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

第一節魯國的特色

當春秋時代,魯是一個弱國,始受制於齊,繼受制於吳,終受制於越。但它也是列國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毀滅,和成周在春秋時所經幾度內亂的破壞,更增加魯在文化上的地位。前540年,晉韓宣子來聘,看到魯太史所藏的典籍,便說「周禮盡在魯矣」!先此數年,吳公子季札歷聘諸國,到魯國,特別請求聽奏各種「周樂」。可見「周樂」亦「盡在魯矣」。不獨代表「精神文明」的「禮樂」為然,論「物質文明」也是魯國首屈一指。前589年,魯向楚求和,賂以木匠、繡工、織工、縫工各一百人。可見這些工藝在魯國特別發達。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建築工程師公輸般,即舊日木匠行所供奉的「魯班師父」,就是生於孔子死後不久的魯國人。

當春秋時代,在多數國家,「周禮」已成一段模糊的歷史了。但魯人特別小心翼翼地遵守著它,並且當做一種重大的學問去講求它。當時魯國有一班人,專以傳授禮文,並「導演」禮儀為職業。這種人叫做「儒」。魯人之重禮信儒曾造成一段歷史的話柄。魯昭公有一次和齊君會盟。齊君對他叩頭,他卻只作揖還禮。齊人大怒。魯國相禮的大夫解釋道:依禮,寡君除非對天子是不能叩頭的。試想當時齊國是何等強,魯是何等弱;魯對齊地也不知割過多少了,兵役也不知服過多少了;然而這一次毫不丟臉的叩頭,只因為《周禮》上沒有寫著,便不能通融了。其後數年,齊人把昭公請到齊國的地方來會盟,特別督著要他叩頭,他只得照辦。當時齊人唱了一支歌嘲笑他道: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這首歌,用現在話譯出,大意就是說:

魯人的頑固!幾年都不覺醒。使我們又要奔波。一味死守著他們的儒書,引起兩國間無限的麻煩!

第二節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前518年魯國三巨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臨死,遺囑他的家臣,大意道:「人之有禮好比樹之有干,沒有禮便站立不住。我聽說不久將有一位顯達的人出現,叫做孔丘。他是聖人的後裔,而本族在宋國被滅。他的祖先弗父何(按略與周厲王同時)原是宋國的太子而讓位給宋厲公。弗父的後人(按曾孫)正考父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世,受過三次的冊誥命(按三命為上卿)而越加敬謹,所以他的鼎銘道: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他是這樣敬謹的。臧孫紇(按乃魯國以智慧著名的大夫)說過:「有明德的聖人,若本身不能得位,他的後代必定有顯達的。現在將要應在孔丘身上了罷?我死後你們務必讓我的兩個兒子跟他學禮。」

孟僖子所述孔子的先世,還須要一點補充。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在宋國的內亂中被殺了。一說父嘉的兒子避難到魯國,一說他的曾孫防叔始遷居魯國,未知孰是。防叔的孫孔紇生孔子。孔紇是名聞於諸侯的大力士。歷史上記著他兩件戰功:(一)前563年晉人率諸侯兵攻偪陽國的都城(在今山東嶧縣南五十里)。先鋒的戰士剛進入郭內,懸門忽然落下;幸虧孔紇在場,推起懸門,把他們放出。(二)前556年,齊師侵魯,把魯大夫臧紇圍在旁邑里。孔紇亦在圍中,他半夜率領三百名甲士襲擊齊軍,乘齊人忙亂中,把臧紇送走,然後回營固守。齊人無可奈何而退。此役之後五年而孔子生,那是孔紇晚年續娶的顏氏女所出。

當孟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五。以前他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少年時便沒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為貧而仕,先後替貴族管過會計和畜牧的事都很稱職。他從少就是一個好學不倦而且多才多藝的人。他自己曾謙說道:我少時微賤,故學會了許多鄙事。像射、御、詩、禮等經常的士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備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歲便立志向學,三十歲便站立得住。」所謂站立得住,就是學禮成功的意思,此後不久,他便成了一個名動公卿的禮學權威。當孟僖子的兩個兒子來到孔子門下時,同門的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已很不少了。

