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歷史觀點在美國麻省的劍橋碰到嚴重考驗。這件事讓我至今仍無法釋懷，不過也讓我堅定意志，決定繼續固守我的立場。和十二年後的今天相比，當時的我還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義。我必須從我的角度來說明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為這是我回憶錄中重要的一章，而且還因為牽涉到與美國研究中國的權威學者意見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當感激他，雖然道出這件事的始末可能會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國時，並不熟悉費正清這個名字。身為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我，接觸的都是學界以外的人。但我成為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學生時，就常常聽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費維愷和余英時教授都是費正清的學生。在此之前，從大學時的指定作業、雜誌文章、書評，透過與教師同學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談話等等方式，我就已瞭解並拜讀過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認真研究中國問題，卻忽略費正清這個開路先鋒，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認，我自己的史觀是建立在費正清打造的大架構上。有時我捫心自問：如果剔除費正清先發展出來的概念，我不確定自己的文章中還剩多少內容。他的劃時代巨著《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過費正清的作品，我才學到將中國國家和社會視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體系。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過時，政府運作比現代西方國家膚淺。中國人民的性格內向又不具競爭性，為了與非中國文化共存，不論對象是以前的蠻夷或是後來的現代殖民強權，中國總是試著建立一個孤立的緩衝區，有時還透過外國人的幫助，如此一來就可以過濾雙方的接觸，減少不安的衝擊。如果沒有哈佛許多學子敬稱的「費公」，我無法想像自己如何發展出一套連貫的中國歷史主題，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國事務時，我也嘗試讓物質生活與當時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織，這無疑也是受到費正清的影響。
我們意見的差異源於一個信念：在判斷外國文化——以中國傳統為例——時，我們必須保留道德判斷，直到充分考量所有的技術層次問題為止。說也奇怪，道德是人類事務的絕對標準，但就歷史層面來看，道德卻既抽像又隨情境而變化。在大歷史中，道德標準如何適用於特定例子，必須視時間和局勢而定。我們雖然厭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來要求歷史人物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也就是說，原則上道德判斷必須在可行性層面之前，但就優先順序而言，又必須置於時空背景之後。
我不曾直接和費正清博士討論這個主題，我和他的意見相左卻導源於此。十二年前我還無法理解其微妙之處，但我卻頑固違背他的期望，當然令他不快，我卻也沒有因此而高興。當時我在他贊助之下撰寫明代政府財政的專書，可以說是以荒謬的制度為研究主題。在撰寫過程中浮現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深入挖掘並思考這套荒謬制度背後的邏輯？或是運用今日的經濟學知識直接抨擊其荒謬？當時還不清楚的是，如果循後者的途徑，我們就會將技術問題轉變成道德問題。中央集權化管理已超越所需的技術支援，這個基本議題暫且不論，我們可能發現無數的明代官員都貪污無能。基本上這雖然不算錯，但特別強調也無助於我們的知識。如果這項發現應用於當代中國，更可能造成嚴重的扭曲。我們將無視於背景因素，看不到中國領導人繼承無法運作的制度，只會指責他們模仿祖先，貪污無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將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是美國外交事務常有意外挫敗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美國外交官事實上並沒有惡意。已故的史迪威將軍在他的日記中透露對中國精神的稱讚。他在戰時目睹，由於情勢所逼，一整連的士兵必須推動一長串的載貨火車。遠遠看去，這個長方形的物體就像有無數只腳的蜈蚣緩緩移動。他說，有這樣的精神，中國一定可以打敗日本。將軍似乎因這個實例而想到，中國必須以人力來彌補技術上的差距。但是，面臨絕境的蔣介石必須犧牲中國最好的軍隊（有些是西方特派員所說的「蔣家軍」），以宣傳這樣的精神，達到贏取西方支持的目的，基本上是以戰略物資的形式來支援。史迪威卻幾乎把蔣視為不道德的人物，更在中國人面前挑戰他的領導權，因此打擊他自己所盛讚的精神。無論是結交朋友或想影響他人，運用這種方式並不可能奏效。
費正清博士並不喜歡別人提到「美國帝國主義」。身為已歸化公民的我，也不太樂意見到這個不名譽的標籤，因為簡直暗示我出於自由意志而選擇壞人的陣營。但痛苦的事實是，在今日的世界，帝國主義一詞卻被開發中國家廣泛使用。開發中國家極力保衛自己國家的權益，其程度超過我們願意承認的地步。如果以污蔑之名加諸他們，這種過度反應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且我們那些在海外不受拘束的機構是否懷有高尚的道德，我們也無法肯定。舉例來說，所謂的自由貿易，就是美國企業可以只付低廉的工資，讓那些未開發國家的頂尖人才淪為買辦階層，或是借電話和電報出清一個國家內主要商品的存貨，因為控股公司在美國擁有賬面資產而有恃無恐。種種可能性導致許多國家抗拒美國的影響，這對我們應該是警訊，要我們不能要求其他國家一味模仿我們，違背他們自己較佳的判斷力，警惕我們不能未經全盤思考就批評他人，即使是過去的歷史也不行。
這些誤解可以透過大歷史輕易解決。必須記住的是，在經濟發展史上，美國是特例，不是典型。在獨立宣言前夕，英屬殖民地的這群人已經採納了母國的法律制度，設法使農業配合剛萌芽的工業和商業（見其後的英國章節）。在其後的歲月，美國擴大其組織能力，將國家經濟的所有部門都置於同樣的貨幣管理之下，並應用到廣大的國土上，其間很少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然而，這並非說美國從此一帆風順，不用經過掙扎奮鬥。在新的共和國體制建立後不久，就爆發謝斯叛亂（Shays's Rebellion）和威士忌叛亂（Whiskey Rebellion），都因稅制而起。強制禁運引爆1812年戰爭，關稅紛爭導致卡虎廢法（Calhoun's Nullification），廢奴和各州權利法（State Rights）將國家精英送上戰場打內戰。所爭論的議題包括錢、種族、銀行、移民法、累進稅制、信用破產、勞工工會、州際貿易、福利和各式各樣的社會立法。不過，也因為有這些爭議，美國才能成為已開發國家，並且是全球最先進的國家。由於進行改革、重新調適及協調，美國經濟鼓勵最先進的部門繼續精進。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未開發，是因為並沒有做好上述或類似的準備，原因不難想見是出於深藏於地理歷史中的因素，以致國家無法採用明顯易見的選擇。如果沒有考慮這些背景因素，直接以美國來比較，等於暗示贏家道德優越，而輸家不理性又笨拙。因此，到海外狂熱促銷美國主義的熱心人士常無功而返，在某些極端例子中，他們反而像是成熟聽眾面前的無知狂童。
雖說如此，但這番話已超越了我與費正清博士的爭議。此處描述的粗心並非他的性格。事實上，他有時也會對無暇深思的同胞發表類似的訴求。此外，就引起爭論的那本書來說，我仍然我行我素，最後書並非由哈佛出版。我在此處添加上一段說明，原因是經過反省及清晰的思考後，我開始瞭解到，十二年前意見不同的內涵遠超過我當時的理解。不安的處境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地位，讓我清楚意識到，20世紀的中國領導者必須面臨技術的困難。這個領悟並沒有讓我喪失信心，反而有助於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因而強化我的樂觀心態，這和費正清博士的充滿希望並不矛盾。
