以為不過是危機時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敵對陣營卻認定是蓄意的惡毒。總之，這就是內戰前夕的典型心態。
密西根有時會突然變天，有一年4月下了暴風雪，還有一年到5月下旬還飄著雪。生活照例會有一些無法預測的因素，可能帶來一些不便，因此，我們最好能準備好去迎接。當時我白天輪流當著繪圖員和洗碗工，晚上念傑伯·史圖亞特（Jeb Stuart）和約翰·李爾本（John Lilburne）。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待在安亞堡的我，其實正在享受大多數人無法想像的自由。FBI幹員不曾再來找我。我沒有在任何領域內成功，所以也沒有恆產，不過我仍然不做任何承諾。我沒有過去紀錄可辯護。我取得永久居留權後，並沒有申請公民權。在技術上來說，我沒有國家。這種無所依歸的狀態有時讓人覺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態度卻讓我多少能客觀檢視自己的生命，希望這種客觀將來能讓我有資格成為當代中國的史學家。
我逐漸明白，中國的內戰就像17世紀的英國內戰和19世紀的美國內戰一樣，在第一聲槍響出現前，命運就早已決定了。中國的內戰不同於美國，比較像英國，因為在20世紀的前半段，中國受到空前的外國壓力，同時內在的問題是出在社會結構或體質，無法用中庸之道來解決。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總統問過的問題，也是我們捫心自問的問題。就常理來說，蔣介石最在意自己的領袖角色，如果去除黨內貪污反動的勢力，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另一方面，共產黨如果可以置身更高的利益之上，就應該減少自己的極端色彩。第三勢力就可以受邀來「擴大政府的基礎」——借用馬歇爾的話。也就是說，中國大可以在自由派的根基上邁向戰後重建的道路，中國沒有理由做不到。
在提出這個問題後，又隔了數千里的空間和多年的時間，我開始有了解答：中國的現實面落後理論層次的理想面。精確來說，中國並沒有準備好迎接議會制度。顧名思義，自由派必須引進漸進的立法，以擴大公民權，或是讓弱勢者也享有經濟的特權。因此必須要有選民存在，能夠支持這些計劃，並且能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來加以施行。這又必須牽涉到可以測量和協調的數字圖表。只要中國有一點點可能足以發展這樣的機制，內戰就絕對不會發生。當我說到社會因素不足時，我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找到證據。讀者這時一定受夠了落後五碼的唐，但田漢的南國藝術學院和范長江的國新社呢？如果有足以管理的社會關係，為什麼他們得用自己的錢空手創造自己的關係呢？為什麼田伯伯必須放棄現代劇場，轉而接觸幫派和地下組織呢？為什麼懷著民族主義立場的《大公報》要在租界港口和香港殖民地維持財務的基地呢？為什麼所有的省報都是由政客、前軍閥或國民黨自己所操縱呢？為什麼林彪能在軍隊裡順利清除都市的影響力呢？更令人好奇的是，共產黨的逃亡者面臨普天之下的各種選擇時，為何向國民黨將領朋友尋求庇護呢？
說來奇怪，到安亞堡我才初次讀到，列寧有一次形容孫中山「天真如處子」。這故事如果在中國刊登，未免失之唐突無禮。但該評語確切揭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像范長江一樣，相信自己的勸說能力足以填補本質上的組織漏洞。
同樣地，在1957年的一個下雨天，我在密西根的遠東圖書館發現，毛澤東政府的林業部長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羅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員，數年前積極主張國民黨的自由派改革，結果被當成左派。當時民主同盟被視為進步的組織，被美國媒體厚贊為中國的希望。民主同盟名聲大噪，部分原因在於兩名成員的犧牲。這兩名西南聯大的教授由於立場傾向共產黨，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槍殺於昆明。杜魯門因此很激動，認為蔣介石本人應該負責。在一片刺激和混亂中，中國的內戰更被視為道德的競賽。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內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在巴內特博士訪問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後一致的解決之道。原來民主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於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於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瞭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讚美蘇聯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