他們所遇到的是怎樣一位先生呢?這位先生衣冠總是整齊而合宜的;他的視盼,和藹中帶有嚴肅;他的舉止,恭敬卻很自然。他平常對人樸拙得像不會說話,但遇著該發言的時候卻又辯才無礙,間或點綴以輕微的詼諧。他所喜歡的性格是「剛毅木訥」,他所痛惡的是「巧言令色」。他永遠是寧靜舒適的。他一點也不驕矜;凡有所長的他都向其請教。便是他和別人一起唱歌,別人若唱得好,他必請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著。他的廣博而深厚的同情到處流露。無論待怎樣不稱意的人,他總要「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他的朋友「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他遇見穿喪服的人,雖是常會面的,必定變容。他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飽過。

他和弟子間相處的氣象,從弟子的兩段記錄可以窺見。

有一天幾位弟子陪著孔子閒坐。孔子道:「你們覺得我是長輩,不免有點拘束,不要這樣。平常你們總說沒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又有什麼把握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國,夾在兩大國中間,受著兵禍,又鬧饑荒,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並且循規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問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樣?」他答道:「五六十里或六七十里見方的國家,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於禮樂,另待高明。」孔子又問:「赤,你怎樣?」答道:「並不是說能夠,但想學學:像宗廟的大事和諸侯的聚會,我願意穿著章甫,在旁邊做一個小相。」(按章甫乃商朝的冠服,在儀式中相禮的人穿的。)孔子又問另一弟子:「點,你怎樣?」這時他彈瑟漸緩,微音鏗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們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麼關係呢?不過各說自己的志向罷了。」他道:「暮春的時候,春衣既已做好,和少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裡洗浴。洗完了,當著輕風歇晾,一面看人舞雩(按雩是祈雨之祭)。然後大家歌詠而歸。」孔子聽了喟然歎道:「我和點有同感。」

又一次,顏淵、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們何不各把自己的志向說說?」子路道:「願把自己的車馬輕裘,和朋友共用,用壞了也沒有怨憾。」顏淵道:「願不誇自己的長處,不表自己的功勞。」子路請問老師的志向。孔子道:「願給老年的以安樂,對朋友以信實,給幼少的以愛撫。」

第三節孔子與其時世

教育是孔子心愛的職業,政治是他的抱負,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於弭兵之會前六年。此會後,中原的戰爭暫時減少,但劇戰的場所不過移到江淮一帶,兵禍並沒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面,環此會前後的一百年間,舊秩序的破壞加甚,至少在宋、魯、鄭、齊、晉等國,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諸巨室彼此鉤心鬥角,不時攪起內亂,魯國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絕少自相殘害。他們採用分贓的辦法。前537年(孔子十六歲),他們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為四份,季孫氏揀取了兩份,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份,此後三家各對公室納些小的貢賦,便算補償。三家妥協,魯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歲),昭公討伐季氏,結果給三家合力趕走,在外國流寓了七年而死。這還不夠。惡人還有惡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制於更跋扈的家臣,這也是魯國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歲),豎牛叛叔孫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餓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歲),南蒯叛季孫氏,據了費邑三年。但這些還是局部的事變。前505年(吳王闔閭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歲),季孫氏的家臣陽虎勾結了季孫氏和叔孫氏兩家中不得志的分子,起了一場大政變。名副其實的陽虎把季孫氏囚禁起來,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後放他;更挾持魯君,放逐敵黨,居然做了三年魯國的獨裁者,而且不知憑什麼手段,很得民眾的歸服。三桓也俯首帖耳,聽陽虎驅使。後來陽虎要除去他們,將自己的黨羽替代季孫氏和叔孫氏,以自己替代孟孫氏。本來隱忍旁觀的孟孫氏(即奉父命從孔子學禮的孟懿子)被迫作困獸鬥,結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陽虎兵屢敗,逃奔齊國。但次年(前500年)叔孫氏所屬郈邑的馬正侯犯又殺了邑宰,據郈作亂,幸而他無勇無謀,幾個月即被解決。魯國如此,本來破落的周室又復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歲),景王死,王子朝糾合了無數失職的官吏和失意的貴族乘機作大規模的暴動,從此畿內擾攘了二十年,賴晉國屢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舊秩序的破壞不僅在政治方面,弭兵大會以前的長期混戰除摧毀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外,還摧毀了許多的迷夢。它證明了「昊天不惠」,它證明了「渝盟無享國」一類的詛誓只是廢話,它證明了「牲牷肥腯,粢盛豐潔」無補於一國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證明了人們最可靠的靠山還是自己。當鄭子產昌言「天象遠,人事近,它們是不相及」的時候,理智的鋒刃,已衝破傳統迷信的藩籬。從前盡人相信一切禮法制度是天帝所規定的,現在有人以為它們是人所創設而且是為人而設的了。從前盡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惡君被弒或被逐,有人公然說他罪有應得,並且對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歎道:「我還及見史官闕文,有馬的借給人騎,如今都沒有了!」這兩件事雖然本身很小,它們的象徵的意義卻很大。它們象徵「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總趨勢,社會組織蛻變時所必有的趨勢。因為舊道德的力量減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擴大,貴族和庶民間的關係日益疏遠;禮教的拘束和威儀的鎮壓已不夠做統制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貴族感覺到制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歲),鄭子產把所作的刑書鑄在鼎上公佈。前513年(孔子四十歲),晉人也把范宣子所作的刑書(范宣子卒於前549年,其作刑書年不詳),同樣的方式公佈。這些都是非常的創舉,在當時受著嚴厲的誹議的。