在費正清面前或背後，我常自認是他的門生。即使我不敢猜測我是否達成他的期望，我還是自我安慰：高徒不一定要永遠同意名師的意見。費正清自己就和他的老師蔣廷黻博士相左過，但直到今天他對蔣還是十分敬愛。他的愛徒之一白修德和贊助人哈利·魯斯之間，意見更是分歧得厲害。白修德的回憶錄顯示，兩人之間仍是彼此敬愛。站在我的觀點，卡在我和恩師之間的，是學術圈和部分出版社的習慣。我們都是受害人，有必要予以揭露。
我決定寫一本明代稅制和政府財政的專書，當時是1966年，也就是我和格爾結婚的那一年。以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出書是很合邏輯的延續工作，而且也是相當自然的連鎖反應。我以「明代之漕運」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自然而然累積當時政府後勤作業的資料，寫了一篇文章，收入賀凱編的論文集中，預定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但這不過是討論明代財政運作的起點而已，我的好奇心已經被激發，想去迎接挑戰。關於該主題有許多豐富的資料，但都散置各處，彼此混淆矛盾，其中有大塊領域沒有被研究過，還夾雜許多錯誤的資料，其荒唐誇張之處會讓讀者發笑。除非釐清這團混亂，否則帝制末期的中國仍將繼續陷於臆測與謬誤中。
這時情勢有了新發展：明代完整的官方歷史一般稱之為《明實錄》，當時已從手抄本印製成書，在台北出版，價格相當合理。這是明代朝廷每日的記載，記下重要大事，登錄所達成的重大決定，通常以摘錄的方式收納重要文獻。如果下定決心從頭看到尾，將內容和其他來源的資料相比較，應該可以重建出相當精確的當時情勢。就我而言，以我的準備工夫，應該還可以勾勒出明代的財政運作，寫成一本專書。但這是很重大的決定。我買《明實錄》就花掉我一個月的薪水，全集共計一百三十三冊，外加二十九冊附錄。我花了兩年半時間從頭到尾瀏覽一次，並做筆記。在這段期間內，我得到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六個月的研究經費，另外四個半月則參加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主持的《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研究計劃，讓我繼續接觸《明實錄》。我搬到紐普茲後，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基金會和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所都支付我連續兩年暑假的花費。在學期中，我設法從例行工作中擠出時間來閱讀史料。閱讀《明實錄》的前面部分時，都是在深夜，當時還睡在搖籃的小嬰兒傑夫，每晚吵醒我們。閱讀《明實錄》的後面部分時，是在休京拉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樹下，小兒就在一旁騎腳踏車。
1969年夏天，我們到波士頓。在母校教了三年書的余英時，剛在貝爾蒙（Belmont）買房子。我拜訪他時，帶著我的筆記本和研究資料。我對他說，我對明代政府財政的研究已經到可以出書的階段，而且內容應該不會太差。我是用中文記筆記，但要寫成英文草稿應該不至於太麻煩。但財務的問題浮現了。我請教他，哪裡可以找到支持我計劃的出資機構。他大致看過我的資料後，熱心告訴我，可以在哈佛這裡試試看，東亞研究所會有一些資金贊助我這類的計劃。如果我寫出申請書，他可以送到研究所所長費正清那裡。我於是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的信，信也送到了。但審核還需要一番工夫。費正清博士幾乎當場就同意，但計劃草案還要經過委員會的會議，滿足所有相關科系的要求，並和其他申請計劃一併衡量，以便編入研究所下一年的預算中。當時我很少去想這些事，並不瞭解如此一來，對給予我友善協助和鼓勵的人來說，我一開始就增加他們的困擾。聖誕節前兩周，我收到費正清博士傳來的好消息，我的計劃核准了。1970年2月，他又告訴我，研究所已撥出一萬美元的研究費，涵蓋當年夏天和其後的學期。研究所還提供我研究資源，讓我依計劃寫出專書，並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一切不可能更理想了。
肯特大學事件後，美國校園動盪不安，但1970年夏天的哈佛卻是出奇地風平浪靜，各式各樣的夜間節目和活動照舊進行。哈佛大學最忙碌的地方首推職業介紹處，學生和其他人士來此尋找就業機會，無論是臨時或永久的工作。校園內外我們唯一觀察到的奇怪景像是，一群年輕人把頭髮剃得像某些宗教派別，身穿黃色和白色袍子，手持小鈴發出「輕輕輕」的聲音，站在哈佛廣場向人勸募。大多數路人舔著手上的冰淇淋，顯然很欣賞免費的娛樂，但很少有人贊助這項靈魂拯救計劃。
我們暑假在奧浦蘭路（Upland Road）租房子住，走到劍橋街的辦公室有些遠，但幸好公車很多。我原先以為，我們暫居哈佛會讓格爾生活孤單，讓她懷念起住家附近的年輕家庭主婦每天來串門子。但她卻適應得很好。她希望我寫出專書來，每個人都寫書的。通常在晴天時，她會推著坐在嬰兒車裡的傑夫，一路推到哈佛廣場。她會逛逛附近的小巷子，欣賞丹麥和瑞士設計的商品。有時我們也會在附近的三明治店裡吃午餐。
在我送到研究所的研究計劃中，我已略述明代財政管理的大致情況，描述筆調多少較為活潑。當時我還沒有認真思考應該發展什麼模式或形式，以便呈現詳細的資料給西方讀者看。中國人提到官方的機構組織時，通常會依事件先後順序排列，例如第一年發生什麼事，第二年做了什麼調適等等，重點是在該特定機構的內涵而非其原義。如果提到推動一切的法規時，所謂的基本法規通常表達追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但太過烏托邦，太過簡約，無法等同實際狀況。在閱讀《明實錄》的兩三年中，我完全沉浸於中國文化與文獻的影響，並不擔心超現實自由架構和機械般的精確之間的天壤之別。16世紀明代官僚的心態，有別於當代社會科學家式的歷史學者。因為這點輕忽，我必須賣力彌補。
不過，我的第一章草稿相當不錯。這一章概述和財政管理相關的明代政府機構。我花了6月整整一個月和7月的一部分來寫這一章。中國政府機構總是門面堂皇。我的列舉方式依照組織圖表，保留其邏輯的順序。即使提到機構功能時常常離題，但也都還列於各機構的標題下，敘述縱然有些笨重，但大致上仍不妨礙閱讀。這就好像預告肯塔基賽馬一樣。參賽馬匹可能參加過各式各樣的比賽，有些出了意外，有些可能有奇特的際遇，但敘述者總可以從標桿所在位置一一介紹，就可以完成任務。賽馬場次表就會提供所需的形式。
結果我交出第一章的草稿時，費正清博士相當讚許：「你寫得好，既正確又明瞭。」他將這一部分視為「相當傑出的開場概論」。一切令人滿意。他的耐心讓我印象深刻，我拼錯gazetteer（相當於中國的方志）十次，他就用紅色鉛筆訂正十次。我搞不清楚material（物資）究竟是一般名詞、集合名詞或抽像名詞時，字尾的單複數也就跟著漫無章法，他會指出上下文中的正確用法給我看。在哈佛，他的子弟稱他為費公，大學部學生稱他約翰王。他無疑是亞洲研究領域的權威，但他的作品卻一絲不苟。每件事都要按步驟來，沒有理所當然這回事。至於撰寫博士論文的學生，他鼓勵他們以二十年為研究範圍，處理題材時才比較順手。最好能在較短的時間範圍內交待清楚所有的事件，其成果還可以和其他時期互為參照發明，勝過一開始野心勃勃，選擇很大的範圍，結果卻漏洞百出。這個方法暗示，大歷史一定要架構於小歷史之上。
但是我開始進行第二章時，糟了，我發現自己不但無法遵照他的指示，而且素材也沒辦法轉成我希望的形式。起初我想討論整個明代的財政運作，但在費正清博士的建議之下，我把期間縮短到16世紀。不過縮小範圍卻毫無幫助。我想討論的機構常常分分合合。我似乎迷失在寬廣的布拉馬普特拉河（The Brakmaputra River），無數的沙洲和水道縱橫交錯，卻無法形成明確的模式。我從局部著手時，描述頓時變得含糊籠統；我轉而以編年方式呈現史實時，結果也看不出清楚的邏輯。7月一天一天過去，我開始慌張，我的進度已經落後。我自問，我在這個主題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難道就無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來描述稅制嗎？我可不能去責怪文化或語言。我一定要把問題看成實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蓋頂，用腳踢，如果還不成，就用牙齒去咬。我一定要想清楚。如果我可以用中文表達出來，一定就可以翻譯成英文，即使是逐字翻譯也要做成，一開始也可以忽略句型文法，甚至拼字。這勢必是一場肉搏戰。
