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之死的政治解讀
岳飛為什麼會被誣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風波亭？這似乎不應成為一個問題。古往今來，且不說專業歷史學者們對此已經多有論說，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從評書故事裡、口口相傳中略知一二。簡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趙構與宰相秦檜一手操辦的，高宗怕篡權，秦檜害忠臣。然而這樣的解釋又難免過於籠統與符號化，不經意間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惡二元兩分的思維窠臼。
岳飛出身農家，在靖康之變紛紜擾攘之際，幾次三番毅然從戎，投身於保家衛國、進而一雪國恥的戰鬥中，不但剿滅了威脅南宋社會穩定的內亂——流寇與農民起義，還在抗金前線奮勇殺敵，令敵人喟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從一個基層的小校，歷經十多年即成為當時守護一方的類似大軍區司令級別的人物，最終官至樞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興四將」之一。他心繫民瘼，治軍嚴厲，在當時兵匪一家，多數南宋軍隊在燒殺擄掠、戕害人民方面與匪寇相差不多的情況下，岳飛培育出一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的紀律森嚴的部隊，使他的士兵成為深受當時人民愛戴的子弟兵。
然而，「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的戰功赫赫的「精忠岳飛」，最終非但沒能在民族戰爭的疆場上大展身手，實現「直搗黃龍」的夙願，反而在年富力強之際身陷囹圄，最終含恨遇害，令人扼腕歎息。於是千百年來，岳飛被害的因由，一直為大眾所關注，所探究。特別是，到底是秦檜還是高宗痛下殺手，長久以來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沒有秦檜的苦心經營，栽贓陷害，高宗很難抓到縊殺岳飛的口實；而沒有高宗的首肯，秦檜絕不可能有機會除掉一員大將。從這一點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責任難分伯仲。但出於為尊者諱的傳統，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神聖形象，當時與後來的許多記載，都把秦檜視為殺害岳飛的元兇。這個，國人應是不難理解的。至於到底是高宗先動的殺機，還是秦檜先有心思，欲必置之於死地，憑借當時和後來被屢次篡改、又歷經近九百年而殘存下來的有限文獻，憑借對世俗人心的揣度，想釐清真相絕對是件異常困難的事情。
岳飛為何遇害？
近九百年來，岳飛之死一直引發了人們濃厚的興趣，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都有所論說。概而言之，無外乎以下幾種觀點。
觀點一：高宗對武將的猜忌與岳飛的質直、強項
宋代開國以來對武將的提防，已經內化為趙宋皇帝的遺傳病，世代相傳。宋之前的五代，不過短短53年，卻有「六姓十三君」，軍事政變接連不斷地上演。及至太祖趙匡胤開國，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傳奇，也不過是武將政變奪權的再一次重現。既有前車之鑒，宋朝歷代皇帝對有威望的將領的猜忌與有意壓制極其常見。此外，在兩宋之交、版圖震盪之際，高宗趙構一方面必須依仗軍事將領為其贏得生存空間，而另一方面，卻一直對武將「不尊朝廷」心懷疑懼，深恐養成「尾大不掉」之勢。特別是「苗劉之變」，給高宗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在這種情勢下，趙構特別忌諱武將的難以控馭，特別忌諱武將的結納民心。他曾對張俊說起郭子儀的故事，勉勵告誡他「若知尊朝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而岳飛恰恰是一個「質直、堅定、強項」的人物，或者往嚴重點說，有些桀驁不馴，甚至有賭氣使性的時候。
岳飛桀驁不馴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現出來。當時，身為高宗大元帥府下屬低級官吏的岳飛因越級上書，反對京師南遷，被革職歸田。回鄉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撫司，在那裡，岳飛遇到了賞識自己的伯樂張所。招撫使張所賞識岳飛的軍事才能，破格將其提拔為統制官。但不久岳飛卻因與上級意見不合，不顧軍紀，帶領部屬分裂出去，擅自行動。這一舉動毫無疑問是嚴重的違紀行為。
如果說，這次違背上級命令，岳飛年方25歲，年輕氣盛，是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後的紹興七年，岳飛已經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是南宋極重要的大將。這一年，高宗起初答應岳飛要將大將劉光世的部隊併入其麾下，後來卻出爾反爾，讓岳飛壯大隊伍、措置北伐的計劃遭挫。倔強的岳飛，竟向高宗上了乞罷帥職的奏疏，且不等答覆，就怒上廬山給過世多時的亡母守喪去了。高宗派岳飛的部將上山請岳飛回來，岳飛拒不接受詔命，僵持了六天，最後部下無可奈何地質問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託，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毫無疑問，岳飛賭氣使性，連部下都認為是欲「與朝廷相抗」，那麼，比岳飛還小四歲的高宗豈能不怒火中燒？但高宗竟然容忍了，當面說了些「朕實不怒卿」的話寬慰岳飛。
紹興十年，岳飛終於有了在抗金戰場上大展身手的機會，他揮師中原，前鋒所駐紮的朱仙鎮，距離舊都開封僅有45里。正當形勢大好，岳飛希望得到友軍的配合，一舉恢復舊都的時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隊先行後退，造成岳飛一軍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並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將其從北伐前線召回。「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岳飛心中的憤懣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態復萌，撂挑子不幹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廬山，到母親墓地守喪去了。岳飛與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經過這些事件，愈發淡薄。
此外，相對於當時官場的苞苴公行，相對於眾大將的熱衷經營產業，岳飛卻是一個不經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過著淡薄清廉的生活。這本是難得的寶貴品質，但統治者卻未必這樣看。范增就曾提醒項羽說：「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說，不貪圖物質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統治者認為是賺取人望，包藏覬覦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劉邦做了皇帝，蕭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圖自保。而當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飛有「邀譽」之嫌時，趙構就不能不大動肝火了。
置岳飛於死地的「罪證」中，有一條就是高宗親自定性的：「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岳飛到底曾否說過這樣的話，還是有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是大有疑問的。但不論如何，上述高宗的話，足以見其對屬下「附下以要譽」的警惕和極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飛深得百姓將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觀點二：高宗擔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飛直搗黃龍，迎歸徽宗、欽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確，又不正確。正確的是，這樣的口號在當時確曾響徹朝野，起到了鼓舞民眾對金鬥爭的作用；不正確的是，在高宗的內心，是絕不願徽、欽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歸來，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於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學生上書反對，他們認為高宗不該即位，待到欽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處置？由於說到高宗痛處，慘遭殺害。
徽宗其實早在紹興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間的五國城。此後能對高宗皇位構成威脅的，只有其哥哥欽宗。紹興十二年，宋金合議達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韋氏南歸之際，「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趙桓的這番表白，是明白無誤地告訴趙構：我是不可能與你爭奪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給我一個閒職就感激不盡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欽宗所講，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趙構還是不願一時心軟，答應這個簡單的要求，免得養虎為患。從高宗的一己私利出發，不得不承認，這是個頗為英明的決定。
後來的明朝「奪門之變」，就足以證明廢帝還是有號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憐的欽宗只能在北國邊陲，望斷南飛雁，鬱鬱中客死他鄉。不過但凡欽宗明智一點，也能料想到這個結局。欽宗在位時，金人包圍開封，提出以親王為質，以表達求和誠意，那時不正是欽宗指派趙構去幹這個苦差事（當然，後來趙構因禍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報李，這回趙構算是出了一口氣了。
岳飛根本沒見過徽欽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歸二聖」，也不可能是不忠於高宗的表現。但是，岳飛念茲在茲，矢志不渝地堅持抗金復國，反對退讓苟合的夙願，是與高宗那個偏安一隅的總體願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趙構，首先要考慮的，是穩定有限領土內的統治秩序，考慮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內有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還有不甘政府苛捐雜稅的壓搾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待至將領們陸續平定了內亂，宋高宗又覺得將領們勢重難制，擔心尾大不掉。於是長久以來，結束戰爭狀態，鞏固對內統治，就成為高宗的首要目標。說宋高宗被金人嚇破了膽，只知妥協求和，未免太小瞧了這位中興之主。宋高宗再昏聵，也不可能在統治牢固的基礎上嫌地盤太大。此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意味著必須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兵燹之餘，生產遭到破壞，社會凋敝，對民眾的過量誅求，已經造成了動盪不安的局面。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組織大規模的戰略反攻力不從心。於是一旦條件允許，他是決計於不惜代價求和的。
