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1956年的時候就條件稍微好一點兒啦，就搬到東四九條，比陟山門就改善了。到1958年劉少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當時就是一個我爸，一個單老，還一個歐陽道達，他們比我爸級別高一點兒，就給這三家這個院，歐陽是後院西邊的北房，單老是後院東邊的北房，我們家就前院北房這一片。咱們故宮的機構不是也經過幾次變遷麼，來回地變動，那段故宮歸國務院，這個房1958年歸國管局，從1958年搬到這兒來，一直到現在。
哎喲，我爸爸一直受挫折。我爸爸說話直，你看我什麼樣我爸爸就什麼樣。我像我爸。什麼跟外界的人際關係，後果，不懂！1956年反右之前吧，參加九三學社，開神仙會注105，我爸提了一大堆意見，後來沒劃成右派，就把這些言論當成中右言論，說有情緒什麼的，我爸還慶幸呢。
宗：神仙會是讓隨便說，往往說了以後就抓辮子。我那時候也有右傾思想，就是沒有弄成右派。
碧：「文化大革命」我爸爸說要說他是學術權威，他夠不上，他又不是當權派，就有幾張大字報，沒給打倒。就是到干校去勞動改造了。
宗：對。「文化大革命」沒鬥，說這些都是名牌。可能上邊也有這精神。故宮啊周總理說不許開放，關起門來。
碧：我媽正相反，我媽有心計，我媽可沉得住氣，是我們一家之主，裡裡外外都是我媽，跟周圍都靠我媽維持，非常小心謹慎，我爸說話我媽老說他：「又得罪人吧，又得罪人吧。」我說話我媽都千囑咐萬囑咐，「文化大革命」我媽擔心我爸爸啊，那些照片全讓我媽給燒了。
1969年1月我們家我爸先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注106，接著我哥哥全家、我陸續去了東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弟妹們下鄉的下鄉，下廠的下廠，我們家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我媽可有准主意了，固守北京的家，哪兒也不去。「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們全家人又都聚集到北京這個家了。我媽我爸這輩子啊，真不容易，也真不簡單！
1971年我爸在干校覺得實在支撐不下去了，太苦了，那時候也看不到前景，就申請退休了。
宗：「文化大革命」上五七干校也太苦了。我父親一生氣，就不去了。對他們賭氣了。
碧：退休回來，我爸爸在故宮幹了這麼多年，在北京幹了這麼多年，不許回北京，戶口也不許轉回北京。我大姐當時在朝陽(遼寧省朝陽市)支左注107，就把他的戶口落到朝陽去，落到我大姐那兒了，我還專門去過一趟給我爸辦關係。我哥哥在空軍，後來把我爸爸的戶口作為隨軍家屬給轉到空軍，又轉到街道辦事處。上(20)世紀80年代當時中央辦公廳主任是胡啟立，我和我愛人賈尊勝給胡啟立寫信，胡啟立還真給回信了，責成當時的延永生館長，讓我爸爸回到一史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算不錯。都是靠我們兒女啊，我爸爸一點兒這本事也沒有。我們要是不活動，我爸爸就慘了，就一直歸到街道沒人管了。我爸就管做學問，對這些事不過問，愛在哪兒在哪兒，什麼職稱不職稱的，一概不操心，連自己掙多少工資都不知道。
我爸爸1998年去世。就這麼受苦受累，最後無疾而終，93歲。沒住過一次醫院，連一次小手術都沒動過，不像現在人這麼嬌氣。我爸爸就一點養生之道，不饞。你多好吃的東西也就七八分飽，在吃上從不挑剔。
宗：我曾經跟我的子女都說過，我說我跟我弟弟，都不如我父親，因為他自力更生啊，我們都不如他努力。
碧：我爸爸最後老是知足，就覺得從農村裡出來的一個窮孩子，在北京紮了根，那麼一大家子20多口人，到最後四世同堂，覺得也挺自豪的。
1991年五一節張德澤夫婦與子女在景山公園內合影
(前排左起：長子張宗堯、張德澤、夫人孟淑玉、長女；後排左起：三女張碧君、二子、二女、幼子、幼女。張碧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