《明實錄》中有一組年度的財政資料。應收物品包括穀物、紙鈔、白銀、鹽等十來項東西，並沒有符合一致的財政標準。有時出現重複登記，有些項目以原始形式登記了一次，換算成其他項目後又登記一次。有些項目列入應收款項，有些事實上是登記成倉庫存貨。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到，這組資料可以當成一個起點，演繹成符合社會科學家胃口的成果，這組資料應該可以用圖表來呈現。我因此接連兩天不進辦公室。我在房東太太的書房中找到一把比例尺，手邊沒有劃好方格的現成紙張，於是花了幾個小時的工夫，就著筆記本上的虛線劃出更多直線。我打算用圖表顯示：明代的政府財政非常奇怪，雖然缺乏整體的系統，但低層的地方會計用各種方式動手腳，讓整體看起來很有秩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官方的馬匹。明代開國時，政府從大草原和外國收集了一些馬匹。在滿足軍隊的需求後，剩餘的馬匹就用來繁殖。約四萬匹種馬轉包給一般民家飼養，養馬的人家可以不用繳稅，但必須養好馬匹，有病時請獸醫，負責馬匹的生育，不能動用政府的錢。不久後的15世紀初期，官方「統計數字」顯示，這一類別下的馬匹數量已達數百萬之譜。具體畫在紙上時，每年的數量曲線幾成直線，有一飛沖天之勢，顯示原始的資料並不是來自於一匹一匹地清點，而是從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進而來。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這番邏輯上的推理卻可以從許多其他的輔佐資料得到證實。首先，朝廷的檢查人員每三年才會到鄉間一趟，去檢查和烙印官方馬匹，因此每年的數目不可能得自於他們的報告。其次，中國當時的鄉村經濟不可能支撐如此龐大的馬匹數目，而且全集中在北方的一小塊區域內。到了一百五十年後的16世紀末期，政府決定把這些種馬的價值換算成現金，結果發現馬匹數量大概在十萬匹左右，根本不是數百萬。我們從這次事件中學到，在帝制中國的末期，一個重要的財政政策居然可以衍生自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不必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政策的實施全賴政府當局往下施壓，因為官僚體制和一般大眾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繫，無法確保實施一套更上軌道的稅制。
我用類似的方法處理同一組會計資料中的其他項目，我無法找出更好的形式。我必須依照明代官僚技術上的竄改方式，才能解釋他們所謂「統計」的本質。我也必須引用間接證據來證實我的立論。我匆忙把這番研究修飾成第二章，三天後送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這真是個嚴重錯誤。
稿件退回時，顯然費正清剛開始的熱切完全不見了。「我已經無法再給你任何有用的建議。」在他辦公室外燈光昏暗的走道上，我看著摘要，心中充滿深沉的失敗感。他在評語末尾表示，他下一件要做的事是把我所有的草稿送到「該領域的專家」，應該是位經濟學家，讓他進行公正的評估，也許還能提供專業的建議。如果費正清對我的方法表示失望，這個專家的批評則和屠殺相去不遠。他先說，任何像我這樣大範圍的研究計劃，都應該建立在紮實的數字上，必須從人口和土地數據開始。我的草稿甚至還差得很遠，無法讓讀者產生信心。即使是費正清認可的第一章都寫錯了：黃零星地發表意見，但不曾建立任何踏實的結論。專家有何建議？黃可以大幅縮小研究範圍，或是翻譯綜合日本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不無貢獻。總之，他不應該再進行任何明代財政的量化研究。我覺得我好像被當掉大二的基礎課程。
但是，我檢查自己的草稿時，必須承認讀起來不太容易，也不自在。文章不再像賽馬場次表，反而像橋牌專欄。事實上，亞倫·垂斯科特（Alan Truscott）就像替我捉刀的人。桌上已經有這麼多張方塊，因此，坐在西邊的玩家手中的黑牌就不能超過五張。如果叫牌的人吃掉黑桃，積分還會增加。另一方面，為了要讓十二出場，他一定要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不過如果這回不成功，再三輪就可以大賺回來，因為東西家可能聯手勉強滿貫一次。每一個動作都牽連下個動作，但給讀者的資料少得很，如果讀者毫無基礎知識，一定迷失在比賽的邏輯之中。總之，這就是漏洞百出的大範圍作品。
我想這時和費正清博士談談可能有好處。我應該和他好好長談一番，把我的困難告訴他，向他解釋我想達成的目標。我想說服他，我想做的事其實做得到。一切已經在我腦海中，話都已經到舌尖了。如果可以用合乎邏輯的方式清楚寫出，來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就好了！但費公不在，他週末到新罕布夏去了。他希望我能寫出自己的想法。這不是好的替代方式，因為我已經試過卻無法成功。
除了我自己以外，我還能怪誰呢？費正清博士花在我身上的時間已經夠久了，還有一些急迫的事等待他去處理。他的桌上堆著研究生和其他學者的文稿，總共有多少份？我算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份。那年夏天他還要準備出版《美國與中國》的第三版，一次修訂一兩頁。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告訴我，我匆匆忙忙抓了太多資料，應該縮小我的研究範圍。他不是早就說過了嗎？我當時並不知道，研究所處理我的研究計劃時，甚至還不是經過他的直接管轄，所有相關領域或部門都要照顧到。
無論如何，我獨自面對自己的苦惱。那個週末格爾帶著傑夫開車去紐約。她的父母從田納西一路開車過來玩。她希望他們先在紐普茲休息一下，再到劍橋，逛逛哈佛大學和波士頓。我被單獨留下來，心情低落。我痛恨自己製造出的問題，萬分沮喪的我捶著桌子，但也於事無補。我很擔憂。我要寫明代財政管理專書的消息已經傳開，目前已進退維谷。我回到奧浦蘭路的房子。為了讓主臥室有乾淨的床單給岳父母用，我睡在房東太太兒子的小床上。我從各個地方發現他的名字叫艾列克斯，他有一架模型飛機，從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垂下來，是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噴火式機種。我也參加了二次大戰，在軍中待得太久，讓我在專業上落後這麼多。我一定是在錯誤的時刻選錯地方寫錯書。我的自信第一次無影無蹤，害怕自己永遠完成不了預定的計劃。
第二天，又是很熱的一天。又一天溜走了。為了打破失敗感、挫折感和自怨自艾，我一定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我找不到解決之道。一剎那間我好希望自己和內人兒子回紐普茲住一星期。但我也知道自己沒有時間，已經是8月中旬了，我的進度落後。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走到哈佛廣場，帶回週日版的《波士頓環球報》和《紐約時報》，無意識地翻著報紙，記不起來自己看了什麼。最後所有報紙散置在餐桌、椅子和地板上，蓋住一杯牛奶，還形成路障。我到處找有用的事做，於是拿著髒衣服和一罐洗衣劑，但洗衣機就是不肯動。（後來發現：我按錯鍵，也找不到把手。）我還要喂房東太太的貓，它餓得一直對我喵喵叫，極為惱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貓食罐頭。最後在廚房水槽下面找到罐頭後，又看不到開罐器了。（電動開罐器就在我正前方，固定在牆上，和視線同高度。）對一個心煩意亂的人來說，整個世界似乎就要分崩離析，或說一切都聯合來謀害他。
下午並沒有轉涼，但屋內也沒有比戶外舒服。我決定出去走走，去哪裡？哈佛廣場。否則還能去哪裡？廣場上的行人少多了。我還是不斷想著明代的財政管理，我知道得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少。自己研究這個主題已經很多年，發表過數篇文章，可是眼前卻無法將腦海中的想法具體化，寫成可以一讀的文稿。然而，文稿和一本專書正是我必須製造出來的產物。我已經拿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一萬美元研究費，一本專書是我的保證，我的承諾，我的榮譽和我的生存方式。
我不想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裡，於是繼續走向查理河，從波林士頓街（Boylston Street）轉入宿舍間的小巷，一直走到紀念馳道（Memorial Drive）。河上吹來一陣涼風，卻不能吹走心中的郁思。我一直走，看著車子從旁呼嘯而過，就穿越馬路，繼續往下走。等我走到陳家餐館（Joyce Chan's）時早已筋疲力竭，餓倒是不餓，只是渴極了。我穿過停車場，走進餐廳，通過擺設黃包車的走道。引我入座的老闆娘有些困惑。在河畔這麼高級的餐廳中，她一定很少看到單獨用餐的客人。
我眼前放著菜單，無法決定要點什麼。我輪番灌冰水又喝熱茶，熱汗很快就浮現在額頭上，一路流到脖子。我忽然感受到室內冷氣的一陣冰涼，但多多少少讓我暫時忘卻明代的財政。
