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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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女人我是越來越不懂了,二十幾歲的小姑娘如今似乎比三十幾歲的婦女更容易開通。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去約唐小姐的,但我敢約秦曉芸。說實話,不是我想「勾引」她,恰恰相反,我覺得如果我再不主動約她我就太不紳士了,甚至覺得太委屈她了。男人女人的關係如果到了心有靈犀的份上,男人還裝糊塗,再玩深沉,那本身就是一種不道德。要是真深沉就別讓感覺發展到這個程度。我與秦曉芸雙方的這種感覺是互相的,分不清你我,也分不清主次。
  我已決定主動約秦曉芸,哪怕只是做個姿態。我希望她找個理由拒絕我,那樣我就解脫了,沒有負罪感了。但她沒有拒絕我,我有一種被逼上絕路的感覺。
  那天下午,我看著秦曉芸的背影,撥通了她的電話。
  「別回頭。」我說。聲音是哈出來的,饒過聲帶。
  「好啊,工作時間打私人電話。」她用同樣的發聲方法說。
  「公事。」
  「什麼公事?」
  「我看公司的報關員很辛苦,晚上請她爬南山。」
  花筒裡傳出被壓抑的笑聲。
  「六點半,工業七路口。」
  不容她反應,我即刻掛上電話,抓起勞保手套上了生產線。雖沒回頭,但我能感到她灼熱的目光照射著我,脊背上熱熱的。
  山沒爬成,第一次「約會」當然也就夭折了,而且是永遠地夭折,因為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深圳太吝嗇,連約會都只給一次機會。
  我剛從三樓轉到四樓,秦曉芸就在眾目睽睽之下追上來,老遠地就對我招手,我沒在裝矜持,笑著跑過去,「啪」地一個立正敬禮,大聲說:「公主,有何指示?」我覺得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我越應該表現的自然些,反而不會引起別人懷疑。我以為她會被我逗得笑彎腰,誰知她只是非常勉強地擠了點笑容給我。說:「老闆來了,叫你。」
  心情是相互傳染的,下樓時,我的興奮期已過。我問她:「你怎麼不高興?」
  「沒什麼。」她說。我已經找不到任何感覺。
  「老闆來的真是時候,你看,想請你爬山都不行了。」我只好自找台階。
  她沒任何表情,彷彿我說的事與她毫無關係。
  秦老闆已經在工資表上簽了字,並囑咐他們今晚就發。老闆雖然說的是我仍然聽不懂的潮洲話,但兩個月的耳聞目睹,結合當時的場景,我居然明白他說的是什麼。
  「燈辣阿。」秦老闆一如既往,見到我就馬上開玩笑似地打招呼,並像個大孩子開心地笑,滿臉燦爛。秦老闆的氣色很好,氣色好就代表生意好,老闆的生意好我們就跟著好。老闆對我好我就感到心中有愧,因為我還沒有將目前每月浪費20多萬金液的事及時向他反應。
  「晚上一起吃飯。」秦老闆已經改用普通話。我發現老闆的普通話大有長進,不知是這幾天忙著在關外開發工業區與大陸這邊人交往多了,還是專門為了和我交流,不管是哪種情況,我都很感動,對秦老闆也更佩服。
  「好,好。」我說,「我去將工作安排一下,乾脆不加班了,反正要領工資,大家也不會有心事,出了次品更麻煩。」
  老闆沒說什麼,還是那樣燦爛地笑,那意思彷彿他還沒笑夠,需要繼續笑,或者是他覺得生產安排是我的事,他根本不用操心。就像他說的人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一樣。
  那頓晚飯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歡喜的當然是我。秦老闆剛才已經將一本存折塞給我,並且一個勁地跟我解釋,說我剛來,少點,以後會慢慢給我加的。我不好意思當面打開看,但我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來時他反覆向我做的解釋: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闆問我笑什麼,我說錢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關鍵是要干的開心。說得秦老闆很開心。等老闆轉過身與別人說話時,我還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開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趕緊藏好,生怕丟了,心裡一陣狂跳。
  愁的許師傅。這餐飯算是對許師傅的送行飯,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魷魚。我有點同情許師傅,只有我知道,其實最該炒的是陳秉章,但老闆不知道,老闆可能是看陳秉章工資那麼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當然,如果我將事實真相對老闆講清楚了則另當別論。但我還沒說,因為我還沒找陳秉章談,不知怎樣開口,不過,明天我是肯定要說的,衝著這九千塊一個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則還算是人嗎?