對於為言論自由已付出慘痛代價的不幸個人，為什麼我還如此忍心苛責呢？原因還是我們在討論歷史的全面真實。如果把羅隆基和聞一多的故事放在適當的歷史角度來看時，我們必須說，他們的鼓吹提供不干預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會得到美國的欣賞，但對中國的奮鬥並沒有太大的貢獻。林彪徵召農民為軍隊，對於那些以同樣方式在東北平原對抗林彪的人來說，這些人的影響是負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為民主聯盟或其他次級團體是內戰之外的選擇，這樣的錯覺必須被消除。他們並不是。同情言論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嚴肅檢驗他們的言論內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間差異弄清楚，我們將無法看清中國內戰殘酷無情的性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內戰。
瞭解這點後，我才能繼續證實，在加入國共爭鬥的人士中，只有少數人視之為有利可圖的良機，或是以自願的熱情投入。令人產生嚴重幻覺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選擇似乎操在我們手中。但大門砰地關上時，個人只能默默接受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數人是由個性和偶然際遇來決定站在哪一邊。在通常的情況下，全然投入後才會產生意識形態的修辭，「主義」永遠可以被操縱和延伸。個人走投無路及面臨控告時，其信念才會加強。共同的主題就是無路可逃。在我所認識的共產黨人中，只有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喜歡戰爭行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戰日報》的辦公室，討論共產黨在江西的初期進展。他描述共產黨如何處決被俘的國民黨師長張輝瓚將軍時，眉飛色舞，臉上浮現滿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還沒碰到不和我們一樣關懷人類的共產黨員。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為例，在政治議題上，他有時非常頑固好鬥。我從軍校畢業後，我們又重逢，話題轉到我在軍校學到什麼。我說，為了要攻陷有壕溝保護的位置，步兵營必須給自己三個小時的時間：步兵班必須克服敵軍輕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兩千碼的距離，而意外情況可能隨時發生，拖延是無法避免的，從敵軍搶來的地點必須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衛，軍隊要休息和補充裝備。如果上述種種作業無法在白天內完成，情況將令人不安。他不為所動。但我談到作戰時太重視程序，好像照著食譜做菜。「太有破壞力了，」沫沙說：「幾千名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居然用多年的時間來學這些東西。「我那一刻就瞭解，他先是個人道主義者，才是革命分子。
我不需要哲樂將軍來提醒我，內戰會拆散家庭。沫沙的岳父熊覲玎先生是《新華日報》的經理部長，也是共產黨員。但他的兒子，也就是沫沙的妻舅熊笑三少將，則效忠國民黨。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時，他統率蔣介石第兩百師的精銳部隊。
個人轉換政黨的例子不計其數。我向十四師報到時，我們的參謀長梁鐵豹上校就曾經是共產黨人士。陳烈中將也是，十四師就隸屬於他率領的五十四軍之下。我到印度時，駐印軍的委員是盛岳少校。他不只是前共產黨員，還是所謂的「二十八名布爾什維克黨人」其中之一。這一小群學生曾在蘇聯受訓，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凝聚核心。