在8月下旬，我終於找到費正清博士，在他進餐廳前攔住他。我必須請他幫我一個大忙，因此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我們在奧浦蘭路的租屋再十天就要到期，但在劍橋找不到可以只住到年底的房子。我們四處詢問，但每間房或公寓都至少要租一整年。同時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在紐普茲的雙層樓公寓，如果我們搬走，冬天要回學校教書時就會很麻煩。東亞研究所可以讓我帶一部分的工作到紐普茲完成嗎？依我的計劃，我可以每個月開車到劍橋，在汽車旅館住兩星期，使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並和研究所保持接觸。紐普茲離劍橋兩百二十英里，車程約四小時。
費正清靜靜看了我幾秒鐘。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襯衫上，這是一雙苦讀無數書頁而備受折磨的眼睛。不過，和他發自喉嚨深處的男中音一樣，他的柔和眼神傳達了他性格溫和、不與人爭的神態。他的和平主義是否來自於他常被侮辱，有時甚至是被才幹低於他的人所欺負？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覺得，他為人敏感體貼，對同事忠實，一定會和他必須做的團體決策不時產生衝突。樹大招風，他的公職生涯一定讓他愈來愈謹言慎行。我的請求也會影響到他身為研究所所長的官方職責，而所裡聚集各式各樣的人物，絕對不是容易管理的單位。這無疑是他沉思片刻的緣由，不過他很快就決定順應我的心願。我提出要在家裡做大部分的工作，他的回應是：「相當合理。」他又說：「你寫封信來，告訴我你想做的事。」兩天後我接到他的回信：「我收到你8月31日的信。你提到要花一半的時間在家裡，以加快工作的進度，我看不出反對的必要。此事當然不合常例，但我不確定有無禁令。無論如何，我們很願意幫你創造最好的工作環境，很樂意體恤你的處境。」
結果我並沒有完全兌現書面的保證，9月我回到劍橋，待了十天。之後我去的頻率減少，待的天數也縮短。似乎沒有人在乎。我在家工作成果更令人滿意，更不用說省了汽車旅館的開支。不過我在9月、10月、11月及12月都到劍橋一趟，每次都送一章草稿的影本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最後兩章是在新年後郵寄給他的。也就是說，我每個月都完成一章，連續五個月不間斷。
我突然文思泉湧，絕非因為紐普茲地靈人傑。在9月第一周，格爾的父母來劍橋看我們時，我就已經克服我的失敗感和挫折感。整體來說，我並沒有離題太遠。明代的財政管理不只是早於現代西方的政治經濟科學，而且還帶有特定的神秘特質，很難呈現給西方讀者。中國農業官僚制度衍生出一套管理的藝術，受不了的人常予以道德譴責，但其技術問題還沒有得到全面的探討。我的確遭遇重大的難題。
新的起點必須源自以下的瞭解：明代官吏進行管理時，欠缺所需的重要統計數字。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資料和人口數據，不過是粗略的估計。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數據處理能力，中國其後四百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伺。這些都只能在邏輯上理解。讓我舉個假設性的例子：
假設美國必須在類似的情況下向人民徵收土地稅。首先整個領土必須置於單一的管理之下，紐普茲、紐約和劍橋的市長都由華盛頓的中央政府同時任命。市長不是律師或會計師，而是散文家和詩人。由於他們熟悉柏拉圖和莎士比亞，所以彼此才時相往來。共同的文化背景讓他們在封建社會中擔任政府所有的職務，而且職務可以彼此互換。市長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沒有人可以成為所管轄地區的專家。此外，區域的人口多達二十五萬人，大多不識字。而且，從劍橋遞送公文到紐普茲，需要花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可以想像，即使可以確定美國的總人數和總耕地面積，和賦稅管理也毫不相干。就技術上來說，管理絕對不可能發展出相配合的精確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掌握情勢的唯一方法就是從智識的建構開始：宇宙是個單一的整體，公正貫穿其間。一切都處於平衡狀態，一切都在天子的掌握中。有了智識上的共識，就可以設定通行全國的稅制標準，但無可避免要從工整的數學程序開始，不考慮任何外在因素。必須先有等號，才有數字；先考慮形式，才想到實質。中國統治者過去宣佈各式各樣的財政法規，將土地劃成正方形，以完整的耕地面積進行分配，村落中的戶數剛好為一百戶，全都如出一轍。政府根據事先擬定的區域配額來制定法律，如果情況允許就可以執行，法規無法執行時，就准許例外或法外施恩。整套方法可以說是「趨近觀念」。
從現代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沒有必要將道德和實際混為一談，關鍵在於：這樣的體制效率低到令人難以忍受。當法律從上往下施壓，而不是由下而上自願配合時，其運作很難避免壓制色彩。然而，如果認為官吏宣導的慈善與好意全都是騙人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組織上來說，只有他們能制衡自己。他們的自製和互敬程度不一，顯示農業官僚體系的雙重性格。在這種情形下，稅制不只是經濟制度，也是文化制度。
至於費正清教授推薦的專家，他所提倡的數字上管理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數字上管理也比中國的明代晚得多，其完全發展也不過是晚近的事。情況可以說明如下：在現代萌芽期的貨幣管理之下，商業交易逐漸多邊化。如果連一頭騾子都必須向鄰居徵用，你的磨坊的運作就可能受影響，連帶波及到其他村落的食物處理過程。因此，公平成為人人關注的議題。在公眾的強制下，所有的商業交易都必須置於法律的管轄之下。制度一旦成熟，政府運作可以依靠民間的商業交易，或是與之並行不悖，最後終究接受商業慣例所服膺的法律程序。所有電路全線通行，一切放諸四海而皆准。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稽核才可行。這個趨勢持續擴大時，即使是逃稅和私下的不法交易都可以從銀行賬戶中偵測出來。但上述一切都需要數十年、數百年的時間來發展，必須始於保護財產權，確定分工的模式，其間經歷無數的智識與社會的再調適。在20世紀的中國鄉村社區內，商業仍是雙向往來，更不用提16世紀了。在澄清我的研究主題前，如果貿然將現代社會科學套用到主題上，我的角色將從財政史學家轉變成財政改革者。
如此一來我的問題已經確立。手上還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資料，我認為對詮釋中國現代史相當重要，不想予以增添或刪減。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所呈現的不過是一堆混亂，如何說服其他人，甚至是我自己：這些資料值得一提？
住在奧浦蘭路的最後一星期中，我大幅重整我的思路。我幫格爾打包，減少去辦公室的時間，還經常陷於沉思。我不確定新的念頭何時出現，但一個新的起點已經成形。
嚴格來說，我們現在所謂的政府財政，在明代並沒有對等的組織。當時只有「文化財政」，可以加以扭曲、翻轉、縮減及操縱，以達成政府經濟直轄領域之外的特定目的。只要不捨棄制度的基本特色，就不需要精確管理。因此，歷史雖然充滿例外和修正，但不曾真正徹底重整，看起來就像是一連串依年代先後排列的事件。我努力把素材擠進符合學術出版規範的模式時，零零星星的資料拒絕被擠入架構中，我也無法完全掌控。現在我必須一開始就接受它是有機體，功能必須先於解剖。我應該要讀者先看到行動，再閱讀技術上的細節。導論中應該放入一個特定的案例，稍後再解釋術語。部分結語必須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終結。敘述和分析之間沒有嚴格的劃分，行文可以夾敘夾議。我試過幾回。如果第一次談得不夠多，應該毫不猶豫再說一次。總之，這是借用新聞報道的技巧來寫制度史。
新方法奏效，我似乎已打破僵局。一旦克服笨拙的感覺，整理紊亂的線頭顯得容易多了。過去數年來我寫下成堆的筆記，累積的素材足以驅使我繼續寫下去。
我很清楚，我和費正清博士推薦的專家之間，仍存在尚未解決的歧見。我對格爾說：「我們先把草稿寫出來再說。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自成一格，費正清會原諒我帶給他的所有困擾。如果我寫不出來，所有的爭執會顯得糟上十倍。」9月，研究所轉給我該專家的另一封評論信，他繼續把我的作品說得一無是處。費正清在附函中表示，他充當批評家和我之間的調停者，或像是很有耐心的主管，希望兩個愛吵架的下屬可以彼此相讓。我必須挪出時間回信，替我的立場辯護。幸運的是，我從此再也沒有收到這位評論人的消息了。
