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國化 時代精神

選擇是在門閥制度衰朽之後開始的。

事實上,中國雖然沒有種姓制度,卻有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表現於歷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貴族政治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貴族政治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華夏民族也沒有產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兩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當貴族政治在秦漢逐漸讓位於官僚政治時,門閥制度便誕生了。門閥時代的統治階級不是貴族領主,而是士族地主。他們雖然並不世襲領地,卻壟斷仕途;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靠的正是祖宗。門閥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就因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國才有這樣的土壤。

當然,也因為官僚體制最早在中國成熟。

不過這樣一來,矛盾就產生了。因為官僚政治絕不允許仕途被壟斷,帝國制度也絕不允許國土被瓜分。要維護天下一統,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唐兩代,肩負的就是這種使命。

動搖了血統觀念和貴族政治的是漢,挑戰著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的是唐。漢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兩個王朝的不同性質,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包括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也有著自己的風度和風采。

這是黃河九曲十八彎一樣的歷史長卷。

總體上說,漢是雄渾大氣的。唯其雄渾,所以厚重;唯其大氣,所以樸拙。那些碑刻、陶俑、畫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現出第一個農業大帝國初生牛犢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興貴族地主小喬初嫁式的天真爛漫和滿心歡喜。即便迂腐繁瑣如經學,妖妄荒唐如讖緯,鋪陳排比味同嚼蠟如漢賦,也未嘗沒有漢文明的自豪與自信。

自信的背後,是歷史的邏輯。

實際上,作為秦始皇政治遺囑的執行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中華第一帝國」,兩漢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本原則和主旋律:重農抑商,中央集權,獨尊儒術,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爾所說,歷史與邏輯是一致的,那麼,兩漢就是歷史邏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

作為邏輯意義上的否定,魏晉南北朝與兩漢,歷時大約等長,風貌截然相反:華夷不辨,胡漢混雜,戰亂頻繁。天下一統變成了群雄割據,對外征服變成了民族混血,統治階級變成了士族地主,意識形態變成了魏晉玄學,就連佛教也由巫術化的浮屠道變成了玄學化的般若學。

當然,風骨也變成了風度。

漢文化是有風骨的。它甚至延續到建安時期,因此而被稱為「漢魏風骨」。這其實是一股心勁,一種可以「激揚文字」的精氣神。建安詩人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這個時代的終結篇,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強音。[14]

之後就變成瀟灑飄逸了。應該說,此前沒有哪個時代像魏晉這樣,把才情和氣質看作審美對象,將遊山玩水、飲酒服藥、論道談玄作為生活方式,讓最放蕩不羈和最嚴肅認真的統一起來,然後整體性地打包成一種風度——魏晉名士基本上是同一個調調,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各說各的。

所以,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心態,而心態關乎思想。人們津津樂道的既然是道家的無、佛門的空,睿智的談吐當然成為追求目標。就連鍾愛漂亮的風貌也不奇怪。這不僅由於那風貌原本表現為脫俗的言行,體現著高超的睿智,也因為玄學本體和般若智慧,最終都要變成美。

實現這一轉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燦爛輝煌。玄學時代像玉山一樣崩潰之後,留下了一片廣闊天地和諸多文化遺產;混血的楊隋和李唐則不拘一格地兼收並蓄,氣度恢宏地對外開放。新文明海納百川厚積薄發,理所當然地多元多樣,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絢麗斑斕已於《隋唐定局》盡述。那繽紛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鉛釉,濃郁得化都化不開。

樸實無華的,似乎只有禪宗。

禪宗確實是最樸素的。沒有嚇人的高頭講章,沒有華麗的鋪陳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語。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時悟到了菩提智慧,寫下了這樣一則示法偈:

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15]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農作之一。為了將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農民必須低頭彎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會踩踏已經插好的秧苗,他們只能一步步往後退。然而這位僧人卻在年復一年的簡單重複勞動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實,而且句句雙關,這顯然是只有親自參加生產的禪僧才能做到的。

據清宮廷畫家焦秉貞所作《御制耕織圖》1696年版本。該圖冊含耕種圖23幅、紡織圖23幅,每幅圖配康熙詩一首。

沒錯,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樸實無華,雖然顯得一枝獨秀,卻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態如魏晉般玄遠,形式像兩漢般樸拙,這才從容不迫,心平氣和,比玄言更上層樓。問題在於,為什麼是這樣一種境界的禪宗,成為了大唐的宗教發言人呢?

因為科舉。

事實上,禪宗的興起與科舉的發展幾乎同步——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而惠能成為六祖,南宗成為正統,懷海進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這三個時期。何況與百丈懷海同時期同輩分的,還有南泉普願、興善惟寬、藥山惟儼、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為一時之選;而科舉完全成熟,禪宗大行其道,則又都是在唐以後的宋代。請問這是巧合呢,還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當然。

前面說過,消滅士族地主是隋唐的歷史使命,庶族地主也遲早要登上歷史舞台。因此,當門閥政治窮途末路日薄西山時,科舉制度就被發明出來。它不但為帝國的文官集團建立了人才庫,實現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對公平地為天下讀書人提供了進身之階。貧寒之士不用考慮門第族姓,憑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豈非另一種意義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眾生?

的確,寒門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這就是新時代,也就是大唐夢,而且是可實現的。難怪庶族與禪僧要惺惺相惜了,因為他們共同挑戰著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也難怪禪宗會成為時代發言人了,因為正如玄學化的般若學是門閥地主的意識形態,禪宗則屬於勤勞耕耘的寒門庶族。戰勝了關隴勳貴和山東豪門後,他們將成為時代主人。

何況禪宗還告訴大家,入世與出世,求官與求佛,並不矛盾,因為成佛只在一念之間。金榜題名固然好,科場失意或削職為民則無妨退而參禪。這就為那些苦讀於寒窗,顛沛於仕途,沉浮於宦海,糾結於窮達的人,提供了得意時的憩息地,失意時的避難所。當然,是心理上的。

與此同時,士大夫和知識界的心境開始變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開始傾向於內省。因為安身已由科舉解決,立命則可以交給禪宗。科舉保證了國家的穩定,禪宗保證了心態的平衡。從此,中國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內在心靈。這是中唐到兩宋的基本調性。

時勢造英雄,也造觀念。

當然,這同樣有一個過程,而且也同樣有趣。

[14]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15]此偈傳為五代後梁高僧布袋和尚所作,但不見於《景德傳燈錄》和《五燈會元》,僅見於元末臨濟宗曇噩《明州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因此也可能是偽作,但能代表禪宗。

[16]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是陳寅恪先生的觀點,見《元白詩箋論稿》。百丈清規創立的準確時間,部分學者主張以唐穆宗元和九年(814)四月立約,十三年(818)立碑為標誌。但此時懷海已經遷化(圓寂),因此也有學者認為百丈並未創立清規。其實,懷海的宗教改革有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別立禪居(不再寄居律寺),二是參加勞動,這應該是更早的事情。另外,懷海享年九十五歲,六十歲至八十六歲時處於德宗朝,肯定是他的重要活動時期。以德宗朝或其前後為禪宗的改革期,應該可以成立。

《易中天中華史:禪宗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