即使是對特務產生僵化印象（讓人想到德國的蓋世太保），也不能道盡所有相關人員的特色。在新四軍事件後，我曾見過一些特務佩服和尊敬他們所監視的共產黨人士。他們知道，這些人都是有個性、有毅力的人物。
將這些因素都納入考量後，我們不禁好奇：為何會如此呢？為何會發生處決囚犯、活埋囚犯、無數的折磨與報復、當街暗殺異議人士、驅使無數的農民兵到機關鎗射程內的野蠻戰術呢？
對於內戰時的滔天大罪，我們可能無法辯解、合理化、補償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就怠忽了歷史學家的職責。歷史學家只能想像，在野蠻殘暴的背後，是下級官吏的恐懼、害怕、憤怒和緊張，他們必須執行或回應勞力密集型態的革命。這是人類社會的徹底重整，是空前的經驗。
不過，就技術層次來看，不難將內戰相關事件解釋為正在成形的歷史。如果去除情感的牽絆，我們可以輕易看出，歷史出現了僵局，而內戰正是突破。一切都已形諸文字，念歷史的學生只要擺脫傳統架構，例如以二十年為小循環，一個朝代為大循環，經濟和法律分開的學科區隔等等。內戰是大熔爐，本質上一定有一些長期因素在背景運作，而這些相衝突的因素並沒有剛好落在我們的學院分工之中。有了這個概念後，我慢慢發展出自己解讀歷史的方法。多年後，我和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合作時，我們開始標示出中國歷史的「技術詮釋」論。
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的問題太過複雜，還涉及太多層面，無法一項一項列舉並比，等待一套綜合的解決方案。通尼（R.H.Tawney）在半世紀前（1932年）綜合許多當代學者的意見，提出這些問題令人困擾的面向。首先，前端的需求非常驚人。人口必須加以控制，必須提倡公眾衛生和大眾教育，以免工業化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製造出一群身心皆病的貧民。在正常的情況下，農業發展將強迫人民儲蓄，成為工業化的財源。但在中國，農業人口本身就面臨很大的壓力。通尼檢視過這個事實：在中國，一塊土地有承租者及擁有者，因此就分成優先權與殿後權。如果一律將承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並不是實際的解決方案，因為忽略了佃農問題的地區差異和內在複雜程度。資金的缺乏更是擾人的問題，農地信用需求只能靠政府資金來紓解，但中國政府沒錢。新興產業必須依賴政府扶持，沒有能力提供多餘的收入去服務腹地。外國人也幫不上忙。替中國著想，並不是外資銀行和製造商的設立前提，這些機構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弱點才成立的。地理問題更使得中國的困境雪上加霜，沿海區域和外國貿易的好處遠大於和遙遠內陸交易。反過來說，現代運輸工具無法及於內陸，原因是無利可圖。無論如何，商業只有利於社會的現代層面，後者也是強勢的一方。商人如果有較充裕的資本，消息較靈通，組織較嚴密，那麼較不開發地區的佃農生產者受害更大。在其他國家，產業勞工的生產力提高，可以拉高農人的工資。在中國，農業勞工的收入微薄，產業勞工的薪水連帶遭殃。經濟欠缺突破，政治又不穩定。總之，這些問題和工業化的努力相關，但反而造成工業化的失敗，甚至完全避開工業化。問題盤根錯節，即使協調呼應的大計劃也無能為力，還沒有一套經濟法則可以適用於所有區域的所有部門。
我在安亞堡學習歷史多年以後，閱讀這些文字時，不再覺得這是一長串抱怨名單。歷史產生了擁塞，長久以來中國一直承受兩套不相容體制的苦果，但又沒有從任何一方得到好處。
基本上來說，中國以土地為主的經濟是帝制時期的產物。至少數百年以來，土地向來切分成小規模，以利自耕農的運作。村民又對親人鄰居買賣、承租及抵押他們的小塊土地，也常常以超高的利率互借土地，並以極低的工資僱用幫手。社會流動性低更使這套機制長盛不衰。在每一個地區，行政主管必須依照當地習俗來認可所有權，否則他無能力也無權威來介入牽涉到大多數人的商業交易。大地主和遙領地主確實存在，但他們是特例，不是常例。由於缺乏投資管道，地產在兩三代後通常會分裂。在帝制時期的中國，內陸貿易依現代標準簡直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以鄉間市集為中心的當地社區長久以來都能自給自足，另一原因是缺乏符合現代法律慣例的法庭制度，無法藉以認可商業法律。朝廷的宣令呼應古老傳統，將政府的功能界定成讓人民免於飢餓。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目標被視為沒有用，甚至不恰當。稅收通常很少，因為是從許多小自耕農身上徵收來的，而且目的也不在提供額外的服務。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沒有貨幣工具，政府不鼓勵管理不到的經濟活動。在很多情況下，政策幾乎等於壓抑國家經濟中較前進的部門，以便和較落後的部門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區域間的不平衡。