說到底，岳飛與高宗的矛盾，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當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時候，他仰仗岳飛等大將保衛江南一隅之地，保衛南宋小朝廷。而當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欖枝，矢志抗金，恢復故土，反對苟合的岳飛，就不能不被趙構等一班人所厭惡，所嫉恨，所拋棄。正是與這種大政方針的相左，令高宗與秦檜施展手段，剝奪了三大將的兵權。
觀點三：岳飛對選立太子表現得過於熱心
岳飛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諱，對權力交接說三道四。紹興七年秋冬之間，岳飛得到情報說金人想要扶植欽宗之子在開封做傀儡皇帝，以給南宋製造分裂。岳飛於是在面見趙構時，建議盡快立趙構的養子之一趙慎為太子，以阻敵人之計。在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岳飛明確支持立趙慎為太子，將來入繼大統，說是建言，其實已經是傾向堅定的政治表態，對於手握重兵的大將來說，愈發會引起最高統治者的猜忌：岳飛積極主動地支持立趙慎為太子，是不是已經結成了某種程度某種形式的利益小集團？果真如此，那將來會不會急於搶班奪權？會不會以擁立新君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劉之變會不會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飛完全出於忠心吧，如果將來趙慎果真做了皇帝，現在這種支持算不算是一種獻媚和「要君」的資本？如果將來繼位者與岳飛支持者不符，新君與舊臣之間勢必難以相處，而君臣相疑，定非國家之福。所以，岳飛的建言在趙構看來，顯然是「越職」了。
宋代歷史上，聰明的臣子在誰應當繼位這類問題上，心中不是沒有想法，但在關於權力交接的議論上，向來諱莫如深。就連那位極有個性，以敢批逆鱗聞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動向他徵求立儲建議時，也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
時人張戒曾評論岳飛此舉說：「越職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後果看得非常嚴重。雖然後來高宗貌似並未深究此事，反而讓人安慰岳飛，但很多人都同意，這是導致了趙構與岳飛離心離德的重要事件。
岳飛死於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關於岳飛被害的常規解釋。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四月下旬解除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兵權，到八月初罷免岳飛樞密副使的官職，再到十月將岳飛從廬山上誆騙回臨安投入詔獄，中間歷經了數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還不能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陳年舊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時才被拿出來重提，並促使高宗痛下決心殺害岳飛呢？
當然可以認為，這是高宗與秦檜一夥，懾於岳飛的崇高威望與軍心民心所向，不敢貿然處死民族英雄。這數月間，正是忙於栽贓陷害，製造口實。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檜一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莫須有」的罪名，趕在除夕匆匆殺害了岳武穆嗎？
這幾個月間的驚天變故，其實並不是上述諸因素導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隱情。岳飛的寵辱存亡，都被這一隱情所決定。其實也算不得隱情，因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寫著，金人提出了「必殺飛，而後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趙構秦檜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雙方信使頻繁往來，忙於議和之際，即將岳飛投入死牢，而待和議達成之後，和平似乎已經降臨，於是他們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諾，將壯志難酬的英雄殺害了。
應當指出，捨棄臣子性命，罔顧國體尊嚴，奴顏婢膝求和，在兩宋的歷史上，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北宋末年，原遼朝的官員張覺先是在金滅遼的過程中降金，後來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圖，欣然「納之」。而後來在金人的要挾下，又不得已砍掉張覺的腦袋奉上，致使郭藥師等遼朝降將心灰意冷，二心漸萌。南宋中葉，開禧北伐失敗後，和平談判中宋廷迫於金人的要求，又決定將早已在宮廷政變中遇害的韓侂胄梟首，將人頭裝在盒子裡送給金國。時人作詩寫到「未聞函首可安邊」，對這一屈辱的行為予以辛辣諷刺。為了換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麼齷齪事都幹得出來的。
當然，岳飛因為念念不忘抗金大業，反對和議，也曾得罪秦檜，被秦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也是秦檜積極謀害岳飛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載：「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但這只能是非決定因素，對位高權重的岳飛的生殺予奪，不是秦檜所能決定的。
綜上，岳飛的悲劇其實可以劃分為前後互相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於高宗對武將的猜忌，由於秦檜對異議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於岳飛性格上的弱點與政治上的不成熟，導致了君臣之間關係的貌合神離。加之岳飛堅持抗金立場，反對妥協議和的決絕態度，與高宗的既定路線相違背，為清除議和道路上的障礙，高宗用陰謀剝奪了三大將的兵權。但這還不是導致岳飛之死的決定因素。待至紹興十一年，宋金雙方緊鑼密鼓準備媾和的時候，岳飛的悲劇進入了第二階段。因為金方提出「必殺岳，始可和」的條件，又因為高宗君臣擔心岳飛作為反對議和、堅持抗金的一面旗幟，終究會威脅議和，終於下了殺害岳飛的決心。
梃擊案：晚明政局的一個標本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黃昏，北京城發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鑒》是這樣記載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至前殿簷下，為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使朱雄等收系。」
這樣一件案子沒有產生任何危害後果，發生在今天，頂多是由治安警察來處理。但慈慶宮居住的是當朝太子、後來的泰昌帝朱常洛，事關帝國繼承人的安危，那就是驚天大案了。史稱「梃擊案」，和「妖書案」一樣，是觀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個絕好標本，它既是萬曆朝君臣否隔、門戶爭鬥的一種表象，同時又深刻地影響著萬曆崩駕後明朝政治的走向，引發了長時間的政治鬥爭，魏忠賢陷害東林黨人士即以此案為張目；崇禎登基，給東林黨人士大平反，亦以這個歷史問題做切入口；滿清入關，弘光朝偏安南京後，此案依然成為朝內諸臣爭鬥的題目。「梃擊案」所起風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為什麼這樣一個未遂案引起這麼大的動靜，首先結合當時明朝的政局分析。萬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氣沉沉，常年隱居深宮不見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員缺員，不能及時補充，民間的矛盾一點點積累，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君臣之間勢若水火，群臣之間也各立門戶。這種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體制僵化的大趨勢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國本之爭」導致的。萬曆帝春風一度，臨幸了母親李太后的宮女王氏，沒想這位宮女中了大獎，懷孕並生出皇帝的長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幾年後他和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傳給自己鍾愛的朱常洵，但這樣違背了明朝嫡長繼承的祖制——皇位繼承法可算明帝國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壞後果是災難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過二十餘年的君臣過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終於使萬曆帝不情願地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國本之爭」中，文官集團用祖制——即習慣法來制約皇帝，是明朝中後期常見的政治生態。因為從法理上講皇帝具有至高的權威，對臣下有生殺予奪之權，但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為所欲為。文官集團制約皇權最後的法寶是法律解釋權。因此無論在嘉靖朝「大禮議」，還是萬曆朝「爭國本」中，文臣前赴後繼，在對禮法的維護上絲毫不讓步。
朱常洛雖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穩。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繼位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發生後，朝廷許多大臣懷疑是一起由鄭貴妃和其兄弟鄭國泰策劃的謀殺案——因為太子身亡，鄭貴妃和她的兒子是最大的獲利者，自然也就成為許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還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審，拿出的結論是：這個叫張差的兇犯是瘋癲者，因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來京上訪，闖入慈慶宮。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認為這是替背後指使者開脫，力主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先通過預審掌握一些證據；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個司局近二十名官員一起公審案犯。據張差交代，在朝陽門外劉成家的大宅院裡，太監龐保、劉成養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壺、銀壺各一隻，並讓他打上宮門，打了小爺便有吃有穿——小爺，是宮內太監對皇太子的稱呼。