孔子所處的時代的性質已約略表過。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著時代走的。他雖然還相信一個有意志有計劃的天帝,但那已經不是可以用犧牲玉帛賄買的天帝,而是在無聲無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絕口不談鬼神的奇跡。有人向他請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請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遠之」,教人「祭如在」。「遠之」就是不當真倚靠它們;「如在」就是根本懷疑它們的存在了。不過既然根本懷疑它們存在,為什麼還要向它們致祭,為它們舉行繁縟的葬禮,並且守著三年的喪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報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則於心不安,於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儀節的迷信意義剝去,只給它們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義,這種見解雖然不必是孔子所創,在當時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張上,孔子卻是逆著時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復古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貴族腳下安守舊分的民眾。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是歷史興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語。他盡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後,覺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華,文物燦備,不禁說道:「吾從周!」除了一些小節的修正,像「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等等以外,他對於西周盛時的文物典章全盤接受,並且以它們的守護者自任。他盼望整個中國恢復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

他的理想怎樣實現呢?照他不客氣的看法,只有等待一個「明王」出來,用他弼輔,像武王之於周公。手把大鉞的周公,那是他畢生憧憬著的影像。在晚年他還因「不復夢見周公」而慨歎自己的衰頹。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於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實現一部分。他對於管仲也是不勝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小小的千乘之國付託給他,如鄭國之於子產,他的懷抱也可以稍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雖高,他對於一個弱國處理的切實辦法,並不是捉摸不著。有一回他的門人子貢向他問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見信」。問:若不得已在三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兵。」再問:若不得已在餘下的兩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食。從古都有死,人民沒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說:「一個國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窮,只怕貧富不均。」這些話顯然是針對著大家只知道貧弱為憂的魯國而發的。

「假如有用我的,僅只一週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說。

第四節孔子與政治

但是誰能拔用孔子呢?魯昭公不用說了,他十九歲即位,「猶有童心」,況兼是個傀儡。孟孫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門人,但他還是個後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大權獨攬。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禮樂,致孔子慨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發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齊國跑。

他到齊國,大約是避亂的成分少,而找機會的成分多。這時距齊人滅萊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國、欒、高諸巨室已先後被滅,陳氏已開始收拾人心,蓄養實力。景公固然不是個怎樣的賢君。他的厚斂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歸入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裡「履賤踴(被刖者所用)貴」。他聽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類的話,當然要皺眉。但他聽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一類的話卻不由不大讚「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夠呢?他始終沒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齊七八年,雖然養尊處優,還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個胡蘆,被人「系而不食」。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麼?乘著魯定公即位(前509年),魯國或有轉機,他便回到祖國。

他歸魯後約莫三四年而陽虎的獨裁開始。眼光如炬的陽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會幹謁到他的,卻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個窮儒。依禮,貴臣對下士若有饋贈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貴臣門上拜謝。於是陽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時候,送一大方熟豬肉給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後去拜謝。可是他們竟在途中相遇,陽虎劈頭就說:「來!我和你說句話。懷著自己的寶貝,卻瞞著國人,這可謂仁嗎?」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歡活動,卻坐失時機,這可謂智嗎?」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陽虎道:「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歲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沒有出仕,而陽虎已倒。這時他機會可真到了。他的門人孟懿子因為發難驅陽虎的大功,在政府裡自然爭得相當的發言權。季孫氏一方面為收拾人心,一方面感念孔子不附陽虎,便把司寇一席給他。這時孔子有五十多歲,距鄭子產之死有二十多年。