在這種情況下，現代西方在經濟推動下產生治國政策，中國卻長期實施類似文化導向的政治形態。中國之所以能維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經濟，主要是享有非競爭的地位。這個體制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和外國的接觸必須小心過濾，以免破壞微妙的平衡。
中國從鴉片戰爭到清朝滅亡期間，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響。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中國文化導向的政體和非競爭性的地位就此注定毀滅。但中國人民和滿清官吏不可能承認全盤皆輸，他們只試圖減少傷害，希望可以把漏洞補滿。必須要到二十年後的另一場羞辱，一些注重軍事的巡撫才提倡「自強運動」。老實說，這只是範圍十分有限的模仿運動。當時認為中國應受到國際法的約束，加強沿海防線，改善特定地區的運輸和交通。除此之外，中國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能觸及。拒絕跨越更大膽的一步固然突顯中國人的保守性格，同時也反映出中國文明適應新環境的技術困難。
其後數十年，槍炮船艦成為自強運動領袖的目標，運動也製造出軍械庫和造船廠。但如果沒有民間產業、相配合的國家經濟、社會習俗、民間管理，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現代化的軍事設施就無法發揮功效。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後果更是明顯，許多地方都出現脫節的現象。1894年中國海軍在黃海敗於日本，完全彰顯出三十年來改革的膚淺。下一批改革者希望將西方化延伸到政府制度，為時已晚。他們的目標定在君主立憲、預算控制、內閣制度和西方式的教育。他們不過宣揚上述企圖而已，但就足以構成對當權者的威脅。光緒皇帝支持改革者時，他簡直是投下反對自己的一票。中國君王的權威來自王位的神秘特質，借此產生官僚本身無法具備的邏輯。在皇帝具約束力的仲裁之下，小自村落的不合理似乎都獲得解決。因為要管理龐大的帝國，又沒有現代科技的協助，才會產生這樣的慣例。但是，如果皇帝放棄這個功能，等於不和官僚協商就自行遜位。難怪光緒的朝臣支持皇太后，結束1898年的這場「百日維新」。反動勢力回撲，皇帝遭到軟禁，動力持續前進，庇護兩年後的義和團之亂。這時大眾才瞭解，王位本身就代表改革者想要去之而後快的所有事物。在這樣的前提下，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離鴉片戰爭結束已經七十年，但正面的改革仍然不多。
對中國來說，民國是軍閥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同義詞。現在回顧起來，一點都不意外。就背景來說，激進的變化幾乎沒有經過妥善計劃。從重新調適到改革到革命，並不是一個階段成功後才進入下個階段。相反地，由於前一個處方沒有效，下一個就必須更強更劇烈，其間沒有吸收衝擊的任何措施。其中沒有過渡之計，因為沒有一個計劃奏效。在大破壞之前，不可能進行任何有秩序的建設。中國在這七十年內所增添的西方元素通常微薄零散，有時甚至彼此衝突。中國宣稱是民國，但一堆村落的組合不能算是國家，社會價值不是法律。自製和互相尊重如果還受到重視，也不能取代經濟。現代國家的功能必須來自熟而生巧的慣例，各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發揮效能，而且要適當維護。宣言並不能取代上述種種組織上的細節。