此時真相開始顯露了，如果順籐摸瓜查下去，證實鄭貴妃夥同外戚要謀害太子，萬曆帝再寵愛鄭貴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此時，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這個真相一旦大白於天下，案子牽扯到太子、貴妃和皇帝，這將太子和皇帝、貴妃的矛盾擺到天下人面前，這將帶來多大的危機！大明最高當局可能會發生地震，以當時大明文臣黨派林立、攻訐為常的習氣來看，不知有多少人會利用這個案子興風作浪，大明朝廷從此永無寧日。而萬曆帝已經當了四十三年皇帝，來日無多，他可不想在混亂中交班。
可具體辦案的一些中層官員，他才不考慮這個層面的問題，他們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這個博得聲名的。於是皇帝只能親自出面，召見太子，並讓內閣大臣方從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邊做見證——萬歷久居深宮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說明他是何等的重視。皇帝拉著太子的手說：「此兒很孝順，朕十分喜歡，如果有別的意思，不就早立別人呢？外臣心懷何意?動輒用流言離間朕父子！」同時，他還把太子生養的三個孫子叫到跟前，讓各位大臣看，然後說：「朕的孫子都這麼大了，還有什麼可說的。」並要太子心裡有什麼話當著群臣全說出來。
皇帝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太子心領神會，馬上表態說，那個瘋瘋癲癲的案犯要馬上處決，不能再拖了。並對眾大臣講，我們父子十分親愛，你們外臣議論紛紛，如此只能使他們成為無君之臣，使我成為不孝之子。
當事人都這麼說了，這案子哪還有繼續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諭示刑部，明確給案子的處理定調，說張差是個瘋瘋癲癲的奸徒，闖入東宮傷人，罪在不赦，立即處決。太監龐保、劉成嚴加提審，明確定罪，不許牽連他人。
梃擊案和妖書案一樣，真相讓位於政治穩定。托克維爾曾說過，美國任何一個政治問題，最後會演變成司法問題。而在明朝的中國，司法問題往往如此演變成政治問題，最終的解決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國式的政治手段。但這種換來的穩定只能是暫時的，萬曆帝利用皇權強行平息下來，可在他死後，果然這案子一再被翻出來，引發政局動盪。犧牲真相得來的政治穩定從來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穩定。
順治皇帝出家迷霧
清軍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順治皇帝，於1661年駕崩時，還不滿24週歲。
正當盛年的順治皇帝突然駕崩，不免令人生疑。很快，另一種說法就在民間流傳開來——順治皇帝實際上並沒有「駕崩」，在他的清東陵孝陵中，只有一副空棺，而真正的順治帝，卻是看破紅塵，出家為僧了。
關於「順治出家」的傳聞，從一開始就甚為流行，後來又不斷地被「添加」新的「內容」和「證據」。
一、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的《清涼山贊佛詩》有「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一句，相傳就是隱喻董鄂妃去世後順治皇帝因過度傷心而看破紅塵、「西行」到清涼山（五台山）出家的故事。
二、據說順治皇帝的兒子玄燁也就是康熙皇帝後來六次西巡，其中有五次都去了五台山，其目的就是為了去尋找和探望父親。
三、「庚子之變」時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西狩」（逃難）至五台山，五台山和尚找出了許多貴重的器皿來招待他們，而這些器皿都是宮廷的御用之物。由此有人猜測，這些御用之物可能就是順治出家時帶到五台山來的。
四、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日記裡記載了他在北京西山見到的一首題板詩，此詩出語真率，不事雕琢，口吻很像傳說中念斷凡塵、棄江山社稷於不顧的順治皇帝，例如「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由，江山坐到我時休。我今撒手歸山去，管他千秋與萬秋」等（《翁同龢日記》)。
要說以上這些證據，仔細考究起來似乎有很多的不確定性，然而，關於順治出家的傳說，就是在這麼多的不確定性中流傳到現在，還不斷地被寫入小說、劇本，搬上電視。其實，謎之所以會成為「謎」，主要還在於事情本身的撲朔迷離。如果考察順治帝的生平，他的確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有著強烈的想要出家的願望。
「順治出家」因由之——熱衷佛教借此解壓
順治帝接觸佛教大約是從他親政之後開始的。順治帝登基時只有5歲，國家大事由其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管理。1650年，多爾袞去世，12歲的順治帝開始管理朝廷大政。親政後的第二年，順治帝認識了禪宗高僧別山法師。
據河北遵化景忠山的許多碑文記載，這一年，順治皇帝因圍獵來到此山，得知山上「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法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9年，非常敬佩，便上山探望。別山法師出知止洞迎駕，「對詔稱旨」，順治帝龍顏大悅。順治帝回宮後即在西苑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園，供其修身參禪。但別山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園後，就拒絕了順治皇帝的好意，依然回景忠山修煉。
雖然沒有將別山法師留下來，這件事卻給順治帝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他驚喜地發現，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一些出世獨立、不食人間煙火的出家人，並且對他們清心寡慾、不被俗務纏身的生活方式心生羨慕。此後，順治皇帝對佛教的興趣日益濃厚，一批又一批的佛教高僧被請入萬善殿，比較重要的有：
憨璞性聰。其長於辭令，對答如流。比如，順治皇帝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閒暇。如今好學佛法，從誰而傳？」憨璞性聰答：「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姓，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順治皇帝聽後龍心大悅。
玉林通琇。傳說中順治帝的法號「行癡」就是他起的。
木陳道忞。據說順治皇帝曾對他說：「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每常到寺，見僧家窗明几淨，輒低回不能去。」又說：「若非皇太后一人掛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
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帝對佛教越來越認同，他開始相信，自己的九五之尊，只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將在何處立命尚未可知，只有虔誠地參禪悟法，才能脫離生死輪迴、苦海無邊的命運。
順治帝之所以會對佛教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甚至多次表示要出家，和他對自己的現世生活狀態不滿有著很大的關係。
順治帝的童年並不幸福。先是過早地失去父愛，「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宴駕」，接著，在還不懂得權力為何物時他就成了天子，除了要遵守種種宮廷規矩不得自由，更重要的是整個童年時期都生活在叔父多爾袞的陰影之下，這些陰影的影響之深，從他親政之後追論多爾袞的十大罪狀、籍沒家產、掘墓鞭屍等行為可見一斑。
親政後的順治帝仍然說不上幸福。皇帝要管理龐大的帝國，即使對成年人也堪稱重荷，更何況順治當時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朝政方面，順治帝想要有所作為卻總是阻力重重，他雄心勃勃地打算糾正清軍入關之初因過度殺戮引起的滿漢仇恨，比如在一定範圍內重用漢臣、停止圈地，還為崇禎皇帝修建了陵墓等。可惜，大多數滿洲貴族，特別是他的長輩們並不買這個賬。往往為了推行一點點「新政」，順治帝就要和他們進行長時間的糾纏，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稱不上愉快。從政治需要出發，順治帝先後娶了兩位來自孝莊太后娘家的博爾濟吉特氏皇后，第一位皇后生性驕縱善妒，順治帝忍無可忍廢了她，第二位皇后庸碌無才，也與順治帝無法匹配。後宮其他妃嬪，也少有出色的。
在家庭不幸、政務繁雜等多重壓力下，這位少年天子產生避開凡塵、遁入空門的想法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而接下來的這個打擊，使順治皇帝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避開凡塵、遁入空門的念頭更加強烈，那就是他的愛子以及這個愛子的生母——寵妃董鄂妃的相繼去世。
「順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後一根稻草
關於這位順治帝摯愛的女子，有一種說法很流行，說董鄂妃是秦淮八艷之一的董小宛，曾經是名士冒辟疆之妾，清軍南下時被擄進入宮廷，被順治帝寵愛。但此說早被公認為是錯誤的——有多個證據表明，董小宛與董鄂妃，根本就是兩個人。董小宛比順治帝大13歲，當她在28歲去世時，距離史書記載的順治帝迎董鄂妃入宮的時間，還相差很多年。「二董」之所以會被訛傳為一個人，主要是因為她們名字的開頭都有一個「董」字，而實際上，董小宛的董是能被拆成「千里草」的漢字，而董鄂妃姓「董鄂」，是滿語的譯音。
董鄂妃雖不是董小宛，但她來到順治帝身邊，也是充滿了傳奇。當時與順治帝交往甚密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回憶說：「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光。這位軍人於是乃怨憤致死，或許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的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
順治帝從「滿籍軍人」那裡奪來的、並封之為貴妃的這個女子就是董鄂氏，而這位「滿籍軍人」，有專家考證是順治帝的異母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也就是說，董鄂氏一開始是順治帝的弟媳婦。那麼董鄂氏又是怎樣成了順治帝的妃子呢？正史裡當然不會詳細記載，不過其經過可能和湯若望的敘述差不多：由於清初有命婦輪番入宮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機會常常出入後宮。婚姻不幸的順治帝很快與這位弟媳婦擦出了火花，雙雙墜入情網。接下來，就發生了順治帝為董鄂氏出氣打襄親王耳光的事。不久，襄親王憂憤而死（疑為自殺）。襄親王死後兩個月，順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為賢妃。
