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沼澤地

北方的問題在民族,南方的問題在階級。

階級鬥爭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一年多,就誅殺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羨之和傅亮(請參見本書第三章),便正是鬥爭的表現:慫恿劉義隆殺掉這兩個人的都是名門望族,徐羨之和傅亮卻是庶族寒門。

這很不尋常。

前面說過,作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劉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後者掌握朝政,前者則掌握軍權和政區。此後,寒門掌機要,外藩托宗室,便成為南朝的基本國策。這固然因為宋、齊、梁、陳的開國之君都出身寒門庶族,也因為士族已經腐朽沒落,不堪重任了。[26]

那麼,劉義隆為什麼要殺徐羨之和傅亮?

也許是因為恐懼。

事實上,當徐羨之和傅亮迎奉劉義隆入京為帝時,義隆的許多部將都表示擔憂和疑慮,只有出身名門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們的說法是: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這樣的泥鰍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為懼?[27]

劉義隆卻很清楚,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寒門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燈。作為顧命大臣,徐羨之和傅亮既然膽敢謀殺皇上和王爺,又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起圖謀?這些靠著僥倖和投機進入上層的小人,根本就沒有道德底線。因此劉義隆坐穩江山之後,那兩個傢伙便必須人頭落地。

南朝的階級鬥爭,也血淋淋地拉開了帷幕。

血案的背後是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糾結,那就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兩個階級的權力和路線之爭。這種鬥爭表現為皇族與士族、庶族的三角戀愛,也表現為他們的三國演義,因此波詭雲譎,卻又並無道理。因為按照商鞅變法和秦並天下的邏輯,帝國根本就不該有階級。

的確,作為地主階級與領主階級鬥爭的產物,帝國的意志原本是要消滅階級的。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原來的封建貴族沒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無論貴賤賢愚,統統成為帝國的編戶齊民,包括後來當了皇帝的劉邦。

編戶齊民,就是編入戶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當然,是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

這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歸於一統。於是有劉邦的誅滅功臣,晁錯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七卷《秦並天下》、第八卷《漢武的帝國》)。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許在皇帝與平民之間,再有一個階級或階層。

士族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

首先,他們有做官特權。其次,他們有免稅特權。更嚴重的是,根據兩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們合法地佔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佃客。佃客則不自立戶籍,也不負擔國家課稅,完全是豪門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還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莊客。他們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裝。從東漢末年起,部曲就作為親兵跟隨主人南征北戰,往往在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而且由於歷屆政府對部曲的數量從無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們擴軍備戰的重要手段。[29]

此外還有食客和門生。他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龍附鳳在豪門那裡分一杯羹。由於士族壟斷了仕途,這些人是有利可圖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們做縣令。因此食客和門生雖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誼卻更親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門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與依附人之間,是君臣關係。就連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屬,雖然不是依附人,也視長官為君,終身追隨不離不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跟春秋時期的家臣與大夫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說,漢末魏晉儼然退回到秦漢以前,國家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士族無諸侯之名而有諸侯之實,難怪日本學術界有「六朝貴族政治」一說。[32]

實際上,士族雖然沒有世襲的爵位和封地,因此並非真正的貴族,派頭卻絕不亞於春秋的大夫。表現之一,就是與寒門庶族嚴格劃清界限。士族如與寒門通婚,便會成為駭人聽聞的事情;寒門若想與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願,因為士族根本就羞與為伍。

這實在是沒有道理。

無理是顯然的。且不說士族與庶族同為帝國子民,就算有士農工商之別,世族與寒門也都是士人,難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內部也有貴賤之分。比如,說洛陽話的北方士族就高於說吳語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來後到。

於是,階級和等級被人為地製造了出來。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會階層也變成了五個:世家大族、寒門庶族、編戶齊民、依附人、奴隸。[33]

這是一種怪異的結構。

怪異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卻變成兩個階級;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編戶,卻變成依附人;率土之濱原本莫非王臣,豪門大族卻自成體系逍遙法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只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為現實。

結構的怪異只能造成心理的變態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內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借種種特權和眾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將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東晉政權卻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時,所有的資源都在士族手裡,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桿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後繼者別無選擇,只好讓出實權和實惠,甚至尊嚴和體面,與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於皇室的態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為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為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為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麼關係?[34]

這樣的士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為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於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迴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墮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著玉器餓著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裡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並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眾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扎,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只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麼,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裡?

[26]把劉裕稱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是田餘慶先生的觀點,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27]見《南史·王華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

[28]頒布占田令,是在西晉太康元年(280),見樊樹志《國史概要》;頒布占客令,是在東晉大興四年(321),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29]如《三國誌·鄧艾傳》即稱:「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衛熲傳》則稱:「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又請參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30]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

[31]漢代地方官與僚屬之關係有如君臣,見錢穆《國史大綱》。

[32]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及閻步克為該書所寫推薦序。

[33]史學家一般認為,南北朝社會階層是四個。如傅樂成《中國通史》稱四個階層為世族、平民、部曲、奴隸,鄒紀萬《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稱四個階層為士人、編戶齊民、依附人、奴婢。但這樣的說法均無法體現出士庶之別,因此本書持五階層說。

[34]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

《易中天中華史:南朝,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