所謂的「五四運動」是在20世紀初期出現的知識運動。這個運動在1919年受到極大的注意，主要是因為抗議凡爾賽和約所發起的一次示威活動，反對犧牲中國來獎勵日本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發起這次運動的作家、編輯和教師勸告中國的年輕一代，只有政府改革是不夠的，中國社會必須先重整，但在此之前，每個人的思考方式必須要先改變。實際上，五四運動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有指出問題的本質和嚴重程度。五四運動領袖提倡的「科學民主」定義曖昧模糊，有時恰當，有時讓人誤解，完全視處境而定。五四運動讓中國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切反省，但也只影響到一小撮人口而已。五四運動更有自覺地引進西方思潮和制度，在一個上層結構已經崩陷，而下層結構嚴重衰退的國家，最後一刻才大幅接受西方文化，卻同時引發許多的希望和沮喪。五四運動的知識價值被充分認同，但很少人停下來想想，它也引發了全國情緒的宣洩。之前提到的民主聯盟領袖羅隆基和聞一多就是五四運動的大將，兩人從美國回來後，就在新月社一起工作，這個組織希望透過詩歌來表達愛國情操。羅是《北京晨報》的編輯，常在報紙上刊登新月社的作品。這運動也可以視為民初狂飆運動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最具體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動下，無數年輕的男女成為政治活躍分子。中國共產黨成立，舊的國民黨也重新充滿活力。1926年以後，中國的政治舞台屬於這兩大敵對政黨，核心則是武裝部隊。他們兩度結盟，再兩度拆伙，最後終結於四年的內戰。即使如此複雜，整個過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沒有議會制度的情況下，五四運動要求開庭時，雙方進行延長的武裝辯論。
重述歷史至此，我開始領悟，為何我必須在生命中見識如此多的奇人異事，面臨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國政治的最低點，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點。但在無窮危機下的生命也有一個好處：讓我能窺見成形的歷史，據以證實和補充我所閱讀的內容。
在中國，我們提到「軍閥」時，通常覺得不安。出現這個名詞象徵我們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外國有所借口入侵。而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經過一段時日的深刻內省後，我開始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引以為恥。當軍閥的存在有其必要時，用道德的重炮轟擊並非澄清真相的好方法。
就背景因素來說，1911年的革命終結一套過時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這套政治秩序是透過道德勸說和典章儀禮來完成其功能。這些抽像事物被廢除或被擱置不顧，但革命分子什麼都沒得到。西方形態的現代國家靠商業原則運作。我們說「人人都具備不可剝奪的權利」或「每個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時，概念可以被轉成具體事物，從而衍生出一連串連貫的思維，從信仰自由到公民自由到財產權，再到以貨幣控制和稅賦制度來管理公眾事務。無論稱之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之一或只是運作的貨幣經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必須有服務及商品出於自願的可交換性，而且能夠維持民法的運作。否則，公眾事務將缺乏可整體有系統處理的本質，或者，正如我在之前數次提過的，並沒有中間階層可以掌控的足夠社會因素。不幸的是，從1926年到1950年期間的中國正符合後面的描述。
通尼教授出版論中國的書時，我正在念中學。當時非軍系的領袖很少能清楚瞭解鄉村的狀況。後來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兩趟田野調查，由南開大學和金陵大學主持。受過現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難和農業人口交談，魯迅在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中，沉痛而哀傷地刻畫出這種文化的差距。在本質上，以傳統方式管理的土地稅，只能勉強維持傳統型態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為行政的功能不過是維護古代的社會秩序。無論村民享有何種社會正義，都必須受到社會習俗的約束，其中包括服從權威，具體化成簡單的公式就是女性聽從男性的命令，年輕人模仿長者，農民遵照讀書人的指示。整個運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現代。朝廷來的命令一旦瓦解，沒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個人的軍事力量成為唯一選擇，並設法控制和省一樣大規模的領土。這就是軍閥背後的邏輯。