子產的人格和政績是孔子所稱讚不厭的。他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時孔子的地位也有點和子產的想像;鄭之於晉、楚,猶魯之於齊、晉;鄭之有七穆,猶魯之有三桓。所不同的,子產自身是七穆之一,而且得七穆中最有力的罕氏擁護到底;孔子卻沒有一田半邑,而他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只有三個月,雖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從定公十至十二年)。但他在無可措施中的措施也頗有子產的風度。

前500年(定公十年)孔子輔佐著定公和齊景公會盟於夾谷(齊邊地)。有人向景公說道:孔丘這人雖熟悉禮儀,卻沒勇力;假如叫萊兵逼脅魯侯,必定可以得志。景公依計。不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孔子,早就設著武備。他一看見萊兵,便護著定公退下,並命令隨從的武士們動手;接著說一番「夷不亂華……華不偪好」的道理,直斥齊人此舉,於神是不祥,於道德是不義,於人是失禮。齊侯氣沮,只得遣退萊兵。臨到將要結盟,齊人在盟書上添寫道:「齊師出境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立即命人宣言,齊人若不歸還汶陽的田,而責魯人供應,也照樣受神罰。後來齊人只得歸還汶陽的田。

孔子在魯司寇任內所經歷的大事,除了夾谷之會,便是前498年的「墮三都」運動。所謂「三都」就是季孫氏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和孟孫氏的成邑;「墮三都」就是要將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費、郈都是舊日家臣叛變的根據地,而費邑自南蒯失敗後,不久便落在另一個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陽虎的黨羽,陽虎既倒,他還屹然不動。「墮三都」一方面是要預防家臣負隅作亂,一方面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來的政治主張相符的,故此他對於此舉,極力贊勸,雖然主動卻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門人子路,這時正做著季氏的家宰的。子路的發動此事原是盡一個家臣的忠悃。此時費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墮不可的。季孫氏地廣邑多,毀一城滿不在乎。但叔孫和孟孫二氏各毀一大城則元氣大損,這也是於季孫氏有利的。叔孫氏猶有侯犯之亂可懲,至於孟孫氏墮城,好比一個無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劑大黃巴豆,完全是犯不著的。所以墮城議起,他一味裝聾,後來定公率兵圍城,沒有攻下,便把他放過。但郈、費到底被墮了,墮費最費氣力,孔子受季孫氏三個月的倚任就在此時。原來公山不狃不待季孫氏動手,先自發難,率費人襲入都城,定公和三桓倉皇躲進季孫氏的堡中,被費人圍攻著。叛徒很快到定公身邊了,幸虧孔子所派的援兵及時趕到,把費人殺敗。其後不狃勢窮,逃往齊國。

墮費之役孔子雖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497年),孔子便辭職,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有人說是祭余的燒肉沒有照例送到,有人說是季孫氏受了齊人的女樂,三日不朝。孰是孰非,無關宏旨。總之,季孫氏的勢力完全恢復了以後,再沒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維持向日對孔子的禮貌了。魯國再沒有孔子行道的機會了。他只好再到外國去碰碰運氣,雖然他不存著怎樣的奢望。如魯國一個守城門的隱者所說,他原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齊的韶樂雖然值得孔子再聽,齊景公卻值不得他回顧。衛雖小國,地理上和政治上卻最與魯國接近。恰好這時子路的僚婿彌子瑕甚是得衛靈公的寵信。去職的次年,孔子便領著一班弟子來到衛都帝丘(在今河北濮陽西南)。這時距衛人第一次避狄遷都——從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遷到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有一百六十多年,距衛人第二次避狄遷都——從楚丘遷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當第一次遷都時,朝歌的遺民男女合計只有七百三十口。經過長期的休養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歎道:「好繁庶呀!」給孔子駕車的弟子冉有忙問:「既繁庶了,還要添上什麼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還要添上什麼呢?」「添上教。」