從這時起，工作速度成為最重要的考量。為了每個月能寫出一章，我忙著構思、打字、修訂、自行編輯，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每週工作七天。我不看電影，不出遊，不外食，每天輪流以咖啡和中國茶來提神，午餐和晚餐都是由格爾親手送達。幾個月下來，她完全沒有辦法使用餐桌，因為已經變成我的工作台，放置打字機、索引卡、成堆的書和紙張。我沒有時間和傑夫玩。他坐立難安時，格爾就帶他出去，省得我分心。真好，當時每加侖汽油只要三十五美分。她常去鄰近的購物中心，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觸，我們盡量遠離紐普茲市中心。除了我們的隔壁鄰居以外，我們認識的人大多以為我們還在劍橋。我延後所有的例行活動，甚至包括看牙和理發在內。我的工作服是睡衣外罩浴袍，夜深和衣而睡，累到懶得脫下來。日子總是過得很快。早上我開始打字時，很怕驚動鄰居。不知不覺間，字紙簍已有三、四頁不要的紙，斜陽已照到庭院，附近的兒童放學回家，嬉鬧之聲不絕於耳。
從那時起，我開始替費正清博士不安。我造成他的困擾，是否我也有錯呢？當然，他對我向來大方仁慈。在我到劍橋前，嚴重低估這項計劃的工作量。根據西方社會科學學者的慣例，零星的資料必須先整理成單篇文章，發表在學術刊物上。例如，我對官方馬匹的研究就可以擴大成這樣的文章。如果附帶圖表和許多註釋，也許還可以算是井然有序的歷史題目，符合學術架構。寫出六篇這類的文章後，我也許可以發表成一篇專論。在沒有出版數本書之前，不應該嘗試一般題材的學術論文。有時一位教授生平著作不過總結於一本選集，也就是針對一個特定題目而發表的短篇文章和論文。想在一本書內涵蓋明代賦稅及政府財政的所有層面，我一定跳過了許多步驟。
在中國的研究領域中，漢學和中國歷史學者之間還有一層默契。由於在中國出生和受教育的學者理應熟悉古文，應該可以處理文字上的細節。一般相信，最後的綜合分析應該由更瞭解西方文化的學者來處理比較有優勢。這個背景的差異足以說明為何將這領域一分為二。美國學者更重視他們的專業分科，經濟歷史學家絕不應該談法律學，在研究中國官僚已小有進展的學者也不應該貿然踏入經濟的領域，讓我們尊重彼此的專長。推到極致，水管工人就不應該去拉扯電線開關。在我閉關苦讀的前些年裡，我一定忽略了學術圈中的一些基本規則。
然而，我冒著不知謙虛或鹵莽躁進的惡名，決定堅守崗位。如果我低估計劃工作量算是犯了錯，彌補錯誤的最簡單方法就是繼續前進，不是向後撤退。把漢學當成翻譯局，讓別人來寫歷史的做法，我可從來不相信。在語言文化如此舉足輕重的領域，一開始根本就不應該讓語言不夠格的人進來當權威。我也不相信大歷史應該衍生自小歷史，研究一個機構的機能時，整體是否由拆散的部分相加而成，非常令人懷疑。我之所以投入明代賦稅與政府財政的主題，不消說還心懷使命感。研究發現已經讓我得知，中國為何無法適應現代。這些解釋還可以讓我大大解除照本宣科的乏味，讓我可以告訴學生，為什麼孫中山錯了，蔣介石錯了，毛澤東也錯了。在這方面我已記錄我的想法，寫成數封信給費正清博士。因此所有的主張都繫乎我的能力：我必須加以充實完備，寫成可以出版的文稿。
然而，每個月寫一章仍然是相當費力的事。到1970年底為止，格爾和我都不得閒。我如果沒有在工作，也是四處奔波。只要完成一章，我就外出影印。我一得空便直奔哈佛，第一趟行程是在9月，為節省時間，我從普吉西搭飛機去。我住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費用比汽車旅館划算。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我請格爾開車載我到奧本尼，在赫遜河畔的倫斯勒（Rensselaer）搭火車到波士頓，再換地鐵到哈佛廣場。在劍橋，沒有人問我關於研究計劃的事。我11月到劍橋時，費正清博士還邀請我去他在溫索普街（Winthrop Street）的家中參加晚間聚會。不過這純粹是社交場合，我在會上告訴他，我曾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待了幾年。沒有會議時，我通常到研究所去卸下草稿影本，到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借書，在劍橋再住上兩三天，然後就提著袋子衝到哈佛廣場的地鐵站。回程時我已經在想著下一章的內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12月那一次的哈佛行，我開車載家人同行。我的那一章草稿前一晚才完成，也就是12月22日星期二。我仍然很擔心，自己已經一整個月沒去哈佛，因此急著在聖誕假期前送過去，讓自己及時出現，如果有人問起，也可以對東亞研究所有所交待。但是12月23日這一天，我花太多時間在草稿上做最後修訂，影印及編排也花不少時間，等到要出發時，已經過了中午。我們到紐約高速公路波克夏（Berkshire）這一段時，早已是下午三四點。鄰近田野的天空忽然完全看不見，大風雪瞬間驟降，等我們發現時，已經困守車內。我把方向盤緊緊握在胸前，腳趾輕踏離合器，一心只想著如何不使汽車翻覆，可能沒想到要努力前進。在擋風玻璃前的漫天風雪間，我只看到前車的尾燈，兩車相距不超過二十英尺。高速公路的左線車道並沒有車子行駛，沒多久就形成雪坡。氣氛緊張，傑夫也學格爾不發一言。我們慢慢前進，車子偶爾還會打滑，時速不超過二十英里。在麻省公路上終於看到第一輛鏟雪車。這是我生平最艱辛的開車經驗，奮鬥了兩個半小時後，我很高興終於可以在路邊的一家霍華強森（Howard Johnson）餐館休息。意外的是，餐桌旁空無一人，其他的駕駛人都排隊等著打電話。輪到講電話的人則告訴親友，會遲到五個小時、六個小時或是八個小時。
經過充分的休息後，我們決定繼續往前開，這個時候再折回去已經沒有意義，反正都已經穿過山區。但我們後來發現，在麻省平地失控的車輛，多於在紐約山區地帶。我們到達劍橋時，已經是午夜十二點多了。哈佛廣場後方的行路汽車旅館（Treadway Motor House）已經客滿，我們的預約失效。但在大眾大道（Mass Avenue）的假日旅館還只有半滿，我們鬆了一口氣，真是欣慰！
第二天是12月24日星期四，陽光燦爛，但道路四周積雪及膝。在哈佛廣場附近，我們看到一位老太太對一名年輕人說：「小弟弟，你可以幫助我過馬路嗎？」那位年輕人近看原來不過是青少年，這時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於是扶著她過馬路。
在聖誕節前一天，我不應該預期研究所會有人，事實上也沒有。一七三七街的大門開著，但裡面空無一人。研究所辦公室的大門深鎖，我把文稿影本放在外頭的桌上，附帶一盒巧克力，感謝曾幫我許多小忙的秘書人員。回到假日旅館後，我們的聖誕夜就待在房間內看電視，這也是我們頭一回一起看彩色電視。
聖誕節當天，我們開車回紐普茲。開上高速公路兩、三英里後，我們跟在一輛灰色歐洲車的後方。車主一定是從波士頓以北的地區開來的，因為車頂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雪，甚至在一夜間凝結成冰。我們都開得很快，前車車頂的冰雪塊因此脫落，飛向我們。格爾大叫：「小心！」同時身子往前擋住傑夫。不過為時已晚，我剛好開在冰雪飛彈的彈道上，這塊白色的物體長三英尺，寬一英尺，不知有多厚，忽然響起輕脆的「忽忽」，原本清澈透明的擋風玻璃變成巨大的蜘蛛網。幸好雪塊沒有看起來那麼結實，撞上擋風玻璃後就消失了。我從左方較大的一塊玻璃勉強看到前方路況。嚴格來說，繼續開這輛車一點也不安全，但拜現代科技之助，玻璃雖破卻仍然沒有碎裂，而且我們運氣很不錯，這天恰巧是萬里無雲的晴天。我們在五個小時左右開了兩百二十英里，沒有碰到大麻煩。但是我不曾認出肇事車輛的車型或車牌，也許車主知道出事了，冰雪塊打到我們後，他立即換了車道，一下子就不見了。我們的車子就像海戰後局部受損的戰艦，無法及時進行有效的追擊。
1971年1月，我郵寄一章文稿到研究所。我知道費正清博士到南美旅行，覺得沒必要去劍橋。2月，學期開始，我又回到學校教書。最後一章草稿也是郵寄的。費正清寄來一封日期為1971年2月16日的信，表示他已收到，他在信中寫道：「我們目前有些忙。」由信中語氣顯示，研究所應該會很快聯絡我，也許就在數星期內。
但從此研究所久無音訊。4月時，我已浮躁難安。春假時我說服格爾和我再去劍橋一趟，瞭解事情的真相。這次車子開到紐約高速公路上時，機械出了問題。車速不斷減慢，顯然是汽缸無法點火。情況非常危險，尤其是所有車輛時速都在七十英里或以上。我們的車子甚至可能完全停著不動。在塔卡尼克大道（Taconic Parkway），我設法離開高速公路，慢慢開到附近的維修站。起初我們以為問題不過出在火花塞或電路，因此去餐館享受悠閒的中餐後，以為可以順利上路。但我回到維修站後，經理搖搖頭。問題出在活塞。在引擎徹底翻修前，絕對不能開這輛車。他出價五十美元把車子拖到普吉西，我們可以坐在拖曳的大卡車中。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接受。幾天後，普吉西的福特經銷處告訴我們，汽缸和引擎都沒問題。原來我們沒有讓車子停在車庫，反而在戶外長期承受滾燙和冰凍天氣的輪番折磨，部分電線已經腐爛。「也許這就是徵兆，」格爾說：「我們根本不應該去那裡。」回想起來，她的宿命論調不無道理。
我無法直接找到人，於是打長途電話給余英時，請他幫我詢問文稿下落如何，他的回電不是太樂觀。他去見費正清博士。費說，由於我的研究屬於經濟學的領域，於是他們的經濟學專家杜艾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博士有決定權。余去問柏金斯，他又說我的文稿包含一些有用的資料，但卻有「很多結構上的問題」，需要大幅修改。但他沒說如何修改，也沒說他何時會處理。