以我的家鄉湖南省為例。名義上來說，1926年蔣介石北伐時，已肅清了湖南的軍閥。但蔣介石的軍隊離開後，湖南省再度成為新軍閥和共產黨勢力的必爭之地，何鍵將軍贏了，後來擔任省主席，一直到抗日戰爭為止。省的武裝部隊有四個師，很巧妙地編列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實際上卻是私人的軍隊，很有自主性。其中一個師長是何鍵的女婿，另一個師不曾離開在湘西的根據地，因為該區的另外一大勢力是賀龍，就是那位替張發奎的鐵軍包抄敵軍的將領。賀龍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的元帥，當時他可以說是「赤色軍閥」。何鍵的私人軍隊財源，部分來自於政府監督的鴉片交易。這位積極進取的省主席甚至雄心勃勃，想打造私人的空軍，從美國購買一些戰鬥機。飛機抵達東海岸時，被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攔截，只放行四架，成為何鍵的空中巡邏單位。湖南有七十六個縣，和省政府之間並沒有常設的中級機構。即使某些縣之間靠現代化的公路和電話相連，但內政也無異於我們所知的明清地方政府。何鍵積極舉發共產黨人士，提倡儒家理念，自始至終盡忠愛國。在他省主席任內，湖南贏得「模範省」之名，和閻錫山的山西省和桂系的廣西並列。
若干西方人稱蔣介石為「另一個軍閥」，雖然是貶抑的說法，但卻沒有完全脫離現實。無可否認的是，蔣介石在長江流域下游維持了「他自己的」地理基地。他的政治資本就是軍隊，他的管理非常個人化。他君臨其他軍閥的方式，就像董事會中持股最多的股東下達企業決策。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也願意承認別人的優點。但對他的批評即使不算錯，仍然不公平，因為稍微不踏實的方法根本不可行，這點還沒有人指出來過。通尼的書出版時，蔣介石號稱已當權了五年。五年後，他動員全中國抵抗日本。這樣看來，他大多數的重要決策是由時間和局勢決定的。和外界的評論者相比，從內部觀察的我們較能看清情勢。但不論蔣介石的言論，或是他的屬下追隨者的言論，都不足以為他的行動辯護。最好的方式是將一切放在歷史的大環境中，就可以從中看出，如果指責他下決定是為了自己的短期私利，這樣的說法並不合邏輯。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看他在1937年如何指揮軍隊抗日。在上海附近，他率領他所能掌控的最好部隊，並且要他們死守。其中部分來自於各省的軍隊，但大部分是外國人所說的「蔣家軍」，就是由黃埔軍官指揮的第一線部隊。軍隊面臨地面、海上及空中轟炸，又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重大損失，無論就人員或無法再補充的裝備而言。史迪威將軍因此引用這件愚行，證明蔣缺乏軍事領導的能力，雖然這也不算錯。這個罪名還跟著蔣很多年，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在這個例子中，蔣的考慮遠超過戰略需要。他必須向西方強權證明，中國決心打一場生死之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犧牲，來鞏固他新接總指揮官的名義及實質。在國民黨半數以上的部隊裡，組成分子屬於軍閥、准軍閥和前軍閥。在此之前，他們只是被動地服從總指揮官，要不是潛藏敵意，就是公開反抗。此外，在1937年，中國並沒有能力和日本作戰。一旦開啟戰事，就必須宣揚一個理念：在困境時，必須拋棄邏輯、精心策劃、甚至自保的念頭，以達成超越傳統的突破方式。成本雖然很高，但蔣介石絕對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這雖然是發表就職演說最昂貴的方式，但訊息仍相當有效。張發奎並不是一個容易吩咐的人，但他仍然毫無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四川幫尤其全力付出，投入第一師師長王銘章將軍的手下。後來王將軍戰死沙場。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能逮捕山東省主席韓復矩，並將以處決，因為戰爭開始數星期後，韓卻仍希望能和日本達成協議，保持中立。