但此時衛靈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顛倒,哪裡有閒心去管什麼富咧,教咧,只照例用厚祿敷衍著孔子。孔子居衛些時,覺得沒味,便又他去(前496年?)。此後十多年間他的行蹤,記載很缺略,而且頗有參差。我們比較可以確知的,他離衛後,到過宋、陳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間在陳住了好幾年;前485年(魯哀公十年)自陳返衛;約一年後自衛返魯。此外他也許還經過曹、鄭,到過故蔡以外的楚境。在這長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獨遇不著一個明君,而且遇了好幾次的生命危險。當他過宋時,向戌的曾孫桓魋不知因為什麼對他發生惡感,要殺害他,幸虧他改裝逃脫。當他過匡(鄭地?)時,受過陽虎荼毒的匡人錯認他是陽虎,把他連群弟子包圍起來。幸虧匡人沒有錯到底。在陳、蔡的邊境時,因為無「上下之交」糧糈斷絕,他和弟子們曾經餓到站立不起。

這些困阨並沒有壓倒孔子的自信心。當在宋遇難時,他說:「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奈我何!」當在匡遇難時,他說:「文王死了以後,文教不在這裡嗎?難道天要廢棄這些文教嗎?難道後來的人不得承受這些文教嗎?天沒有廢棄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過不少隱者的譏諷。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兩個並耕的農人問渡頭的所在。甲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魯孔丘麼?」「是的。」甲說:「這人便知道渡頭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請問。乙道:「您是誰?」子路答:「是仲由。」「是魯孔丘的徒弟麼?」「是的。」「滿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誰能改變它呢?而且您與其跟隨到處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隨避世的隱士呢?」乙說完了,不斷的覆種。子路回去告訴孔子。孔子說:「鳥獸是不可與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卻和誰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變它了。」

但政治方面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熱情終於不得不轉換方向。當他最後由蔡回到陳的時候,他歎道:「歸罷!歸罷!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子,好比織成了文彩斐然的錦,卻不知道怎樣剪裁。」這時他已隱然有以教育終餘生的意思了。這時他確已老了,他已六十八歲了,雖然他一向總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五節孔子與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面的開創者。這幾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屍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面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的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匯;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誇張,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跡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游、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為孔子所歎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餘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為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咨詢,在政府裡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衝,都不辱命。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著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為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面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為辱吧?」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為義,我可不能。」子游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里,聽得民間一片絃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為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裡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面,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面。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只是虛偽,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得。

當孔子時,各種儀節和典禮大約已有現成的「秩序單」。這些「秩序單」,經過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陸續增改,便成為現在的《儀禮》。

《詩》三百餘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實用的。平常貴族實際上的詞令要引詩做裝飾,朝廷享宴外賓時,照例要選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作歡迎詞,這叫做「賦詩」。來賓也得另選一首或一章回敬,這叫做「答賦」。主賓間的情意,願望,懇求,甚至譏刺,每「斷章取義」地借詩句來隱示。在這種當兒,詩篇生疏的人便會出醜。故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為任何貴官都有招待外賓或出使外國的機會,所以詩的熟習成為貴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詩當然也以他的應對功用為主。詩中含有訓誨意味的句子,當時每被引為道德的教條。這一方面孔子也沒有忽略。但他更進一步。他教人讀詩要從本來沒有訓誨意味的描寫,體會出人生的道理。這便是他所謂「興於詩」。例如詩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為絢兮。

意思原是說一個生來美好的女子,可施裝飾。子貢問這裡有什麼啟示,孔子答道:「繪畫要在有了素白的質地之後。」子貢跟著問:「然則禮要在(真情)後嗎?」孔子便大加讚賞,說他有談詩的資格。

詩和樂在當時是分不開的。《詩》三百篇都是樂章。而正宗的音樂不外這三百篇的曲調;除了射御和舞以外,音樂是貴族教育最重要的項目。一切典禮裡都有音樂。而他們平常閒居也不離琴瑟。孔子本來是個音樂家,雖然他在這方面成就完全被他的「聖德」所掩。再沒有別事比音樂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齊聽了韶樂曾經「三月不知肉味」。這種享受他當然不肯外著他的弟子們。他的教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講音樂和前人不同處在他特別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確信音樂不獨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並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有兩種主張:第一,音樂要平民化。他的門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滿邑都是絃歌之聲。第二,音樂要受國家統制,低劣的音樂要被禁絕。當時鄭國的音樂最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他晚年曾將《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各是詩中的一門類,依著音樂的性質而分別的。經孔子修正過的樂曲,可惜現在無從擬想了。

