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就記得我搞對象，這說起來就又長了。我的對象啊，原來跟我哥哥是同學，中學同學。好像他上到二年級的時候，就上不了學了，交學費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學徒了。他們家10個孩子，就他父親一人掙錢，他們家不是旗人，是漢人。老頭還行，原來在白紙坊郵票廠，後來調到和平門集郵公司，他管郵票。後來他小閨女接了他的班。他們家住在鐵門兒，就是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北邊，也不是自個兒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現在馬上就要拆了。
我愛人是托了他舅舅認識的一個人，這人家在地安門，在王府井這兒開了一個修理門市，修理電冰箱，哎那時候也有電冰箱，就學的這個手藝。這人就是他師傅，你們也許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吳金粹注149。
他那會兒剛學徒啊，他這師傅就說要立字據。立什麼字據呢？不是用電麼，電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擔責任。管吃，管住，一個月就給幾塊零花錢。而且要有鋪保，你如果犯了錯誤，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這個師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個鋪保。等於是立了字據有了鋪保才用你。他這師傅啊，還是骨結核，他老得給他換藥，接屎接尿，那會兒門市旁邊有廁所，他就給他倒尿盆。還得從家裡給他取飯。幹這個。幹那個活兒都是油啊什麼的，特別髒，也沒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節，節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個月，結果他學了三年半。
學完了就沒事幹了，就等於你沒地兒吃飯去了，他就自個兒干。開始呢，就幹點零活兒，後來是在江米巷，有一個白俄人開的工廠，叫他去給人干，我記得一個月300塊錢。也說不上是金圓券還是什麼券，反正300塊也沒多少錢。最後大概是解放前夕，這個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兩肋賬，就說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國了，給人家干的那個活兒沒幹完的、半截的，連他那亂七八糟的工具什麼的，就都留給我愛人了。留了一個牌子，叫「懋利行電機廠」。結果1952年的時候說是他接受了「敵產」，哪兒有什麼敵產呢？
這麼著，我愛人就一人接著干，算是自個兒慢慢地幹起來了。租的是東單二條的房，有一個小院兒，有一座小樓。小院呢，等於是家庭工廠。開始那會兒呢，把他的師兄弟招了來，他有一個師哥，姓紀，他姓沈，他那個師弟姓關，他們3個。現在活著的就他這個姓關的師弟了。他們就收了點小徒弟，就這樣幹起來了。還不錯，1947年、1948年那會兒不錯，那會兒有點活兒，像梨園行的馬連良他們，家裡都有冰箱。就是圍城那會兒沒什麼活兒。從1952年以後就不行了。
那時候他還在協和(醫院)干，協和那兒有冷庫、血庫，有停屍房，他也在那兒干。1951年的時候協和就說，你要是在我這兒工作，你那買賣就甭開了，你等於就是協和的職工。我當時特別願意讓他在協和，因為我特別喜歡協和那個氣氛，它那個管理都特別好，一個月50塊美金的工資，多好啊，我那會兒也沒工作，孩子也多。我說你就在那兒，可是他捨不得(那個廠)。
我記得特別清楚，後來1952年，劉仁是咱們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時候就找他，跟他說，北京市要有個拳頭產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資金，我也可以什麼，那時候還沒合營呢，就是說先資助他。他要了多少錢我都記不清了，他說我就想協和不幹了，就要開這個修理電冰箱的廠。結果還真的就貸給他款了，還貸得不少，就在東華門，餛飩侯旁邊，開了一個門臉兒，還叫懋利行電機廠。就這樣，等於是把資本家的帽子給自個兒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時候是在協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師傅，張工程師。過了幾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們老頭兒的名字。「五反」的時候就是他這個工廠，那時候大概就十幾個人，開始還說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資本家了。等於「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學徒出身，受了那麼多苦，還是響應號召，還給他貸款，你說他這一輩子！