順治帝奪弟媳為妃，今人看來有悖道德，但是入關之初的滿人還保留著不少遊牧民族的舊俗，兄納弟媳在他們看來算不得一件多麼大的事。而順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鬱鬱寡歡，終於得一意中人在身邊，可說是喜不自勝。
據《清史稿?后妃傳》記載，董鄂妃被冊立為賢妃後不到四個月，就越級被冊立為皇貴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順治帝還特地為冊立皇貴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惡不赦死罪及貪官污吏外，俱減一等（《清實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不久，董鄂妃為順治帝生下一位皇子，雖然是第四個兒子，順治帝卻為此再次大赦天下，並且在詔書中稱他為「第一子」，大有想要將來傳位於此子之意。凡此種種，可見順治皇帝對董鄂氏是多麼的鍾情了。
在現存的清宮畫像中，找不到一張董鄂妃的畫像，因此，她是否有著傾國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們去自由想像了。不過，順治帝如此傾心於她，似乎不僅僅因為容貌。董鄂妃死後，順治帝曾親自撰寫洋洋灑灑幾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狀》。在順治帝對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說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賢達善良。對順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無不留心、噓寒問暖，還和順治帝討論佛法經義、適度地規勸順治帝在處理朝政時不要急躁；對孝莊太后、對第二位被「晾」在一邊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經在她們生病的時候衣不解帶、幾天幾夜地侍奉；對比她地位低的嬪妃甚至奴僕，她也從不曾疾言厲色，而是處處為他們著想……
可以想像，對朝政充滿煩惱、家庭充滿苦悶的順治帝來說，董鄂妃不僅僅是個紅顏知己、可意人兒，更有著類似於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紅顏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兒子不滿百日就夭折了，兩年後，董鄂妃也在22歲的妙齡之際香消玉殞，給順治帝留下了無窮的哀思。而朝廷傳出順治帝駕崩的時間離董鄂妃去世僅四個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順治皇帝因為愛妃的去世而萬念俱灰、遁入空門。
然而，從常識上說，有出家的動機，不等於有出家的事實。順治是否真的出家，還得用史實說話。
我們首先來分析民間傳說中順治出家的「證據」。
（一）關於吳偉業《清涼山贊佛詩》的問題。這首詩雖然是暗寫順治帝與董鄂妃之間生離死別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確，不能成為順治出家五台山的證據。更何況吳詩「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順治未曾出家的一個佐證。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房星未動」，應該是指天子的車駕還沒有出發，而這兩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順治帝還來不及離宮出家，就死去了。
（二）關於康熙帝五台山尋父及御用之物的問題。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宮中傳出順治帝去世後的第二十二年。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並不是為了去尋找父親的，否則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後呢？至於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為了生活方便而從皇宮帶去的。
（三）關於翁同龢日記裡記載的那首題板詩，其口氣的確酷似順治帝，似出自順治本人的手筆。但該詩為何等到順治皇帝已經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發現，這一點大有疑問，因此，不能輕易斷定為順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於好事者的偽托。即使今後有證據證明詩是真的，也只能說明順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說明他有出家之實。
實際上，根據可靠的史料，順治帝確實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當然對此諱莫如深，但是在與順治帝關係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譜裡都有詳細的記載，雖出於幾本不同的著作年譜，但提及此事的時間、地點等盡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後，順治帝痛不欲生，本來是決意要披緇山林的。順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個多月後，順治帝在西苑萬善殿讓茆溪森禪師為他舉行了皈依佛門的淨發儀式。茲事體大，孝莊太后急忙派人將茆溪森的師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請求他規勸順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辯，卻勸不轉順治帝。據說，最終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殺手鑭，命人取來乾柴，要當眾燒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順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棄出家的念頭，蓄髮還俗，也就是說，出家未遂。
順治死因
如前所述，順治帝最終沒能完成出家為僧的願望，正史中關於他賓天的記載是可信的。至於他的死因，根據一些比較可靠的私人記載，很可能是死於天花。
順治帝病危時，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奉命起草《遺詔》。王熙在《自撰年譜》中記述了被傳旨召入養心殿、聆聽完順治帝旨意後起草詔書、三次進呈三蒙欽定的全過程。其中提到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順治帝召王熙至養心殿，說：「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王熙「五內崩摧，淚不能止，奏對不成語」，強忍住悲痛草擬了一份《遺詔》，三次進覽，三蒙欽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終定稿。當夜，順治帝就賓天了。
另外，曾為順治帝撰擬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張宸在《青琱集?雜記》中也有類似的記錄：初五日，見宮殿各門所懸的門神、對聯已經全部撤去，又見皇帝貼身太監向各大臣耳語，神色倉皇。初七日，在傳諭大赦的同時，還「傳諭民間勿炒豆，勿燃燈，勿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因為這種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所以也可以佐證順治帝是因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的傳記中也記載：「如同一切滿洲人一般，順治對於痘症有一種極大的恐懼，因為這在成人差不多也總是要傷命的……或許是因他對於這種病症的恐懼，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這種病症……順治病倒三日之後，於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間崩駕。」（魏特《湯若望傳》）
還有一條旁證。順治帝去世後，在考慮繼位者時，在湯若望的建議下，孝莊太后最終選定了玄燁，理由之一是玄燁已經出過天花。（魏特《湯若望傳》）可見，順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動著最高統治者的心扉，影響著他們的決策。
順治帝最終沒有實現想要出家為僧的願望，而是不幸地死於天花惡疾。幸運的是，兩年後，繼位的康熙皇帝將順治帝與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還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對於順治帝這位多情天子來說，能同心愛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雍正暴崩之謎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在圓明園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時年58歲。據官方記載，雍正去世前幾天，八月十八日在圓明園與大臣議事；八月二十日，召見寧古塔的幾位地方官員，都屬於正常辦公；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發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辦公，接見一些官員；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見寶親王弘歷（皇四子）、親王弘晝（皇五子）、大學士鄂爾泰等，宣佈傳位於弘歷；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時）之間死亡。
當時著名文人袁枚為雍正臨終之顧命大臣鄂爾泰寫的行狀，則與官方的說法有所不同。鄂爾泰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宮中，隨時聽令。根據袁枚記錄，八月二十三日雍正臨終時，身邊的顧命大臣僅有鄂爾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親、重臣，當時都不在圓明園。雍正駕崩後，鄂爾泰連夜攜帶遺詔從圓明園奔還城內的紫禁城。因深夜裡倉促間找不到馬，他只好騎上一頭運煤的騾子奔回，擁弘歷即位。之後他又留於宮中幫助新皇帝處理大事，七天以後才得以出宮。出宮時人們驚異地發現，鄂爾泰褲子上染有一片血跡。根據鄂爾泰自己的解釋，這些血跡是那天騎騾子時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雖然「暴亡」，但是皇位的傳承倒沒有出現問題。依雍正遺詔，弘歷順利繼位，就是乾隆皇帝。因為雍正吸取康熙時「九子奪位」的教訓，事先已經創立了秘密建儲制度，將自己選定的皇位繼承人弘歷的名字寫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後面。為了便於對證，還在圓明園內「拷貝」了一份同樣內容的遺囑，密封起來，雍正去世後也找了出來。然而，負責宣讀遺詔的鄂爾泰卻如此狼狽，不得不親自騎著騾子從圓明園奔回紫禁城，慌得連褲子染血都不知道，讓人懷疑其中必有隱情。
