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那時候不就是大家庭麼，那時我也小，糧店到時候給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誰付錢。祖母過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兩頓飯，大鍋飯。一屋有一個老媽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飯也是一個老媽子，外邊還有掃院子的。
我家裡沒有店舖，在城外也沒有田產，就是有房子，兩所大的，我們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間北屋，三東三西，南房不夠十間也差不多，還單有一個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東邊有個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間北房。旁邊還有一所，那所更大，前邊通到後邊，那所就租給日本人，進點房租。還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夠吃飯不夠吃飯。
那時候在家上學，家裡有老師，我還有個哥哥，就是二伯父的，還有四妹，還有弟弟，四個在家唸書。後來一分家就沒法上學了，老師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過各的，誰也不管誰。後來這家就沒法過了。得有人拿錢呀，慢慢地也沒人拿錢了，我祖父祖母的喪事就差倆月，也花了不少錢哪。乾脆賣房吧，就把住房賣了，我們住的大房子賣給慕貞小學注195，那個大院子就當了操場了。
大房賣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賣了，賣了就分家吧，就在外邊租房住。我們解放後才搬到這邊來的，這東西廂那時就等於城根兒了，不是便宜嗎，正趕上我姨他們也要買房，說一塊兒買了吧，他們拿了一部分錢，就買了五間房，那邊兩間算他們的，這邊三間算我們的，房現在還有，我弟弟住著。
我大伯母沒生過孩子，從小就喜歡我，由小時候就帶著，我一直跟著大伯母，分家以後也就跟她出來了。
我跟著大伯母住東四頭條注196，上學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過，沒工作，伯父每月給寄五十塊錢來。我在那兒唸書，是大伯母給錢，我們娘兒倆再吃飯都夠。我說想上貝滿注197，那時候家裡也有電話，就打電話聯繫，人家說報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東四，有個天順什麼順的照相館，照了相趕緊報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貝滿中學。那時上學沒錢可不行，提摟著口袋交學費去，我記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塊錢，真是大洋錢哪。我還在那兒吃飯，中午就不回來了。那時也不會走，都講究坐車。我30年代在貝滿上了六年，上到高中畢業。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務事也不少。她不會買東西，買菜什麼都得求人買去，不習慣，沒買過。你要買回來讓她做行，會做飯，大家庭時候也是她炒菜，大鐵鍋那麼老高。過去真有這樣的人，她真不會，保姆也不會幹活兒，歲數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禮兒倒是有，也得分跟誰，跟我就沒那些禮兒啦，我怎麼著都行。
後來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東北做北鎮縣長嗎，做了幾年。那會兒的老人一人在外頭，弄了好些個姨太太也都在外邊，可是回來的時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來，那些姨太太在那邊就都打發了，該幹嗎幹嗎去，到家裡也沒辦法，再說家裡也夠亂的。可我伯父的那個好像是他內務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帶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個還是幾個孩子，他一回來，他這姨太太帶著一堆也都來了，我就不跟他們一塊兒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沒辦法，就跟他們在一塊兒過唄，她還有個妹妹，有時就到妹妹那兒住些日子再回來。她八十多過世，一直跟他們在一塊兒。一家子要是一鬧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麼也到不了一塊兒，不打架，誰跟誰心裡也彆扭，面子事。
我父親不常回來，寄錢不多，我家那時候也夠困難。我母親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學。我弟弟在匯文上學，後來考上航空學校了，上高一時走的。中國支援緬甸一百架飛機，他開飛機支援人家作戰去，結果死在加爾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戰爭的時候吧。
我父親後來退休回來，在家沒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為我弟弟軍訓時的領導跟我父親是老同學，知道他在家待著呢，就讓他上那兒幫忙，當翻譯。我父親不是在哈爾濱、滿洲裡和俄國人待了不少日子麼，他就這麼著又上南邊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時我父親和我們連信都不通，他也寄不來錢，這邊就我和我母親在家。
別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閒著，一人都好幾個孩子，自己家裡的活兒還做不了呢。我母親做活兒可好，我大姐二姐結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時衣裳也好做，長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親沒事就納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費著呢。上學一個月倆月就一雙鞋，自己納的底子厚著呢。我母親後來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親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個嗎，後來弄回來了，她是再嫁的。家裡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我病了一陣子，肺結核，吐血，氣胸，沒辦法就上協和醫院的肺療科，在乾麵胡同。他們給我打了三年的氣，每禮拜一次兩次，由這肺裡插進管子去，讓這氣壓住肺，別再擴張了，讓它慢慢長好。咳，三年。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工作工作不了，生活也沒來源，那時就是我姐姐她公公還活著呢，有時支援我們一點，支援也不夠瞧病的，還得吃飯哪，挺困難的，我說多困難也過來了(笑)。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時候沒法找工作去，也不認識人。我有個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報館，我說你給我找個工作吧，家裡就我跟我母親，我們娘兒倆，怎麼辦呢，他還老封建，說女孩子就跟家待著吧，別出去工作，工作沒好處，他就不給找。
解放以後1950年我才出來，在天津找了個工作。也是同學介紹的，要不我們家認識誰呀。我母親不認字，沒工作，伯母也不認字。那時一人去天津，什麼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裡沒有生活來源，怎麼辦呢。解放前親戚還支援點，說你家沒人，解放後就不行了。到那兒人家問我學過什麼，我說學過會計，學過打字，他們說銀行新成立一個辦事處，正好沒有打字員，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盤找字，忙的時候黑間白夜的都連著干，打完了還得印，完了裝訂好了，明早開會就發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後來就干後勤這些事，亂七八糟什麼全干，最後服務員都沒有了，退休就完了，新來的小年輕的誰也不幹這個，都在業務上了，就剩了我們兩人。我又賣飯票管食堂，在傳達室還帶收發，那男同志出去採購時，我就在家盯門兒，一直幹了這麼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級的時候給我定得挺高的，等於二十級，七十塊，一般人都是六十幾塊，我也不知為什麼。我等於兩份家，我在天津，我父親、母親在北京，都得寄錢，我就自己留四十，給家寄三十。母親、父親有病就得回來，多的時候一年回來七次，來回跑都是我的錢。這麼些年也夠受，別打算做衣服，就穿那點舊衣服。吃飯都是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