我憂心忡忡。像哈佛這種知名學府設置區域研究的指導小組時，如果是以跨學科的委員會形式，就必須尊重專家的意見，研究所當然不能出版委員認為可笑的作品。我還得知，將研究經費撥給我這種外人，不完全是出於無私的理由。獲得研究經費的學者可以得到財務支援，利用哈佛的資源，而哈佛教職員在指導外來研究者時，也可以獲得不同面向的經驗，更不用說著作出版時，功勞會歸於他們。基本上我一點也不反對這樣的安排，因為對我也有好處。我不曾想過去哈佛挑戰任教教授的權威。但研究所要柏金斯指導我，卻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柏金斯自己的主要著作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市場管制，我對這個主題不熟，相當尊重他的專業。但他認為帝制時期的中國也可以用計量經濟學來解釋，正和我自己的經驗相衝突。我第一天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時就說，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明代管理者寫下數字時的依據何在，就算我們運氣好。要找到兩套具有比較價值的不同數字已經夠難，更不用說是可以用統計學來處理的兩套數字。但對柏金斯來說，如果沒有附帶指數或不能進行回歸分析，就是「印象派」，這個標籤多少帶著不屑的意味。兩個意見和性情完全相異的人很難共事。我問費正清，他是否可以把我的研究歸類成一般歷史，不是經濟歷史。也就是說，明代政府財政如果不屬於經濟學的範疇，我就可以請教班傑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s）或楊聯陞，而不是柏金斯。但建議沒有被接受。不過我也瞭解，費正清博士一定有他的難處。
使問題更複雜的是，我已經看完一百三十三冊的《明實錄》。這個資料來源和我研究主題的相關程度，只有我自己瞭解。當然我要小心翼翼，不能假裝自己是專家，所以其他沒看過的人要閉嘴聽我說。然而，每當我提出異議指出，在我特殊研究領域的對照之下，別人的勸告並不實際，我就會被視為高傲自大。我別無選擇，只好引用更多資料來證明，這反而顯得我更傲慢。我曾兩次到柏金斯博士的辦公室去拜會，都受到熱誠的接待。如果我們有時間先認識，以從容和私下的方式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或許還有一點點機會化解歧異。然而，以研究所排定的步驟來看，我必須面對不具名的評論人，讓我彷彿和自己對打拳擊一樣。紙上的辯論永遠不可能縮小意見的差距，反而只會擴大。
上一回和不具名的評論人打交道，是為我的大運河立場辯護。我在文稿中提到，對振興明、清的經濟而言，大運河作用很小。評論人的批評非常強烈，他將大運河比成現代的鐵路幹線，要我考慮其正面效益，不要只談負面。對他而言，大運河在經濟上「扮演重大的功能」。事實上，帝制末期時的大運河包括湖泊、急流和滿佈沙洲的水道，到北方更借用兩條天然河流的河道，冬天時都會結冰。運河和黃河、長江交接時，只有政府船隻可以通過閘門。其他船隻都必須先卸貨，靠絞盤拉抬。1548年，一個日本外交使節團在運河入口等了十六天，由五隻船組成的船隊才得以從長江轉到運河。在運河的中段，不到兩百英里的距離內出現三十八個閘門。這些閘門只有十二英尺寬，必須常常開開關關以適應水位。在1643年，水位只有一英尺高。即使在滿清極盛時期，西方觀察家注意到，水位也不超過四英尺高。從南部來的穀物需要用一萬兩千艘船來運送，來回一趟通常要花一整年的時間，包括冬季運河結冰時。如果將這些船從頭排到尾，總長度相當於從長江到運河北部終點的十分之一長。如此費力運來的補給品，基本上是供養一大群從事儀禮等不具生產功能的官吏。種種證據顯示，如果我專注於運河對國家經濟的正面影響，我就是和現實脫節。我必須如此下結論：明代放棄公海上的運輸，轉而由內陸運送補給，只會加強農業官僚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對國家經濟本身卻只有負面的影響。如果大運河扮演一絲一毫的鐵道功能，中國經濟史就會迥異於我們今日所讀，尤其還加上四百多年來的累進效果。
我不知道誰是那位不具名的批評家。我只知道，我們的爭論消失於通訊中。校外的評論人確實存在。我到劍橋時，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思想史的文稿被哈佛東亞研究所積壓三年之久，原因就是校外權威人士的強烈批評。最後作者運氣不錯，評論人忽然去世，讓他的出版再無障礙。還有其他類似的故事，點點滴滴令我背脊起了一陣寒意。
我多希望在我還沒領到研究經費前，研究所就規定我必須和指導我的專家談一談，如此一來我必定會三思後才到哈佛！現在我連這種想法也說不出口，我不但領走一萬美元，而且錢也花掉了。我自己的準備工夫該怎麼辦呢？說到準備工作，我已經花了數年的研究時間，而且還動用其他的財務支援，更不用提內人的犧牲。我也希望，柏金斯教授可以解除指導我的負擔。我們意見不合，這絕不會增添他生命中的樂趣或舒適。
然而，他批評我文稿不夠工整，需要重整，真是個壞徵兆。在正常的情況下，批評不過是要求完美而已。由於他的專長是計量經濟學，我知道雙方的基本差異在於處理主題的手法不同。柏金斯要求研究生交論文時，必須有數字資料，而且可以從數字中引出結論。哈佛的學生時有怨言。尤其對我而言，明代的稅制是個多面向的問題。其他人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著手，但對我來說，要把難以馴服的動物抓進籠中，目前的組織方式是唯一方法。在經過生死搏鬥後，我不喜歡聽到沒有捲起袖子和我一起努力的人指責我，籠子的設計不夠美觀，鐵欄的間隔不夠整齊等等。我有我的缺點。先接受別人不公正的意見，後來再試圖影響批評者，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氣。
更令人不安的是，文稿可能從此不見天日。自我重整思緒以來，已經過了八個月，每個月我都把副本交到研究所。1月時我寫給費正清博士一封信，請求研究所「整體評估作品內容，決定計劃的狀況」。到2月我又寫信，保證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時內馬上到劍橋，以回答相關的問題。但研究所毫無回應，我只好請余英時替我去瞭解狀況。但是，雖然有回應，但也是含糊籠統，相當負面。為什麼柏金斯博士不通知我，他可以接受部分素材，但整體需要翻修？此外，余英時替我詢問後，劍橋還是沒有片言隻字的回答。如今當然人人都很忙，而且很難要人去做一件違背個人信念和任務的小事。
我應該去別的地方試試我的文稿嗎？英時不曾公開鼓勵我去做，但他也沒說這樣不行。他曾說過，東亞研究所曾經遇到領走研究經費卻不交成果的例子。如果沒錯，我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看研究所：把它當成慈善機構。研究所希望領取研究經費的人將成果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但這只是光榮和恩典，不是相對的義務。這樣說來，我設法安排其他地方出版我的著作就完全不算背信。出書絕對好過無聲無息消失的研究經費。
暑假到了，哈佛仍然杳無音訊。我將第一章的影本寄給英國的崔瑞德教授，詢問他出版的可能性。我數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中遇到崔教授，他是很認真的漢學家，但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他的樂天開朗，和他的娃娃臉很相稱。他此時的職位是劍橋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劍橋中國史》的兩位編輯之一（費正清是另一位）。他的回答相當肯定，他說，雖然他不能代表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言，但他們看到全部的文稿後，一定很樂意考慮出版。他還恭維我，說他自己從第一章草稿學到很多東西。我將他的評論視為我在學術圈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因為他以研究傳統中國的財政管理出名。事實上，費正清推薦的那位專家建議我，要以崔的《唐代財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Τ'ang Dynasty）為範本。我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因為崔在書中宣稱，他的目的是概述唐代管理者遇到財政問題的理論面，不但唐代比我的研究主題早了近一千年，而且我要揭露的是管理的實務面。唐代管理的整齊明確植基於組織上的簡約，這點很合西方讀者的口味。這方面我絕對無法複製。在千年前的帝國，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五穀雜糧文化，但千年後的16世紀，中國卻深陷於生產稻米的複雜機制中。我曾提出這些不同點，但卻沒有用。崔瑞德教授應該是解決爭議的最合格權威。