鄂爾泰看到了什麼？他為什麼留在宮中七天七夜？他褲子上的血跡是怎麼回事？野史傳言，雍正是被人刺殺的，鄂爾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腦袋的雍正；他留在宮中七天七夜是為了處理無頭（或身首異處）的雍正這樣棘手的事情；褲子上的血跡未必是騎騾受傷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呂四娘刺殺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終是被層層神秘濃霧掩蓋的歷史之謎，歷來猜測頗多。流傳最廣的莫過於被人刺殺之說，而刺殺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藝高強的奇女子——呂四娘。這要從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說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個叫曾靜的讀書人，讓他的學生張熙給當時的川陝總督、清軍名將岳鍾琪送了一封信。曾靜在信中說岳鍾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飛的後裔，而清朝則是「金人」的後代，勸岳鍾琪起兵反清，恢復漢族王朝。岳鍾琪向雍正告發了曾靜、張熙。雍正大怒，將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後主使及消息來源。據曾靜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讀了呂留良的著作而產生的。
呂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學者，「曾靜事件」發生時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門生故舊不少，子孫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呂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強烈，並用傳統的「華夷之辨」來論證滿族統治的不合理，認為滿族是夷狄，非我族類，因而搞清華夷區別比君臣之義更為重要。
在此案審理過程中，雍正認為曾靜、張熙是誤信邪說，認罪態度較好，特予釋放（雍正死後，二人均為乾隆所殺）。雍正對曾、張二人網開一面，但是對呂留良一家及其門生則處理得很重。當時，呂留良及其長子呂葆中都已經去世，雍正還令人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在監獄裡被折磨致死，還要戮屍梟示。呂留良的另一個兒子呂毅中和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則被處斬。其他的呂氏門生以及刊刻、販賣、私藏呂氏著作的人，或斬首，或充軍，或杖責。呂氏及嚴、沈三族婦女及幼丁發給功臣家和關外披甲人為奴。
曾靜、呂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樁著名大案，影響極大。在雍正還活著的時候，「呂氏孤兒」的傳言就在流行。至於呂四娘刺殺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個版本。
一說當年誅殺呂氏家族時，呂留良之子呂葆中的女兒，即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在乳母的幫助下漏網逃生，隻身北上京城，決心刺殺雍正，報全家慘遭屠戮之仇。由於連日奔波，年少體弱，呂四娘昏倒在河南洛陽白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傑甘鳳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緝才隱匿出家當了和尚。四娘於是拜甘鳳池為師。四年後，四娘告別師父，來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寢宮的路徑，翻越宮牆，混進宮內。入夜時分用蒙汗藥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級，離宮而去。在第二個版本裡，呂四娘的「師父」變成了一位抗清志士虯髯客（《十葉野聞》）。第三個版本，呂四娘則是和一位道士學的劍術（《清季野史》）。
這些傳說越傳越奇，情節也愈來愈曲折，見諸於稗官野史，還被寫成了小說，拍成了電影電視，渲染得有聲有色。
迄今為止，史學界比較普遍的觀點則是，呂四娘刺殺雍正純屬子虛烏有。楊啟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中，專門討論了此事，其觀點主要是：第一，呂留良案發後，呂氏一門不大可能有漏網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就「呂氏孤兒」一事，詢問負責此案的浙江總督李衛。當年七月，李衛就此奏復說，呂氏一門，不論男女老幼均已嚴行看管，連呂家的墓地也被嚴密監視起來。李衛是雍正的親信，而且向以善於偵緝聞名，不至於對雍正敷衍塞責，因此，呂氏後人恐無漏網的可能。第二，雍正死於圓明園，這裡雖然是一座離宮，但因為雍正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此居住，所以護衛森嚴，絕不可能像小說、電影中所描繪的，一個女子能飛簷走壁輕易潛入寢宮，砍去皇帝的頭。
「雍正被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流行，也算事出有因：清廷以滿人統治，始終難以泯滅漢人的反抗之心，所以對滿洲皇室，不免摻雜某些民族情緒。而在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名聲最差，在位期間社會上就廣泛流傳著其「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項大罪」，因此，將他作為攻擊滿清統治的典型，是很合適的。在清初五大謎案「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奪位」「雍正暴崩」「乾隆身世」中，後三個都與雍正有關。人們出於「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因果報應心理，希望雍正不得好死。因此，也就有了這麼多不同版本的刺殺雍正的故事。
雍正死於「他殺」的說法均可以排除。那麼，他真正的死因是什麼呢？史學工作者通過對清宮檔案的深入廣泛研究，普遍認為雍正死於丹藥中毒的可能性最大。
死於丹藥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與修煉丹藥有關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紀》：「惟世宗之崩，相傳修煉餌丹所致，或出有因。」美國學者恆慕義在20世紀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關於長生不老的說法，所以他服用各種各樣的藥物。正是這些藥物，導致他的死亡。」楊啟樵也推斷雍正「死於丹藥，也許不算武斷。」馮爾康也認為，雍正「死於丹藥中毒，此說頗有合情理處。」楊乃濟則通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內務府造辦處的第一手資料，撰寫了《雍正帝死於丹藥中毒旁證》一文，論述雍正帝死於丹藥中毒的說法是客觀、可信的。李國榮也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撰寫了《雍正與丹道》一文，詳細地論述了雍正死於丹藥中毒的可能性極大。一些醫學工作者也認為，雍正死於「過度養生」——企圖以煉丹修道來恢復健康，卻反受其害。
中國道教的長生不老術，可謂源遠流長。漢武帝、唐太宗、唐德宗等多位皇帝都曾有訪求「長生不死藥」的故事。
雍正早在當皇子的時候就對修道感興趣。在康熙諸皇子的「奪位大戰」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囑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謀士戴鐸尋訪高明的道人。戴鐸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語言甚奇」的道人，並請他為主子胤禛算命。道人算出了一個「萬」字，讓胤禛振奮不已，從此對道士更有好感，經常與道士參修論道。他還自稱「圓明居士」，作《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語錄》，將自己的名字排列在歷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師之後。
雍正即位後的最初幾年，可能因為要忙的事實在太多，所以從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這一段時間，從史料中很少發現雍正煉丹修道的痕跡。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場大病，一病就是好幾個月，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他甚至將自己在圓明園秘藏傳位詔書的事情悄悄告訴了張廷玉和鄂爾泰，似乎對後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醫的調治下闖過了鬼門關。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場大病，為了治病保命，他開始大規模地向各地征訪名醫術士。雍正的心腹、浙江總督李衛推薦了一位有「神仙」之稱的道士賈士芳。賈士芳入宮後手到病除，頗見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個多月後雍正突然下令將賈士芳下獄治罪，最終「斬立決」。據說是因為經賈士芳調治之後，雍正的病情還有所反覆，時好時壞，後來雍正感到自己被這個「異人」耍弄了，「伊（賈士芳）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
但殺了一個賈道士，不等於雍正就從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龍虎山的高道婁近垣入京。婁近垣在御花園內設壇禮鬥，以符水治療，雍正果然病癒，還於雍正十一年喜得兒子弘曬。婁近垣自然備受恩寵，被雍正賜以四品龍虎山提點、司欽安殿主持之職。龍虎山道觀也沾了婁近垣的光，得庫銀一萬餘兩，大興土木，煥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婁近垣奉命回龍虎山督造道觀。宮苑內的修道之事由張太虛、王定乾主持。張、王二人與婁近垣不同，更注重於「爐火修煉」，以金丹大藥來給雍正治病，企圖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婁近垣可能也用丹藥，但比較謹慎）。可能就是這兩個人煉的丹藥，最終讓雍正送了命。
為皇帝煉丹當然是絕密事件，在官書正史上沒有記載。但研究人員仍通過清宮秘檔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據記載皇宮日用物品的內務府賬本《活計檔》記載，在雍正八年冬天，運入圓明園4000餘斤木柴煤炭和礦銀等物，開始在園東南角的秀清村為雍正開爐煉丹。丹爐一開，燒煉之火便沒有熄滅。從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圓明園運送煉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個月兩三次。累計動用黑煤192噸，木炭42噸，此外還有大量的礦銀、紅銅、黑鉛、硫磺等煉丹必備的礦產品以及其他相關物件。一爐又一爐的金丹大藥由此煉成。雍正服後，感覺良好，還拿出少許丹藥賞賜給出征將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鉛運入圓明園。黑鉛是煉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種有毒金屬，過量服食可致人死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藥，毒素早已滲入到五臟六腹，但很可能就是這200斤黑鉛，最終讓雍正毒發而亡。
雍正暴崩後的第三天，剛剛即位的乾隆皇帝便發佈一道上諭，下令將張太虛、王定乾等在宮苑中煉丹的道士全部驅逐，令其各歸本籍，告誡他們對宮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談起，如有違反，絕不寬貸。並特意強調，先皇雍正喜好「爐火修煉」，僅是作為「遊戲消閒之具」，對煉丹道士「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作為新天子，萬機待理，為何要這麼急迫地專門發佈上諭將這些道士趕走?且還要「此地無銀三百兩」地作一番辯解？合理的解釋是，正因為雍正死於丹藥中毒，乾隆恨不得將慫恿父親吃丹的道士碎屍萬段，只是熱喪期間不宜殺人，且要顧及皇家體面，不便公開將他們公開處死，只好一趕了之。