同樣的，在多數西方觀察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評中，雖然有許多事實，卻很少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只會一味指控「貪污和無能」，還通常引為這個議題的最終結論。一旦存了這種想法，學歷史的學生就以為所有的真相盡在掌握之中。他們其實並不瞭解，這項指控只導出組織不足的結果，但組織不足其實是歷史的產物，指控並沒有觸及根本的原因。為何其間的差異如此重要呢？身為歷史學家，無論是對蔣友善、敵視或中立，都需要發掘出他崛起和衰敗的背後因素。至於他多沒效率，之前已明白陳列種種因素，不必再多做解釋。一群依賴村落社區的各省強人組成鬆散的聯盟，其表現絕對無法通過現代工業社會的標準。如果可以，日本就不可能發動侵略。古巴或夏威夷都不曾有能力侵犯美國本土。在國家經濟支撐好社會架構之前，政治組織不可能先發展出運作上的效率。因此，如果極力降低蔣介石不屈不撓的努力抗戰精神，就很容易誤解整段的當代中國歷史。
在50年代末期，我對喀爾文教派的命運預定說很是認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亞堡的第一長老教會。我也大量閱讀馬丁·路德和伊拉斯謨斯之間的辯論，主題是命運預定論和自由意志。我的概念起先很模糊，但後來愈來愈清晰，我開始瞭解到，在動盪不安時，為何宗教教義特別重要。國家或社會進行重組時，個人也會被迫從基礎和基層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時勢所趨。不過，我的宗教信念卻很奇怪，無可避免會糾結著東方哲學。在我流離失所、對自己充滿懷疑時，猶太—基督原罪教義所散發的吸引力，一定大過在其他時期。其實這也相當合理。
我因為連帶關係而成為政治難民。在50年代，我到台灣是很不實際的。我應該認為自己很幸運，當時隨著朱將軍在台北時，沒有被扣留。如果他被逮捕，國民黨高層沒有理由讓我回東京去。既然我被放行，沒有理由不善用機會。另一方面，姑且不論我對共產黨的觀感如何，我也不能回到中國大陸。那裡新頒布處罰「戰犯」的法令，所有曾經待過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情報廳）的人，一律不能保釋。該法顯然是針對戰場上的特務，他們總是宣稱自己屬於二廳，以獲得戰鬥人員的地位。事實上，這些特務都有他們自己的指揮管道。在二廳辦公室的正規官員中，很少有人能知道特務如何運作，更不要說是在外國的聯絡辦事處了。但沒關係，我曾在辦事處服務過，因此理論上曾在該廳待過數個月，從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
我於1964年離開安亞堡時，不可能知道即將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將分裂共產黨，犧牲我朋友的生命：田伯伯（下獄）、范長江（到河南強迫服勞役）和陳儂非（我不知他的下落）。從「文革」中生還，在法庭上控訴「四人幫」罪行的證人中，廖沫沙是我唯一認識的人。但現在說這些都太早。
我一直都很喜歡美國。除了物質上的舒適和便利外，美國生活對我有一種新鮮感。除了光鮮亮麗外，美國還有一種充滿冒險的活潑朝氣，是我無法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對有些美國人而言，中國有另一種形式的多元化，顯然這是異性相吸的原理。）如果中國不發生內戰，我也許仍會找機會去美國一遊。但在情感上，我無法覺得完全自在。就我記憶所及，美國一直是白人的國家，到50年代為止，也別無其他可能。
雖然很安全又生活得相當舒服，我還是對自己的未來並不確定。內戰和相關事件仍然困擾我，有時我從噩夢中驚醒，仍然不停喘氣，想著處決囚犯、烽煙四起、殘垣斷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進聯合陣線的接縫地帶，親眼見到進行中的內戰，而且介入已相當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這樣難道錯了嗎？我放棄了任何運動嗎？但又是哪一個呢？我應該待在東北，最後和鄭將軍的幕僚群一起被俘嗎？我應該站在中國的一邊，和田海男一起參加朝鮮戰爭，以在雷溫烏茲要塞所學和美國同學作戰？我應該一開始就拋棄在軍中發展的念頭，就可以幫范長江製作文告和傳單？老實說，有些選擇太沒有吸引力，讓我想都不敢想。不過，我雖然逃避開想逃避的事，卻覺得寂寞和無所適從。我的生命毫無牽絆、毫無目標，難道我就以這樣奇怪的方式放棄我的人生？難怪在中國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師和同學都認為，我做了錯事。我享有自由，我擁有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擁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過，這卻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沒有影子的人所擁有的自由。