我立刻將草稿其他章節的影本寄到劍橋，這次的反應更具鼓舞作用。崔瑞德說，他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麥可·布萊克（Michael Black）已經接手這項計劃。他們同意，文稿無需重寫，段落文字不必刪除更動，只要「稍事潤飾」即可，也就是請人修訂語法和句子結構。他的結論是，這項工作在英國進行即可，不必在美國處理。
這絕對比我從哈佛得到的回應好太多。才不過兩個多月，他們已經讀過文稿、加以評估、決定編輯方向。在崔教授的最後來信中，他簽名的另外一邊有一行短句：「附本：麥可·布萊克」，也就是說，我的請求已變成承諾。不過崔瑞德警告我，如果想讓這本書被接納，必須經過劍橋大學出版社特別評議會正式核准。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將註釋納入文稿中。我在每一頁左邊的空白做記號，標明註釋所在位置。大多數中文作品只用中文寫出，沒有翻成英文。崔瑞德表示，除非妥善加上批注，並增補參考書目，文稿就不算完整，出版社的特別評議會就不可能考慮。通知於8月時寄到，我剛教完暑期課程的一門課。當時大學印刷廠的影印機故障，整個紐普茲別無其他影印設備。我決定在蠟紙上打出所有的註釋、附錄和參考書目，再用油印機油印。這個工作比想像中複雜。我的書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則註釋，大多數的註釋有兩三項引文，有一個註釋就有十七則引文。每張蠟紙上可以打十二到十五個註釋，外加其他附錄，很快我就發現自己打了近一百五十張蠟紙。威妥瑪式拼音是中文音譯的標準系統，是相當特別的發明，融合數種歐洲語言的發音，但中文拼音卻沒有科學根據，或多或少是由威妥瑪（Thomas Wade）和賀伯特·翟理斯（Herbert Giles）任意決定的。但一旦被目錄學家採用，就出現在所有的書籍和卡片目錄上，成為無可取代的系統。（也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所提倡的漢語拼音系統，雖然受到媒體和若干的現代出版社所採用，但在相當依賴書目的作品方面，卻無法取代威妥瑪式。本書也基於相同理由採用威妥瑪式。）對我來說，一個中文字應該拼成tseng或tsun，是個深奧的謎，ying和yin有時很難分辨。一個從威妥瑪式拼音開始學中文的外國人，中文音譯的功力恐怕都比我高。我必須常翻字典，檢查拼音，速度因而放慢不少。（最後我還是免不了十來個錯，但評論人全都注意到了，無一遺漏。）校對也很困難，必須把蠟紙舉高對著光，因此一天完成不超過二十張。謄打花了一星期的時間。油印每天謄打的內容時，已經很晚了，辦公室空無一人。我操作機器，格爾負責裝訂整理。大學的警衛好幾次看到燈光，聽到噪音，他把總鑰匙插入鎖孔，沒通知就忽然闖入，離開時也同樣迅速，進出之間嘀咕著介於抱歉和抱怨的話。但是，至少有一個人能欣賞我們的辛苦和努力，崔瑞德教授兩周後回信，說增訂補遺的工作又快又有效率，他很快收到，深為感動。
我們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只能等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消息。我已告知余英時我在英國方面的聯絡，但都還沒對哈佛東亞研究所提這件事。我想，等書妥善出版，獲得肯定後，費正清博士肯定會諒解。也許到時我可以對他解釋，哈佛教授和我之間的歧異大到無法折衷，唯一能做的就是給雙方機會，看有什麼後果。不過，我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公開提出這個建議。研究所忽略我的時間愈久，我的立場就愈有道理。我想我可以等到次年的2月，離我交出最後一章草稿剛好一整年，離交出第一章則是十九個月，這時我就可以寫信給研究所，請求撤回文稿，不會良心不安。沒想到，到了10月——再四個月就一整年——費正清博士來了一封信，詢問進度如何。研究所是否還欠我一份評估？到底是誰在等誰？這封信讓我有些擔心。
直到今天，想到1971年10月的這件事，心頭仍覺不安。這不是進退兩難的問題，而是不知如何面對費正清博士。在決策方面，我當時立場堅定，現在也不後悔。在他來信前，我已經決定書要交給劍橋出版，不交給哈佛。但他對待我如此有風度，我卻只能負面回應，既感為難，更覺不安。數年後，我再度讓自己丟臉，恐怕也不會增進他的好感。當時我必須表達我和他意見相異之處，雖然先前已經告知他。平心而論，費正清博士是史界的奇才。我對他的感覺複雜多變。不過，在許多反應和感受之下，只要每次想到他對我和家人的仁慈，想到我那次在餐廳門口攔住他，請他准我在紐普茲工作，想到我的請求讓他想了數秒鐘，我的心中就會浮現一絲懊悔。
1971年10月，我只寫了三頁的信給他。我沒有提到崔瑞德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只告訴他，我的文稿已交給另一家出版社評估出版的可能，而截至當時的反應相當鼓舞士氣。一名編輯和一位專家已讀過草稿，都同意保持內容的原狀。我還沒收到肯定的答覆，但他們熱心到開始估算成本，尋求出版的可能。我在信中說，我對他個人深表感激，但我發現無法採行他推薦專家的意見。在該專家舉出的十四項建議中，我只能接受一項，而且還十分勉強。實際上，我簡直是在請求費正清解除我對研究所的義務。如果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信中直陳要點，「只會延長所有相關人士的痛苦，遷延多年也無法產生任何有建設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如果他讓我繼續和這家沒有提到名字的出版社交涉，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也許他們決定不出書。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文稿就是大失敗，專家說對了，我們也可以省力氣。二是草稿可能有微弱的機會「像野菊花般盛開」，如此一來，「縱使移出你的庭園之外，你也會覺得高興」。我提醒他，我是他的「徒孫」，因為我在密西根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他的學生費維愷和余英時教授就是我的指導教授。
這封信投入信箱時，我如釋重負。我原以為費正清要不就准我假釋，要不就因厭惡而不再理我。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回信再度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信上說，看完我的信，瞭解我的行動後，他和柏金斯商量過。既然我的文稿已經交給另一家出版社，他們也不願反對。不過，如果我的書稿不被接受，他希望我能再和他們談談。至少可以抽出一部分以「合乎時尚」的方式出版，也許題為《明代財政論文集》（Essays on Ming Finance）。無論如何，這實在寬宏大量到了極點。這個提議令人難以抗拒，我回信說，如果我被拒絕，我一定願意試著與哈佛重新合作。
嚴格來說，我的話不夠坦白。把我的書縮水以編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讓我有很大的疑慮。我交出的書稿有五個圖解和地圖，二十六個表格。內容的絕大部分在討論土地稅和鹽稅，各章節點出稅制的架構和管理方式。此外，草稿中包含二十六種雜項收入，包括捐官、和尚道士的特許以及將勞役折合罰金等。文中討論為何採礦和商業稅少得可憐，描述稅如何徵收及運送、銅幣如何鑄造、糧船如何打造等。支出的章節詳述軍餉如何供應、控制用水計劃如何管理、興建宮殿如何籌資等等。總之，本書的長處在於完備詳盡，沒有理由加以刪減。如果省略部分章節，組織架構就會崩潰。事實上，費正清建議的書名《明代財政論文集》還出於我自己的用語。不具名的評論人一直說我的文稿不像單篇專論，像是未完成的論文，氣惱的我對費正清博士說，這些章節可以說是未完成的論文，因為所有的歷史文獻，甚至像《國富論》或《資本論》都可以說是未完成的論文，完全看角度而定。但這不代表我同意將「未完成的論文」等字印在書的封面，也不代表我樂意看到新書名的內容分割碎裂。在此之前我對費正清博士一直很坦白，但他的這封信誠摯動人，害我無法粗魯地說，要我的書縮水付印絕不可能。我對他說，如果我的文稿被拒絕，我會立刻轉回哈佛找他和柏金斯博士，這樣算是對他說謊嗎？雖然文稿後來沒有被拒絕，但我這番虛偽的保證不會讓我的鼻子變長嗎？
我與費正清博士通信後，發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合作不如預期順利。崔瑞德教授寫信通知我，我的文稿錯過出版社特別評議會的例行月會。之後他又帶來壞消息：由於我的文稿字數不少，圖表數字眾多，估算後的成本太高，他們正在尋找降低印刷成本的新方法。雖然出版沒有喊停的意思，但仍然等了好幾個月。1972年2月，我確定舉家遷往英國，跟隨李約瑟博士工作一年。我打越洋電話給崔瑞德，電話聲「叮咚、叮咚」響了幾次後，終於聽到他的聲音。我告知這個消息後，他以保證的語氣說：「那很好，你可以在這裡校對你的稿子。」不過，書的進度仍然沒有大突破。
