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國化 人間佛法

從諗禪師駐錫趙州觀音院以後,學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來,有一次竟然來了好些僧徒。於是,院主(監寺)就請這位後來被稱為趙州從諗或趙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來的新人,給他們上開學第一課。

八十高齡的趙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藹可親地依次詢問:同學,你以前到過我們寺院嗎?

第一位新生雙手合十答道:弟子來過。

趙州說:好好好,喫茶去。

又問另一個。

回答是:弟子沒有來過。

趙州又說:好好好,喫茶去。

如此這般詢問一遍,開學典禮就宣佈結束。

院主不懂。他問:大和尚,前面那個是來過的,你讓他喫茶去。後面這個沒來過,怎麼也讓他喫茶去?

趙州大聲說:院主!

院主說:在!

趙州說:喫茶去![8]

啊!莫非學佛參禪就是喫茶?

正是。因為六祖惠能說得非常明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禪,當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飯、洗碗、打掃衛生、挑水砍柴,等等。[9]

準確地說,就是生活。

這是一種人間佛法。

人間佛法是符合中華傳統的,因為先秦諸子的思想就是人間哲學。就連最抽像的周易哲學和老子哲學,也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學之後」(形而上學),而是中國式的「倫理學之後」,是可以付諸行動的實踐理性和實用哲學。[10]

孔孟之道,儒家倫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處,也就是儒家講修身,禪宗講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個人怎樣才能成為孝子?晚上鋪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寢,早上去探視請安,叫「昏定晨省(省讀如醒)」。同樣,一個人怎樣才能成佛?也很簡單,那就是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養活自己。

提倡這種修行方式,並建立起相應清規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孫、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懷海。百丈懷海在禪宗發展史上的地位,應該視為僅次於菏澤神會。神會的重大貢獻和歷史功績,是確立了南宗的正統身份。南頓北漸,北方神秀一系是漸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頓宗,這個說法就是從他開始的。禪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從他開始的。為此,神會隻身一人與神秀派公開辯論,差一點就惹來殺身之禍。

這就有點像基督教的聖保羅。事實上,如果不是聖保羅提出了原罪和救贖兩大教義,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樣,沒有神會不畏強暴力挽狂瀾,惠能的學說也很可能就煙消雲散無疾而終。要知道,當時北宗的後台老闆可是皇家。[11]

神會,是禪宗的聖保羅。

不過神會獲得成功,卻是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兩京淪陷神州陸沉,九十高齡的神會挺身而出,設壇度僧收「香水錢」以供軍需。戰後,唐肅宗為了報恩,建造菏澤寺作為神會的駐錫之地,所以史稱菏澤大師、菏澤宗。[12]

禪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後續發展當然也不能脫離人世自命清高。然而與朝廷共赴國難的機會畢竟百年不遇,籌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徹底打消統治者的顧慮,必須讓對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會謀反,也不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因為他們將自食其力。

懷海的「百丈清規」由此產生。

百丈清規的正式名稱是「禪門規式」,它明確而詳細地規定了禪宗寺院僧團的組織體制、宗教禮儀和生活方式。這些規定經過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時奉旨修訂後,便成為禪院僧尼必須遵守的叢林清規。叢林是阿蘭若(Aranyaka)的梵文漢譯,意思是僧侶的修行處,當然也包括禪院。

這是佛教儒學化的重要一步。

實際上百丈懷海創立的禪院制度和禪林清規,從組織上和思想上都滲入了中華的精神和主張。比如:叢林以無事為興盛,長幼以慈和為進德,待客以至誠為供養,處眾以謙恭為有禮。這豈非溫良恭儉讓,再加道家的清靜無為?

百丈懷海還規定,禪院僧尼在學佛修道的同時必須參加生產勞動,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他本人更是親自開荒種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樣一種「農禪」生活,與儒家主張的耕讀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爾![13]

百丈懷海所制定的「禪門規式」,又稱「古清規」,其原貌已無從得見。現在流傳的《敕修百丈清規》是懷海禪師入滅五百多年後,由元朝順帝敕命重新編撰的。

但對於佛教,卻是革命。

佛教的誕生地印度是一個堅持種姓制度的地方,屬於婆羅門階層的僧侶充滿了優越感和高貴感,根本就不屑於自己動手,甚至視掘地、除草、種樹為「不淨業」。因此,他們只能靠佈施和供養。也因此,他們並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節約開支,儘管他的素菜並不便宜。

懷海卻清醒地意識到,佛教招人厭惡與吃不吃肉沒有多少關係,有關係的是那寄生蟲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鹹菜和稀粥。作為農業民族,華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勞而獲巧取豪奪的。因此,禪門僧侶的自力更生,就能為佛教重新贏得尊重,也使禪僧與其他僧尼判然有別,使禪院從一般寺院分離出來,從而使禪宗最終成為獨立的宗派。

如此懷海,豈非宗教改革家?

當然。事實上這樣一種叢林清規,不但對於佛教,就連對於禪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說過,禪(Dhyana)在梵文中的本義是靜慮,因此英文通常翻譯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懷海和惠能卻把這個定義完全顛覆。成佛的途徑不但是瞬間頓悟,而且是身體力行。這離那個既條分縷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實在是十萬八千里。

難怪他們要自稱「教外別傳」了。

與儒學卻越靠越攏。成佛與成聖,修行與修身,慈悲與仁愛,幾乎可以置換,只不過禪宗並不治國平天下。但他們主張的普度眾生,豈非也可理解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還贊成忠孝,與儒家倫理更是全無衝突。

披著袈裟的,已儼然是儒者。

然而這種變革卻只有禪宗才能實現。這不僅因為惠能主張人間佛法,也因為他堅持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問題與叢林清規是有關係的。因為鄙視勞作的人,也不會當真認為眾生平等。小乘佛教堅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實就是主張一部分人天生種姓高貴,也只有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與眾生,在他們那裡其實有天壤之別。

惠能抹平了這一界限。雖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觀點,把這種觀點變成現實的卻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為禪宗六祖,便雄辯地證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性作為般若智慧的種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會不會耕耘。

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的確,生機勃勃的大唐是一個耕耘的時代,也是一個撒下種子就能開花結果的時代。之前四百年的動亂,等於把中華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層的沃土翻了上來,外面的肥水流了進來,開放寬容的政策更是讓陽光雨露得以充分降臨,生命活力得以盡情揮灑。毫無疑問,這樣的時代是需要發出自己聲音的,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於是,禪宗便被挑選為宗教方面的發言人。

[8]見《五燈會元》卷四。

[9]見《六祖壇經·般若品》。

[10]這裡說的周易哲學,準確地說是《易傳》的哲學思想,與《易經》無關。

[11]請參看顧准《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本中華史《兩漢兩羅馬》。

[12]神會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八,《景德傳燈錄》卷四,並請參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

[13]百丈懷海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十,《景德傳燈錄》卷六,修訂後的清規戒律全名《敕修百丈清規》。請參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

《易中天中華史:禪宗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