最後是1956年，合營就(把廠子)合出去了，合到醫療器械廠。第一台電冰箱就是他設計的，雪花冰箱，那又怎麼著？沒用注151。1957年，右派。說你們廠子得找右派，沒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個單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說了什麼，好像是說工人裡邊也有不守法的，這就是說你污蔑工人階級，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麼樣，是特別愛說話嗎？
郭：他是特別愛交往，特別愛聊天兒的這麼一個人。我跟你說，門口看門那老頭兒啊跟他特別好，食堂的管理員跟他特別好，上邊的書記跟他也特別好，沒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這麼一人，所以說話呢，就顧不到方方面面，最後就給他來了這麼一個右派。右派呢是六級，最小的那一級，就降職，降薪。倒是時間不長，半年吧，好像上邊審查以後，又給他恢復了。等於是摘了帽子了，還是右派。
定：對，摘帽右派也是一種右派。
郭：「文化大革命」批我，說我是反動資本家家屬。我說不對，他不能算是反動資本家，他是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發揚咱們的工業，對吧？我們不干反動的事怎麼能算反動資本家呢。他們說你愛人是右派，就是反動資本家！我說他摘掉帽子了，「摘了也是右派！」那時候我不懂，我以為摘了就沒有了，就不算了呢。還是。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給他下放車間，做鈑金工，每天掄那大鐵板，多少斤。還電焊工，天天晚上回來，什麼也看不見，得點金黴素眼藥膏，點上這眼藥膏睡一宿，第二天又恢復，去上班。後來他跟我說，在鋪底下擱了一瓶敵敵畏：「我真不想活了，沒意思。可是一想啊，我死了你和孩子可怎麼弄啊。幾次都沒死成。」唉……
……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要給他轟走。我們北京人，農村也沒有親戚，非得讓他走。我們奶奶家那兒原來有一個幫忙的老太太，他們家在三河縣，河北，人家是烈屬，人家老頭兒是犧牲了的八路軍，她說你上我這兒來吧，他就答應了。我頭上班把鋪蓋卷兒都給他弄好了擱到那兒了，我下班回來一瞧，喲，這鋪蓋卷兒他沒拿走啊，後來一問他，說派出所說了，你是東城區長大的，從年輕小時候學徒我們都知道，你這個檔案都在這兒呢，你農村沒有家，轟你上哪兒去？留下，我們跟你們廠子說去。最後是派出所的人跟廠子說，把他留下了。
李南：還不錯啊。
郭：不錯什麼呀？我都後悔，應該走。走了呢，那兒不會欺負他的，一個是烈屬家，一個是他有技術，電工活兒他都會，在那兒幹點什麼，都比在這兒強。在這兒掄大鐵板、電焊，那都是力氣活兒呀。
……可是呢，我這兒說了你們也許……我不理解，他一直老想著入黨，老想著寫入黨申請書，也是有人鼓動他。我說呀，咱們不入，入了，今後要再有什麼運動啊，你就是鑽進黨內的資本家，對不對？你要不入呢，咱們嫌疑小點兒。他不幹，非得要入這黨：「我要入，我要給兒女轉過這個面子來。」為什麼呢，我這二閨女，那會兒上兵團啊，不要她，就因為家庭出身，所以我這二閨女就老是跟她爸爸翻著。大閨女也是受衝擊，也是叨嘮她爸爸不該當這資本家。他就是要入黨，要為孩子們轉回這個。1984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學習先進技術，最後批准他入了黨。這事我都可笑，有什麼用啊我說，折騰得你都已經這樣了。
從意大利回來以後又去各地巡迴考察，我還跟他一塊兒去，整個兒轉了這一大片兒，南方都去了，就是沒上新疆那邊去。1986年就病了。開始時候就尿血，不知道是什麼毛病，就去照片子，化驗，說是腎結石，就把結石摘出來了。摘出以後呢，還尿血，就查出是前列腺癌。1987年做的前列腺手術，5年頭上轉移了。轉移了以後1994年，我們倆人辦的金婚，辦這金婚50年。我們3對，在青年會辦的，我說我推著也要推你去，我說我們何止50年呢，從他跟我哥哥同學我們就認識注152。
他病了8年，這8年他做了3次手術，年年都住院，我侍候8年。開始3頓飯都是我送，後來女兒從廣州回來了，中午飯是她送，我在家給做，醫院裡頭護士都跟我們特別熟:「今天送什麼飯呢？又是不重樣兒?」一個星期不帶重樣兒的。他倒不是說非得吃燕窩魚翅魚啊肉啊，不是，你算他家10個孩子，他吃過什麼燕窩魚翅啊，吃過什麼雞鴨魚肉啊，他那可口的飯就是北京一般人家的家常飯。你比如說煮熱湯麵，他要吃帶咬勁兒的，還要羊肉煨汆兒，擱點酸菜擱點香菜，他就願意吃這種飯。炸醬麵他能吃一大碗，煮嘎咯兒他也能吃一大碗。
定：煮嘎咯兒是什麼？
郭：是棒子面兒做的。棒子面兒和上了按成扁兒，切成小方塊兒，擱笸籮裡面搖搖，煮，也跟熱湯麵似的，也不是疙瘩湯，叫煮嘎咯兒。最好啊，是用牛肉酸菜，嫩點的牛肉，切成片煨上，切點酸菜，稠糊糊的，他能吃一大碗。
眾：我們都沒見過沒吃過。
郭：趕明兒給你們做一回(眾歡呼)。從前他不吃胡蘿蔔，後來不是說胡蘿蔔抗癌嘛。我是特別愛吃胡蘿蔔，我母親那會兒就愛吃胡蘿蔔，我跟著她一塊兒我就喜歡吃，我們北京人是做胡蘿蔔醬，豆醬。到過年，肉皮，切了丁兒，煮了，完了有胡蘿蔔，有熏乾兒，有豆，那是涼菜，過年都有那個。他還特別愛吃我做的胡蘿蔔絲兒的糰子，胡蘿蔔絲兒擦了以後拿油煸熟了，裡頭擱點排叉(北京傳統小吃)哪，雞蛋哪，不能擱肉，擱肉吃糰子就不是味兒了。
最後他是1996年2月走的。到轉過年2月，他就死了10年了。
郭淑惠的新婚照
(1944年)(郭淑惠提供)
郭淑惠50年後的金婚照
(1994年)(郭淑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