其他死因說
關於雍正之死，除了「丹藥中毒說」外，還有若干種其他說法。
1.「累死」說
雍正雖然以不正當的手段奪得了帝位，但從他上台後的政績來看，他還算是中國歷史上政績最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為「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舉凡國家政制、吏治人事、財政賦役、軍事戰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無鉅細，雍正都躬身規劃，建樹頗多。要處理這麼多的政務，雍正的「勤奮」的確非常人可比，經常白天親政、議政，夜晚批覽奏章。所作批語，少則數十字，多達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於人，亦無一人讚襄於側。」後來，雍正挑選自己硃筆批閱的奏章7000多件，陸續編成360卷的《朱批諭旨》。而實際上，雍正親筆朱批的奏折遠不止這些，總數有數萬件之多。經常熬夜和長時間的高強度工作，可能是導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藥致死」說
雍正曾說自己「清心寡慾，自幼性情不好色慾。即位以後，宮人甚少。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義覺迷錄》）這種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幾年裡，事情太多，政敵無數，還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個真正稱職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慾、自我節制的樣子來。可雍正七年之後，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政敵也擺平了，制度也理順了，相對於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點「閒」。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閒」，也就開始貪圖女色，與之有關的病症也隨之暴露了出來。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後宮從皇后到最低等的答應有二十幾人，可能還有一些隱在後面「沒名分」的。考慮到雍正在位的時間才十三年，實在不能算是「甚少」。為了應付這麼多妻妾，使用「春藥」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過度服用「春藥」而被「色殺」的可能。朝鮮有一本書叫《承政院日記》，是朝鮮使者寫給朝鮮國王的報告，書裡記載「雍正晚年貪圖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運用者久矣」，當可作為雍正死於女色的一條重要佐證。
3.「人參補死」說
清代檔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宮廷醫療檔案，其中醫案《人參底簿》的記載，反映了清宮中大量食用人參的習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圓明園，至年底的7個多月時間裡，皇家內廷共使用人參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醫院用人參藥檔》載，宮廷用掉的人參達230斤。按照慣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參是專門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製御藥之用的（清宮所用的四等參如今已十分少見，五、六等參相當於今天的一等野山參）。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參，無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參的數量一定是很驚人的（雍正的父親康熙特別謹慎，一般不用人參補身，但雍正嗜好人參）。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懷疑。
4.「中風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說
著名清史學者鄭天挺在《清史簡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風而死，但沒有詳述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這個論斷還需用史料來作進一步證明。但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講，一個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臟病、腦溢血、中風等疾病瞬間喪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這幾種病的一種或多種。
此外，從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嚴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氣太熱而自嘲「字畫潦草」「可笑之極」等字樣。為了不影響正事，他還讓人製作了許多機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時使用。雍正後來得病，很可能與他酷暑貪涼有關。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愛運動，深居簡出，很少參與騎射狩獵活動。從故宮所藏的雍正畫像上看，他年輕時尖嘴猴腮，但晚年時明顯發福，可能也與他不愛鍛煉、缺乏正確的養生之道有關。這就使他體質虛弱、難以抵擋病魔的侵襲而斃命。
5.「綜合死因」說
雍正之死，可能是綜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體力透支，且因懼怕報應而長期心神不寧、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藥、體內大量積毒；三是過度的人參進補，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沒有節制，淘空了身體，靠春藥支撐而不知不覺中受到了傷害；五是不愛運動，抵抗力差……可能還患其他疾病，這些綜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乾隆身世之謎
乾隆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之一，當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歲。他在位期間，大清帝國經過其祖、父輩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穩固、欣欣向榮，正處於中國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續的「盛世」時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終其一生，鮮有不順心之處，所以晚年自詡「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來乾隆的身世一直沒有個明確清晰的說法，他出生在哪裡，他的親生母親到底又是誰？
這還要從一件非常蹊蹺的事情說起。
千里追《遺詔》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農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兒子——嘉慶皇帝外出打獵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猝然崩逝。隨扈的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擬寫了一份《遺詔》，經剛繼位的道光皇帝過目後，謄抄多份發往全國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緬甸等藩屬國。然而沒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遺詔》，並且特別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將發往琉球、越南、緬甸等藩屬國的「錯詔」截留封存。很快，修改過的「新詔」又重新發出，而「錯詔」的草擬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則被開除出了軍機處。
讓道光帝如此興師動眾、大費周章的兩版《遺詔》，區別主要在一句話，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莊，予復何憾?」而在「第二版」中，這句話改成了「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畫像）在焉，予復何憾?」兩版《遺詔》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莊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則「刪除」了這種說法，修改為避暑山莊裡有乾隆和雍正的畫像。
如果時間往回推十幾年，我們會發現道光帝的父親嘉慶帝也曾為同一件事「糾結」過。1807年（嘉慶十二年），嘉慶帝在審閱朝臣編修的記載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實錄》和《清高宗聖訓》時發現，這兩部重要的文獻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寫成了雍和宮（雍和宮原為乾隆的父親雍正為雍親王時的王府，雍正繼位後將王府賜給了藏教喇嘛當作寺院，改稱雍和宮），當即命令編修大臣就此進行核查。負責這兩部典籍編纂工作的劉風誥提供了此說的依據——乾隆自己做的詩，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宮後做的，其中有一句「來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這句詩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稱）正月初七這天到雍和宮祭拜，總是念念不忘當初就是出生在這裡。在另外幾首詩裡，乾隆也一再說自己誕生在雍和宮，甚至點出了具體的出生地點——雍和宮的東廂房。
乾隆親自寫下的詩，而且是在不同時間寫下的很多首，「當然」是證明編纂人員並沒有搞錯的最佳證據，嘉慶最終也認可了。於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實錄》和《清高宗聖訓》中關於乾隆帝的出生地是這麼寫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上（乾隆）於雍和宮邸。」
這件事雖然以嘉慶認可「雍和宮說」而結束，但是總透著奇怪。先說乾隆，按說一個人關於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會去大肆宣揚的，因為這不過是一個與生俱來的事實而已。可乾隆呢，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嘮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宮，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或者說生怕別人搞錯。而嘉慶呢，一開始卻是對「雍和宮說」持懷疑態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認定乾隆是出生於避暑山莊的，而且也是有詩為證——嘉慶自己寫的詩。