有了命運預定說，一切都很合理。如果該理論被放置於一切的前端，就和宿命論沒有差別。如果個人公開承認人完全不可能做出自由選擇，等於是早就心存失敗者的態度。但如果該理論被放在後部，就可能開啟接近神秘主義和心理學的領域。命運預定說可以維持一個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謙卑。我們必須自己做決定，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下決定時，也會引發一些無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注定好。在生命中，我們似乎遇到無數做決定的機會。但後來再回顧時，每一轉折其實都只有一座橋，選擇縮小到要不要走過去。個人的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來決定，無法由自己全然控制。在印度教—佛教的術語中，這就是「因緣」，也就是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在中國古代稱之為「道」。道家甚至拒絕區別部分與全體兩者的差別。
對我來說，命運預定說很有用，可以在中國當代環境之下維持歷史主義。在外表上來說，1926年到1950年時期的中國似乎有無限的選擇。我們可以留在18世紀；我們也可以直接跳到21世紀。我們可以一直當中國人；我們也可以完全揚棄文化傳承。但一旦我們開始接觸現實，肩負起責任時，所有的美夢和幻影都會消失。這時才會發現，不但選擇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種選擇都已過度使用。為了讓中國能夠在這個時代生存，必須有一套通行的公式。這套公式必須可以適用於北部，也可以適用於南部；可以適用於軍事強人，同時也可以適用於知識分子。雖然不可能請農民來投下同意票，但也不能超過他們的最高容忍限度。這套公式必須能與時俱進，否則絕對承受不住空前的外在壓力。而且，它還必須由遭遇瓶頸的現行機構來發佈。寫到此處，我停下來問自己一個問題：憑我一個大一肄業生和軍校畢業生，為何可以和許多將軍對談，和許多文人來往？即使再自負，我也不能說自己有何特殊優點。事實真相是，在中國，高等教育是稀罕的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到前線去，無論是在武裝部隊或文工單位，更是少之又少。我們在內陸城市旅行或集合時，並沒有太多相關設施。就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可以想像中國領導人面臨的組織缺失及技術困難。
由於有種種限制，可行的行動事實上只減少成兩種，其一是國民黨或說是蔣介石的方式，也就是說，傾全力打造一個上層結構。公開接納所有人的確是其政策，但接納進來後，必須依賴秘密警察來確保內部的安全；其二是共產黨或說是毛澤東的方式，也就是說，重建村落單位，回到基礎和基本的層次，為創造一個一致的下層結構，必須將文化上的粗俗視為美德。首先要宣揚，藝術和哲學必須為大眾服務。隨著運動的逐漸推展，必須更依賴原始性。努力推崇「高貴的野蠻人」的典範時，就必須敵視和都市化有關的任何事。
這兩大運動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術面來說，兩者又必須在時間上重疊。前者不能吸納後者時，就被後者所取代。在過渡時期兩者共存的這種需求，一定是成立聯合陣線的理由。通盤考慮所有的因素後，我們更深信歷史不可抗拒的力量。雖然有許多選擇的幻覺，但對中國而說，終究只有一個問題，一個解答。已經進行一個世紀的延長奮鬥，勢必持續。因此，從頂層的領導者到底層的個人，我們每次認為正在計劃、組織、協調、全力以赴、替運動增添些許原創力、完全根據良知行事時，我們事實上是在重新調整自己的視野，將道德憑借融入可以採取的行動中，這樣可以完整保有自己的人格和個性，同時以清醒的良知扮演歷史中的指定角色。
有了這番認識，我才能繼續提到國民黨的歷史地位，但不需要站在防衛的立場。同時我可以將共產黨完全視為歷史的產物，不需要表示贊同或不贊同。我已經踏上行使歷史家特權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