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有德嗎？據說有。
在兩周文化人的筆下，他們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謙謙君子和道德楷模，從來就寬厚仁慈，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比方說，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間地頭舉行「饁禮」（饁讀如葉），表示親自送飯給農夫。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依據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詩人畢竟不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何況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結果天下歸心，「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話其實很實在。沒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聰明，就在他們兩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對大國，他們示威，大國就不敢作對；對小國，他們示柔，小國就甘願附庸。這樣一來，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顯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過後來做總結，就既不談智，更不談力，只剩下德。[6]
德，成為上天授權的標準。
後面的結論也順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須「以德治天下」。否則就會跟殷商一樣，自取滅亡。
這是周人幾乎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對子弟和同仁們說：我們是「小邦」，根本就沒資格「居中國」，也不敢「革殷命」。現在天地翻覆，完全由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認商王認周王。為什麼呢？就因為紂王失德，而我們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這跟當年夏桀失德，商湯革命，是一樣的呀！
這個道理，直到西周晚期還在講。陝西岐山出土的青銅器「毛公鼎」銘文，就說皇天上帝對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為滿意，這才讓我「有周」來匹配上天。難怪周公說，我們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延續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1843年陝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內銘文多達四百九十九字，書法為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銘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
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家村出土。腹內底有銘文二百八十四字，內容分兩部分：前半部也是歌頌自文王至當世天子的功德，後半部為牆自敘其家族史。
諸如此類的話，周公對召公奭說，也對康叔封說。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亂後，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為二，組建成兩個新的國家。其中一個給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公國；另一個則給了康叔封，國號叫衛，侯國。
衛和宋，其實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變。可見康叔封的任務，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遠。
於是周公發表《康誥》，語重心長地對康叔封說：唉，我親愛的弟弟，年輕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謙虛謹慎，你要戒驕戒躁呀！天命是無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們天天都在看著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傳統，弘揚父王的美譽，繼承父王的遺志。那些小人是很難搞的。你得把別人的病痛，當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語重心長。
毫無疑問，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並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們的德，其實是逼出來的。只不過，他們沒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聖壇」。
哈哈，這就對了！
實際上，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品質或境界，不如說是一種智慧。說白了，它只是在「通過損人來利己」和「通過利人來利己」之間，做了明智的選擇，是「聰明的自私」。但這種聰明的自私，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都有利，這才成為全人類共識。周人的獨到之處，則只是在新政權誕生之際，把它變成了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
又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這就是「以德治國」。
從邏輯上講，這是順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權天授」，當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為本」，當然要「敬天保民」。但這在世界上，卻是獨一無二，聞所未聞。世界各文明古國，有宗教治國的，有法律治國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還有只靠個人魅力的。以德治國？沒聽說過。
德，真能治國嗎？
如果能，怎麼治？
[5]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6]張蔭麟先生甚至認為，武王伐紂取得成功，另有兩個原因。一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二是「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飢餓的力量，因掠奪糧食而發動戰爭。見《中國史綱》。
[7]見《尚書·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
[8]衛和宋是殷和商的音變，見楊寬《西周史》。
[9]《周書·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