乾隆在登基滿60年的時候「退休」，把皇位讓給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慶皇帝，自己則當起了太上皇。嘉慶剛登基的前兩年，「太上皇」兩次到避暑山莊過生日，嘉慶都陪著去了，並且寫詩祝壽。這兩首詩後面的註解裡都記錄了同一個信息——嘉慶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莊，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這年降生在山莊。也就是說，早在嘉慶帝讓大臣們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經對「避暑山莊說」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後來發現「皇父」乾隆一再強調自己出生在雍和宮，才不得不「改口」。不過，就彷彿一個人一直在努力嚴守一個秘密，卻在最後的時刻說漏了嘴似的，嘉慶在彌留之際終於沒堅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莊」。
嘉慶帝說漏嘴的地方，由他的兒子道光帝「千里追遺詔」及時彌補上了，這似乎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一件本來不算事兒的事兒，被這祖孫三代一再地強化，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從而催生了有關乾隆身世的各種民間傳說。
「草房誕子說」
早在乾隆還在位的時候，就有人寫詩說乾隆誕生於避暑山莊，而且地點非常具體：獅子園。
獅子園是避暑山莊外的一座小園林，因背靠一座形狀像獅子一樣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去避暑山莊時常有皇子隨行，不過皇子們不住在山莊裡面，而是住在山莊邊上的臨時性園林裡，獅子園就是康熙第四子雍親王胤禛，也就是後來的雍正隨駕期間的臨時住處。獅子園中有一處不起眼的房屋，名為「草房」，匾額上的「草房」二字為雍正御題。乾隆繼位後，曾多次「駕臨」「草房」，寫下數十首以「草房」為題的詩作。一個地位尊貴的帝王，為什麼對一間毫不起眼的「草房」情有獨鍾？難道僅僅是為了「綴景」和「示儉」？於是有人猜測，乾隆可能就出生在這裡！至於他為什麼會出生在這麼一個不體面的地方，又和雍正的一段傳聞有關。
傳說雍正還是親王的時候，一年冬初在木蘭圍場打獵，射倒了一隻梅花鹿，他當即叫人把鹿宰殺，大口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強的壯陽功能，雍親王喝後難以自持，就隨便拉住避暑山莊行宮裡一位很醜的李姓漢女發洩了一番。事後，雍親王把這段露水姻緣忘得一乾二淨。第二年秋中再來，李姓漢女已經大腹便便。康熙偶見此女，大為震怒，經過追問，才知道是四阿哥雍親王干的。康熙正在大罵雍親王「下流種子」的時候，那位李女馬上就要臨產了。為了不讓她污褻行宮，康熙就指著一座馬廄讓她入內分娩。這個馬廄是用乾草搭的，傾斜不堪，而「臨御中國六十年、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竟誕生於此焉」。
最早將這一「秘聞」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刊登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是根據晚清遺老、曾做過熱河都統幕僚的冒鶴亭的口述寫成的。台灣學者莊練（蘇同炳）的《乾隆出生之謎》和歷史小說家高陽的《清朝的皇帝》，都採用了這一說法，甚至指出李姓女子的名字叫李金桂，因為她「出身微賤」，所以康熙下旨讓胤禛府裡的格格（低級侍妾）鈕祜祿氏收養這個男孩。莊練還提出了三條史料，作為旁證。
一是《清聖祖（康熙）實錄》第二百四十七卷載，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親王專程趕赴熱河向皇父康熙請安。根據時間推斷，這正是那個李姓女子臨產之前。康熙之所以要把雍親王召到熱河，是為了當面確定雍親王就是那個「種玉」之人。
二是乾隆朝一位官至御史的管世銘有一首《扈蹕秋獮紀事詩》，詩後小注說：「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常於憲廟忌日臨駐」，管世銘是乾隆秋獮時的隨行人員，他留下的文字應該是可靠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避暑山莊說」在朝臣、親貴的小範圍內應該是公開的秘密。
三是清代官修《熱河志》中專門將「草房」記入「獅子園」條目中。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為什麼要將這一處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房」記入其中呢？
關於「草房誕子說」的「女主人公」，除了李氏女子一說外，還有「傻大姐」說、「承德貧女」說等多種說法。不論是哪一個版本，要說明的都是同一個問題——乾隆的母親是一個漢女，乾隆有一半是漢人血統。之所以有這樣的傳聞，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雍正繼位前後的種種劣跡，使他樹敵太多，這段「鹿血」傳聞，讓他的「公眾形象」又降低了一層。第二，乾隆「半個漢人」的身份，則反映了當時具有「反清復明」情懷的人的一種願望。當然，相比「半個漢人」的說法，還有一種更徹底的、更符合漢人口味的說法——乾隆的父母都是漢人，所以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漢人。
「海寧換子說」
所謂「海寧換子」，說的是乾隆本是海寧陳閣老（陳世倌）之子，他出生的時候，正好雍親王胤禛也生了個女兒。結果胤禛「偷龍轉鳳」，偷偷地把女兒換給了陳閣老，而把陳閣老的兒子——即後來的乾隆留在了府裡，當作自己的兒子。最早提出這種說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滿清外史》中的《弘歷非滿洲種》，後來蔡東帆(藩)的《清史通俗演義》、錢塘九鍾主人《清宮詞》、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等都將「海寧換子說」大加演繹，而影響更大的，則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書劍恩仇錄》。
金庸是浙江海寧人，他從小聽的就是有關乾隆的種種傳說，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便是圍繞乾隆身世之謎而展開的。書中，反清幫會——紅花會的總舵主於萬亭秘密入宮，將乾隆生母陳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給乾隆，信中詳述當年經過，還說乾隆左股有胎記。金庸還虛擬了乾隆的親弟弟陳家洛這一人物，陳家洛繼於萬亭之後成為紅花會總舵主，在得知自己與乾隆的身世後，曾試圖勸說乾隆與紅花會結盟，恢復漢人朝廷，但最終失敗。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紛呈，在華人世界流傳極廣，「海寧換子」的故事因小說的流傳而廣播海內外，讓一般沒有歷史常識的讀者信以為真，但事實並非如此。
野史、小說裡都說當乾隆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是陳世倌後，對陳優禮有加，官拜內閣大學士。乾隆朝確實有個內閣大學士叫陳世倌，但此人並沒有得到乾隆帝的「優禮」，卻因一次無關緊要的出錯而被乾隆帝訓斥了一番，革掉了官職，一點情面都不留。如果陳世倌是乾隆帝的親生父親，何至於如此無情？！
更重要的是，乾隆降生時，胤禛的長子、次子雖然已夭折，但第三個兒子已經8歲，且有一個王妃已經有孕，而此時胤禛才34歲，正當壯年，生兒子的機會有的是，哪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用女兒去換個兒子進來。所以，乾隆是「純種漢人」的說法荒誕不經。不過，近年來發現的一則史料，使乾隆是半個漢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接近於真相的說法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近年公佈了一則雍正元年初冊封妃嬪的原始檔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諭：尊太后聖母諭旨：側福金（晉）年氏封為貴妃，側福金（晉）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錢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裕嬪，格格耿氏封為懋嬪。該部知道。
這件檔案是未經任何篡改的原始資料，其可信性和權威性是無可置疑的，而根據這份原始檔案而修纂的《清世宗（雍正）實錄》則這樣記載: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諭禮部：奉皇太后懿旨：側妃年氏封為貴妃，側妃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鈕祜魯（祿）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懋嬪，格格耿氏封為裕嬪。爾部察例具奏。
上述兩份資料有不少不同點，比如，裕嬪、懋嬪的姓氏對應錯了，不過最大的不同點是：被封為熹妃的，在原始資料中是「格格錢氏」，到了《清世宗實錄》變成了「格格鈕祜魯（祿）氏」。冊封「熹妃」是同一天發生的同一件事，被封為熹妃的錢氏和鈕祜祿氏應該就是一個人，那為什麼她們在不同的記錄裡有著不同的姓氏呢？其實，姓氏本身就能說明一些問題。錢是漢族的姓氏，清朝特別是清初，漢族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漢女哪怕入了宮入了王府，也很少有機會當上高等級的皇家嬪妃或者王爺妻妾。鈕祜祿這個姓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它是滿洲八大姓氏之一，而且是出皇后的姓氏：前有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顧命大臣遏必隆之女），後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還有實際上比西太后慈禧地位更高的東太后慈安——這些鈕祜祿氏，可都是她們的皇帝丈夫在位時封的貨真價實的皇后，至於清史上的鈕祜祿皇妃等，那就更多了……兩相比較，「格格錢氏」變為「格格鈕祜祿氏」的目的就很明顯了——就是要抬高這個女子的身份。也就是說，作為雍正第四子弘歷（後來的乾隆帝）母親的那個女人，應該是一個漢族女子，後來為了要抬高身份而改了一個滿姓。
聯繫傳說中的「草房誕子說」，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幾種推測：
第一，正史檔案中的漢女「錢氏」，可能就是民間傳說中的漢女「李氏」，她在承德獅子園的「草房」裡生下了乾隆後，被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到北京的雍親王府裡來，成了雍親王的低級侍妾「格格錢氏」。
第二，在「草房」裡生下了乾隆的的確是漢女「李氏」（或其他傳說中的漢女），但由於地位太低，或者像傳說中說的，李氏因為長相醜陋，胤禛只想要兒子不想要她，所以在雍親王府裡給小弘歷另找了一位養母——「格格錢氏」。
第三，乾隆的確是「格格錢氏」所生，而且就出生在雍親王府。
第四，「格格錢氏」可能在康熙四十九年「木蘭秋獮」時陪胤禛住在獅子園，發現懷了孕，不便帶回北京，所以就留下來一直待到第二年把孩子生下來。