  藉著酒勁,許師傅紅著臉對我說:「阿丁,記著,你比我更慘!」
  我感到很委屈,心底裡對他那點同情也蕩然無存了。
  副經理趕快制止,把話岔開。其他幾個香港師傅低頭喝酒吃飯,對我不冷不熱,非常有克制。
  秦老闆只陪我們吃了一會兒就提前走了,這一幕他沒看到。我想,如果秦老闆在,或者唐小姐在,許師傅就不會說了。那樣,那頓飯我會吃的好過些。但他們都不在,這讓我懷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迴避,要不然唐小姐這次怎麼沒跟秦老闆一起過來呢?我現在盼望唐小姐過來,她過來我就請她幫我從香港周大福那裡買三個大戒指,老婆一個,媽媽一個,岳母一個。
  晚飯早早就散了,我找到電話亭先給老婆報個喜,又給媽媽報個安。以前我打電話總是長話短說,今天說的特別多,都拿九千塊一個月了,還在乎這點電話費嗎?有人說窮人和富人的區別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認為生活方式還是取決於經濟基礎,有錢人和沒錢人的生活方式當然不一樣,比如打電話。
  長途打完後,我又給石大哥打了個短途,告訴他我要請他們全家。石大哥說你發工資了?我說是的。他說拿了錢也不要亂花,留著。我說亂花不了,多著呢。他說多少?我說九千!他愣了一下,說:那也不要亂花。我說好,但大哥還是要請的。他又愣了一下,說實在要請星期天你買點菜回來,讓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開存折,再仔細看看。
  這是一本香港查打銀行的活期存折,與大陸這邊的不太一樣,但存折我還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邊的阿拉伯數字。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怎麼上面寫的不是9000而是900.00?!如果我眼沒看花,那麼我的工資不是九千,而是九百!豈不是笑話?我的工資是九百?還不如秦德龍?秦德龍這個月連工資帶加班費總共還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經是一個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經理,現在是一個人住單間,如果還是像以前那樣和陳秉章兩個人住,還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搞錯了。我對自己看阿拉伯數字的能力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我急需要證實。這麼晚了怎麼證實?香港查打銀行在蛇口是有一個分理處,但現在肯定是關門了。我把化驗室那個說客家話的小伙子從床上擰起來。我自認為有恩於他,這時候在這個問題上他比陳秉章可靠。小伙子進門後,我把存折給他看看,問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說這個你還看不懂?九百嘛。我問有沒有看錯?小伙子搖搖頭說沒有,這怎麼能看錯。他又問我:你怎麼了,丁經理。我說沒什麼,你回去睡覺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卻怎麼也睡不著。我不相信這是真的,肯定是弄錯了,那小伙子的話能信嗎?他見過香港的存折嗎?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會兒,借輛自行車,去查打銀行分理處去把錢取出來,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來不就什麼都明白了。想著想著我慢慢地迷糊起來,迷糊間我來到銀行,銀行的小姐見我是個大客戶,對我十分熱情,專門為我準備了一個大袋子,裝了滿滿一袋港幣給我,我一看,怎麼這麼多?不是九千,是九萬!我一高興,抓起一疊錢給銀行的小姐,銀行小姐一眨眼變成了秦曉芸,秦曉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錢,說:「呸!誰要你的臭錢!」溫馨燦爛的秦小姐一下子變成了樣板戲裡的女英雄。我嚇醒了,一頭汗。
  第二天我來到銀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遠不如秦曉芸漂亮,至少不像秦曉芸那麼甜。我有點失望,但還是遞上存折。
  「全取了。」我說。
  小姐愣了一下,說:「先生,最好留十塊吧,這樣好保留存折。」
  我說行。
  「填張單吧。」小姐說著遞給我單據。
  「填多少?」我問。
  小姐這一次愣了半天,還是禮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說:「填八百九十元。」
  為了盡快兌現請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將這八百九十元港幣兌換成了人民幣。當時港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是一百港幣換七十四人民幣,我用這八百九十塊港幣共兌換了六百五十八塊人民幣,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驗室那個被我提拔上來的小伙子一個月的工資。
  我找到副經理,非常嚴肅,說:「我找你談點事。」
  副經理馬上站起來,說:「什麼事。」
  「找個安靜的地方吧。」
  我們來到秦老闆的辦公室,關上門。秦老闆和唐小姐不在時,我們從來沒進過這間辦公室。今天我走進這間辦公室,怎麼也尋不著昨天的感覺。
  我故作平靜地對副經理說:「我要走了。這段時間假如有什麼冒犯,還望諒解。」
  「你要辭職?」
  「是的。」
  「不要這樣,千萬別跟香港佬一般見識,別看他們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說,「與許師傅無關。」
  「到底是怎麼回事?昨晚還好好的。」
  我幾乎哭了,將臉背過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剛才兌換的六百五十八塊人民幣。
  副經理接過去看了半天,什麼話也沒說,臉色鐵青,比我以往見過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經理鐵青著臉抓過電話,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號碼,還沒等對方接,又掛了,重新按了一組數字,等著對方接。秦老闆辦公室裡很靜,我能聽見對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經理要辭工。」副經理說。
  「為什麼?」
  「他工資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對吧?不是九百嗎?」
  「九百港幣就是六百多人民幣。」
  「他要多少?」
  「你們認為一個五百多人公司的經理應該多少?!」脾氣一向極好的副經理終於發火了,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我,為他自己的競爭對手。
  「你叫他先別走,我馬上上來。」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趕到工廠。她的突然到來使很多人頗感意外,因為據說她總是上午來,下午下班前趕來還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對我特別熱情,老遠地就展現了一排潔白的浩齒,加上鮮亮的服裝,透著一股襲人的力量。
  「對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說,「是我搞錯了,秦老闆說是九百人民幣,被我粗心弄成港幣了,馬上就給你補上。」
  我看看副經理,副經理鐵青的臉還沒變回來,我指著臉色鐵青的副經理說:「你聽到了,她馬上補給我。」
  副經理還沒說話,唐小姐搶著說:「對,這就補。」還是那樣迷人地笑。
  「快補吧,補完我就走人。」
  說走就真走了。秦老闆給別人只是一次機會,我給秦老闆也只是一次機會。他可以將香港人和內地人看作是兩種不同的高級動物,而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是同一種,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機會。
  我本來可以每月再為他節省二十萬的,只需他付給我合理的工資,但我走了。也許在今天看起來我當時不必走,九百人民幣也不錯,而且秦老闆已經說了要加的,比如三個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當時我確實是走了,因為當時是走到那個份上了,走到那個份上了就很難回頭。人生有時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錯過了一個路口,就只有硬著頭皮往前走,沒辦法回頭,除非一直走到下個路口。當然,最主要的是我當時有退路,如果沒有退路,或許我就會採取另外一種處理方式。
  這個退路就是蕭博儒。

《回頭無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