後世所謂儒家的「六藝」,除了以前提到的《禮》、《樂》、《詩》和《周易》外,還有《書》和《春秋》。是時《周易》一書,除了卦爻辭外,又增添了象傳。那是解釋卦爻辭之文,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的,韓宣子聘魯時已經看見。卦爻辭或象傳中含有勸誡意味的話,孔子偶然也引來教訓弟子。但孔門的科目裡並沒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談的。《書》,大部分是西周的檔案,其內容或為戰爭時的誓師辭,或為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之詞,或為周王對臣下的告諭,或是王室大典禮的記錄;另一小部分則是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語的。這類文件據說在孔子時有一百多篇,現在只剩二十八篇。《書》中訓誨的話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學者引用。它是孔門的讀本之一,雖然遠不及詩的重要。

《春秋》本來是魯國史官的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大約因為它每年必標舉四時,所以簡稱《春秋》。它的內容可以現存的第一年為代表: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像這樣的史記,列國都有的,大約魯國的特別遠久,特別全備。這些史記並不完全依事直敘。因為有些醜事,例如魯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敘。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記錯,來寄托褒貶的意思,或維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晉靈公明明是被趙穿弒了的,但晉太史董狐卻因為趙穿的兄弟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便記道「趙盾弒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應晉文公的喚召去參加踐土之會,而現傳的《春秋》卻記道 :「天王狩於河陽。」傳說孔子曾採用與這兩例一路的「書法」,將魯史記中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為現存的《春秋經》。這一段所包括的時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稱為春秋時代。《春秋經》之始於隱公不知何故,也許魯史本來如此。它終於哀公十四年,傳說是因為是年叔孫氏子出獵獲麟;據說麟是預兆明王出現的祥獸,現在「明王不興」而麟被獵獲,孔子感覺道窮,因此含淚絕筆雲。

總結孔子和六藝的關係:《詩》、《書》,他只沿用作教本,而時或加以新的解釋或引申。《易》,他不過偶爾徵引。《禮》,他加以重新估價,並且在小節上偶有取捨;例如冕,古禮用麻,時禮用絲,孔子從眾,因為當時用絲價廉;又古禮臣拜君於堂下,時禮拜於堂上,孔子從古禮,因為他覺得時禮近於放肆。至於《樂》和《春秋》,他雖加以修改,到底他紹述的成分多而創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學術上他果真是僅只述古的人嗎?至少就道德的教說而論,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多的學習卻把所得牢記的麼?」子貢答道:「是的,難道不對嗎?」孔子說:「不,我一以貫之。」他認定所有的道德規律中有一條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羅其他的。這種認識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發明。孔子的一貫之道,據他的高足弟子曾參的瞭解而他所沒有否認的便是「忠恕」,忠恕只是一種態度「仁」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面。恕便是他所謂人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意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的廣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的狹義是盡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甚至不顧任何的犧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這種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說「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節孔子的晚年

孔子從衛歸魯,至遲當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為增加軍賦的事咨訪孔子。此時孔子已儼然一個國老,公卿不時存問,饋遺,國政也有資格過問。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恆弒君,孔子便齋戒沐浴,然後上朝,請求討伐。和陳一丘之貉之三桓,雖能遏阻魯國的義師,卻不能遏阻孔子的義言。

和孔子的聲望同時增加的是他的門徒,和門徒所帶來「束脩」之類。此時他的生活很可以當得起一個退職的司寇;行則有車代步;衣則「緇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食則「飯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合時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陳絕糧時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樣的晚福他並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前479年)年四月(即「夏歷」二月),他臥病七日而死,享壽七十四歲。

孔子死後,門弟子把他葬在魯都城北泗水邊,並且為他服喪三年,然後灑淚分手。諸弟子和別的魯人依孔子塚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為「孔裡」。塚前的空地,成了魯儒舉行鄉飲、鄉射等典禮的場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闢為他的廟堂,內藏他的衣冠、琴、車、書籍和禮器;孔門的儒者繼續在其中學習禮樂。此後歷盡四百年的興亡和兵革,這廟堂裡未曾歇過絃歌聲。

孔子死後六年而越滅吳,又七十年而晉國三分,戰國時代開始。

《中國史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