不論是以上哪種說法，有一點是肯定的，生下弘歷的這個女人，產子時最高的身份，可能就是漢女「格格錢氏」。如果錢氏只是乾隆的養母，而其生母另有其人，那麼這位女子的地位也只會比「格格錢氏」更低，有可能就是做粗活的宮女甚至宮外女子。至於「避暑山莊說」，其實是附會在「半個漢人」說法上的一個小細節，不過這個細節非常「敏感」，因為它關係到一位大清皇帝的血統是否純正高貴的問題，所以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代皇帝，才會對這個說法「前赴後繼」地「敏感」不已。
比較接近真實的推測是：因為漢女的身份，或者再加上本人姿色平庸，「格格錢氏」在「雍親王時期」即使有了個兒子（不管是親子還是養子），卻也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她的兒子「子以母賤」，在成長的過程中，可能也一直沒有得到父親雍親王的多少關注。至於當雍親王變成了雍正皇帝後，「格格錢氏」突然時來運轉，一下子從「格格」變成了「熹妃」，還改了一個高貴的姓，其主要原因應該是「母以子貴」。因為在當親王的時候，胤禛春秋鼎盛，總覺得自己有的是生兒子的機會，所以對這個身份低下的兒子並不重視。可沒想到等到他繼位時，存活下來、已經長到十多歲的兒子，只有三阿哥弘時、四阿哥弘歷（即「格格錢氏」生的這一位)、五阿哥弘晝三個，即使是按照排行來算，弘歷也是第二位可能的繼承人。更何況，長大的弘歷在兄弟輩中逐漸顯示出了非凡的聰慧和優秀，越來越為雍正所看中。這麼一個優秀的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皇帝的兒子，如果有一個漢族血統的母親，說出去不太好聽。於是，「熬」了20年的「格格錢氏」，終於沾了好兒子的光，改了滿洲大姓、封了妃子。再後來，年貴妃和皇后相繼去世，熹妃一時成為後宮地位最高的人，統攝六宮。雍正暴崩後，弘歷成了乾隆皇帝，熹妃成了皇太后。皇太后高壽、健康，享盡了人生的榮華富貴，被稱為「歷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
引人注目的是，這位皇太后多次被「皇帝兒子」侍奉著出遊，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莊……登泰山是為了皇帝「封禪」；去避暑山莊是從康熙開始的皇家傳統（當然也可能和「草房誕子說」有關）；至於下江南呢，據說是為了巡視「海塘」，也就是為防錢塘江大潮成災而修建的堤壩，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民間廣為流傳的「海寧換子說」。我們是否可以換一個角度想想：乾隆四次陪太后南巡，其實是陪母親「回家看看」。錢氏是江南大姓，皇太后的老家有可能就是海寧，也有可能是嘉興、紹興、蘇州、杭州、南京……或是南運河岸邊、錢塘江江邊的某個小村鎮，是不是凡南巡巡幸過的地方都有可能呢？這一切，都給後人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
嘉慶遇刺之謎
在清代宮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點在宮廷裡遇刺，他就是嘉慶皇帝（愛新覺羅?琰，1760-1820），而且是兩次遇刺，兩次未遂。
第一次發生在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嘉慶皇帝自圓明園還宮（紫禁城），將入順貞門時，突然有一個叫陳德的人持刃向他撲來，幾乎遭遇不測。事過十年，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夥天理教徒，分兩隊從紫禁城的東華門和西華門突入宮內，其中一隊一直攻到隆宗門外，被綿寧（即位後改為旻寧，即後來的道光皇帝）等組織的侍衛擊退。因這一年為農曆癸酉年，所以史稱「癸酉之變」。這次嘉慶本人不在現場，有驚無險，但「變生肘腋，禍起蕭牆」，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力是前一次所無法比擬的。
廚役行刺嘉慶
關於嘉慶第一次遇刺，《清史稿》和《清實錄》中的記載都比較簡略，好在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的《掌故叢編》中有一套《嘉慶八年仁宗遇刺案》資料，詳細記載了此案的始末。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嘉慶皇帝從圓明園返回紫禁城。就在這一天，一個叫陳德的中年男子，帶著自己15歲的大兒子陳祿兒，從東華門混入紫禁城，然後繞到皇宮的北門神武門一帶，潛伏在順貞門外西廂房山牆的後面，看著嘉慶坐著轎子即將進入順貞門時，突然竄出，手持尖刃，直奔嘉慶衝去。這一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壞了守衛神武門、順貞門之間的上百名侍衛，他們一個個嚇得呆若木雞，不知所措。只有嘉慶的侄子、御前大臣定親王綿恩，固倫額駙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乾清門侍衛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爾濟、御前侍衛扎克塔爾等6個人，還算鎮定，緊急關頭挺身而出，一邊護衛嘉慶的轎子，一邊奮力捉拿陳德。嘉慶被救至順貞門內，但距離搏鬥的地方不遠，已經聽到了搏鬥之聲，大概嚇得不輕。經過一番搏鬥，綿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爾濟的身上也被扎傷三處。陳德寡不敵眾，力竭被捉，並在陳德身上搜出讖語等物。陳德的兒子陳祿兒乘亂溜出皇宮，跑回自己家裡，也很快被逮捕。
陳德被捕後，嘉慶當即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第二天又增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審，後又命九卿科道一同會審。經過「反覆詰問，並加開導」，陳德開口招供，供詞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陳德，年四十七歲，父親一直做男僕、跟班一類的工作，幼時跟隨父親到山東，長大後也以做男僕為業。後因父親去世，在山東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來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幫助下又找了一份廚子的工作。但後來因妻子去世，家庭負擔太重被辭退。失業後的陳德求告無門，萌生了自殺的念頭。但轉念一想，無聲無息地自殺太不值，想死得「一鳴驚人」，於是自己「策劃」了刺殺皇帝的計劃——「我就同大兒子進東華門，出東西牌樓門，從西夾道走到神武門，混在人群之內，看見皇上到來，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驚駕的罪，當下必定奉旨叫侍衛大臣們把我亂刀剁死，圖個爽快，也死個明白。」
對於如此簡單的作案動機和過程的交代，「殊出情理之外」，審案大員們當然很不滿意，又將陳德「擰耳跪煉」，但陳德「矢口不移」。嘉慶得到初步的審訊報告後，當然也不滿意。他認為一個失業的廚子，僅因要自尋死路就要行刺皇帝，既無主使也無同謀及幫兇，殊不可解。而且，他又是從何得知皇帝入宮時間，又是怎樣混入宮中的呢？於是，審案大臣逐一傳訊或逮捕了所有與陳德有關的人，並加緊刑訊陳德，但是所獲信息依然很少。
通過訊問陳德的兒子陳祿兒和他的房東黃五福，官員們得知案發之前陳德已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舉動，精神可能有點問題。但僅憑這一點進展，還是難以交差。當晚，他們又派人輪番對陳德進行「徹夜熬審」，至二十二日晨，陳德已經「神氣消沮」。再問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說：「我實在無人主使，實在供不出來。我總是求死，所以被拿時逢人亂扎。」
至二十三日，軍機處再報審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進展。經反覆刑問，陳德回憶說自己這幾年曾做過兩次夢：「嘉慶二年曾夢見有人引自己到過東宮。嘉慶三年又夢見自己躺在無水橋下，被人拉起上橋，到橋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後頭，我身上穿著程鄉繭蟒袍，我就醒了。後來讀了《文昌書鈔》，突然開悟，想這兩夢，東宮是守闕的意思，橋底睡是個蚪龍，知府是個黃堂，程鄉繭蟒袍是個黃龍袍，我將來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慶二年在正陽門內抽過五支籤，都有好話。我近因窮苦不過，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夢兆、簽語，必有好處，就動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於二十日進宮，我就定了主意，見皇上隨從官員都帶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幾人，直奔轎前，驚了聖駕，皇上自然諸事由我，可得好處。」
這一口供中，陳德進一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動機，原來是為夢兆、簽語所惑，以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過劫持皇上獲得好處。這種口供，或是實情，或是因經不住刑訊逼供而不得不亂說一通，但仍沒有說出審案官員們最想得到的東西——幕後指使是誰？
當天，又傳訊了陳德的舊主人僧格布、孟啟基及有關人員黃二、蔣興國等人，均稱對陳德行剌之事並不知情。孟啟基供詞中有一點值得注意：陳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靜」的。嘉慶六年二月間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間又死了堂姊姜陳氏。陳德帶著癱瘓的岳母和兩個孩子，家境艱難。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還有依靠，因為這個堂姊之子薑六格任內務府正白旗護軍，多少會給他一些照顧。如陳德前供詞所說他來北京，主要就是來投靠這個堂姊。現在這個堂姊也死了，他謀生更加困難，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刺激，「時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證詞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驗證」陳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僅為一失業廚役獨自所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慶又諭令添派九卿、科道會同審辦。
從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會審諸臣共同審訊，並對陳德加重用刑，「將該犯掌嘴二十，板責三十，並加刑夾，收至四分。該犯供詞與前幾日無異。復再三推鞫，堅供實無同謀、主使之人。」會審諸臣一籌莫展。正當進退兩難之際，他們突然於二十四日接到了嘉慶的諭旨，命令就此停止審訊，立即結案：
「諸臣見此等逆犯，義憤自不容已，必欲窮究主使何人，同謀何人，有無黨羽，反覆究詰，悉心訊問，忠君為國之忱，必應如是……然朕為天下共主，以誠心御下，毫無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八年以來，雖無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誅戮。既不妄殺，有何仇怨？舉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親骨肉，朕又何忍令兇犯扳扯？況實無疑忌之人乎？總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無主使，鴟梟食母，豈有同謀？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問，終是疑團，所損者大矣。朕所慚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己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