我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簽約，是在1972年11月，這時我到劍橋已經三個月。書稿的「稍事潤飾」非常耗時間，雖然沒有刪任何一個句子，也沒有移動任何一個段落。編訂好的文稿送到印刷廠時，剛好碰到1973年和1974年的阿拉伯石油禁運，能源短缺，英國全國工時減半。後來又發現其中有一些中文的罕見字，無法在英國付印，於是從香港訂字型，寄來時又發現部首錯了。因此，我的書喪失在「隊伍」中的位置，也就是在印刷廠的印書順序名單上不斷往後挪。等到《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時，已經是1974年的年底，離我完成文稿已超過三年半。
這本書可以算是成功，也可以算是失敗。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它不是這個主題最好的一本書，也不是最壞的一本書，甚至不是較好或較壞的書。到今日為止，它還是所有語言（包括中文在內）同類型中的唯一一本。此書出版七年後，出版社將價格從每本二十五美元調高到五十五美元。結果只賣出八百五十本。我建議出版社，將倉庫中印好但還沒裝訂的書頁改成平裝本出售，但沒有得到回應。在台灣，這本書的盜版每本只賣四美元。
書評家對這本書已經夠慷慨大度，專業期刊已經給予夠多的肯定，我無法要求更多了。在荷蘭、英國、香港和美國，書評稱讚這本書「有原創力」、「光芒四射」、「勇氣十足」、「值得讚賞的開路之作」、「歷史典籍」，甚至「經典之作」。正如某位書評家所說，我應該覺得好評足以彌補我「投注的所有辛苦」。我以不尋常的手法切入主題，沒有引來任何抗議，但即使是技術上的缺失也沒有逃過批評。
十年後的今天回顧，我對這本書並沒有完全滿意。首先，有些表格中的數字是徒手算出來的，有些則是用手操作的機器。如果可以擁有今日高中生的晶體管計算器，效果會更加精確。其次，我當時仍然覺得，學術出版品應該專注於專業的範圍內，因此不敢宣稱，書中引用的數項因素和現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1980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黃宗智（和我沒有親戚關係）教授到中國，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18世紀和19世紀的農村經濟相關檔案。他的初步報告顯示，農業幫手通常來自於社會背景類似的農民家庭，但致富的原因不在擁有大片田產；家庭間的借貸是村落間的重要商業活動，尤其是親朋好友間；徵稅都是由上往下施壓，不是由下而上自願配合，因此地方官員總會和村落的小官吏起衝突；無論是哪裡，大地主都很稀罕，但很多小自耕農卻沒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我早十年可以看到這份報告，我的立場將更形強化。我會更加肯定指出，農業官僚管理的種種後果早在兩三百年前就已出現，而且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障礙。同樣的情況持續到20世紀，一再出現在下列學者的研究中：約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多艾克·巴內特（Doak Barnett）、馬丁·楊（Martin C.Yang）、悉德尼·甘寶（Sidney Gamble）和威廉·辛頓，尤其是辛頓。
中央集權的政府決定直接從個別的自耕農徵稅時，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維持納稅人口的數量。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將法律機制納入傳統的架構中。地方官掌理的訴訟案基本上是家族間的小糾紛，地方習俗和社會價值大大減弱財產權的觀念。我撰寫《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雖然費正清博士推薦的專家提出建議，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分析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瞭解兩者對經濟的影響。我列舉政府歲入來源，這些來源的相對收入及管理支出的過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模式一再重複，讓我對當時的國家經濟有相當精確的認識，尤其是其服務水準。在美國獨立宣言前夕之際寫作的亞當·斯密，對中國有相當正確的觀察。他說，中國數百年來達到文明的高峰，但再也無法突破，一定是由於結構的因素，國家的法律妨礙財富的累積。不過，所謂的妨礙倒不一定是出於積極的禁止。對中國這樣一個土地廣袤而海岸線較短的國家，民法中並沒有商業法，政府運作又排除商業因素，這些原因就足以阻礙資本的形成。少數的有錢階級不論是土地或流動資產多，不論致富原因是在朝為官或財運特別好，都沒有辦法持久，因為他們無法以有秩序的方式進行多邊交易。政府本身也沒有促進投資的收入或服務措施。
明、清的上述條件有助於長時期的穩定和文化凝聚，卻犧牲中國的長期經濟利益。平等精神雖然盛行，但全國卻邁向土地日稀，人口過多。更糟的是，公眾生活中很少出現法律和商業的聯繫，無法用來推行現代化活動。等到中國喪失非競爭地位，所有的弱點全都暴露於外。革命分子必須套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整個社會，不但為時已晚，而且相當矛盾。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中國夠成熟，已經符合《共產黨宣言》的時間表，而是因為村落單位殘存的互相依賴條件逐漸瓦解，讓中國縮短全面整頓的時間，戰時動員和其後的改造就是新的開始。毛澤東的崛起不在於他能力過人，而是因為他有辦法掌握自然經濟運動的趨勢。
不過，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認為明清兩代的制度包含著荒謬的成分，尤其在中國前幾個朝代財政上採取行動主義的襯托之下，宋代就是一個例子。但是，等到我檢視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敗原因後，我才瞭解到，明代財政管理雖然在我們眼中顯得愚昧短視，放在歷史的全貌來看，卻更正了前人的錯誤。因此，我們回溯歷史時會感到訝異，因為許多荒謬的情況往前追溯時，都是當時開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類歷史長期的合理性而言，我們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對真理。
然而，如此長的縱深已超越我著作的範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可以算是失敗之作，原因是沒有達到作者的有限目標。目錄學家照例把這本書編入名單中，學術刊物會援用對瑣碎項目的結論。除了他們和書評家以外，我懷疑這本書是否有實際的讀者。前陣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紐約時報書評》中指出，學術界人士出版作品，不過是為了和同行溝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無疑是研究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家，但研究中國領域的學者可不然。他們競相自稱為某一個沒聽過領域的專家，忙得不肯注意綜合領域的發展。將別人的主題引入自己的作品中，還會被視為自貶身價，顯示作者低人一等。學者也不必去注意偏離自己研究主題一百年以上的領域，所以我的書激不起任何漣漪。據我所知，沒有一本教科書的作者認真思索過，我所提出的社經狀況對現代中國有無影響，而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繼續出現在教科書中。自從《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以來，我已收到許多博士候選人的來信和長途電話，詢問特定問題。他們的指導教授認定我是知道答案的專家。無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書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問完她所讀的相關問題後，對我解釋，由於她是治思想史的學生，所以沒有看過我的書。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財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經濟，也是思想的產物，當相關的技術指標一再出現時，她應該可以察覺其含義。但最後我還是沒說出口。除非我的訊息能普遍傳佈，否則如果只傳達給她，可能讓這位年輕學者承擔不應有的重擔，而她還必須努力奮鬥以獲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過前人不曾挖掘的題目，那還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