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老師

他實際上不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在他之前,我已經有幾位老師了。不過都已面影迷離,回憶渺茫,環境模糊,姓名遺忘。只有他我還記得最清楚,因而就成了第一了。

我這第一位老師,姓李,名字不知道。這並非由於忘記,而是當時就不注意。一個九歲的孩子,一般只去記老師的姓,名字則不管。倘若老師有「綽號」——老師幾乎都有的——則只記綽號,連姓也不管了。我們小學就有「ShiaoQian'r(即知了,蟬。濟南這樣叫,不知道怎樣寫)」、「賣草紙的」等等老師。李老師大概為人和善,受到小孩子的尊敬,又沒有什麼特點,因此逃掉起「綽號」這一有時頗使老師尷尬的關。

我原在濟南一師附小上學,校長是新派人物,在山東首先響應五四運動,課本改為白話。其中有一篇《阿拉伯的駱駝》,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寓言故事。我叔父忽然有一天翻看語文課本,看到這一篇,勃然大怒,高聲說:「駱駝怎麼能會說話!荒唐之至!快轉學!」

於是我就轉了學,轉的是新育小學。因為僥倖認識了一個「騾」字,震動了老師,讓我從高小開始,三年初小,統統赦免。一個字竟能為我這一生學習和工作提前了一兩年,不稱之為運氣好又稱之為什麼呢?

新育校園極大,從格局上來看,舊時好像是什麼大官的花園。門東向,進門左拐,有一排平房。沿南牆也有一排平房,似為當年僕人的住處。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偏西有修砌完好的一大圓池塘,我可從來沒見過裡面有水,只是雜草叢生而已。池畔隙地也長滿了雜草,春夏秋三季,開滿了雜花,引得蜂蝶紛至,野味十足,與大自然渾然一體。倘若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到這裡,必然認為是辦學的最好的地方。

進校右拐,是一條石徑,進口處木門上有一匾,上書「循規蹈矩」。我對這四個字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它們難寫,更難懂。我每天看到它,但是一直到畢業,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石徑右側是一座頗大的假山,石頭堆成,山半有亭。本來應該是栽花的空地上,現在卻沒有任何花,仍然只是雜草叢生而已。遙想當年鼎盛時,園主人大官正在輝煌奪目之時,山半的亭子必然彩繪一新,聳然巍然。山旁的隙地上也必然是栽滿了姚黃魏紫,國色天香。納蘭性德的詞:「晚來風動護花鈴,人在半山亭」所流露出來的高貴氣象,必然會在這裡出現。然而如今卻是山亭頹敗,無花無鈴,惟有夕陽殘照亂石林立而已。

可是,我卻忘記不了這一座假山,不是由於它景色迷人,而是由於它腳下那幾棵又高又粗的大樹。此樹我至今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它春天開黃色碎花,引得成群的蜜蜂,繞花嗡嗡,綠葉與高幹並配,花香與蜂鳴齊飛,此印象至今未泯。我之所以懷念它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當年連小學生也是並不那麼「循規蹈矩」的——那四個字同今天的一些口號一樣,對我們絲毫也不起作用。如果我們覺得哪個老師不行,我們往往會「架」(趕走也)他。「架」的方式不同,不要小看小學生,我們的創造力是極為豐富多彩的。有一個教師就被我們「架」走了。採用的方式是每個同學口袋裡裝滿那幾棵大樹上結的黃色的小果子,這果子味澀苦,不能吃,我們是拿來做武器的。預備被「架」的老師一走進課堂,每人就從口袋裡掏出那種黃色的小果子,投向老師。宛如舊時代兩軍對陣時萬箭齊發一般,是十分有威力的。老師知趣,中了幾彈之後,連忙退出教室,捲起鋪蓋回家。

假山對面,石徑左側,有一個單獨的大院子,中建大廳,既高且大,雄偉莊嚴,是校長辦公的地方。當年恐怕是大官的客廳,佈置得一定非常富麗堂皇。然而,時過境遷,而今卻是空蕩蕩的,除了牆上掛的一個學生為校長畫的炭畫像以外,只有幾張破桌子,幾把破椅子,一副寒酸相。一個小學校長會有多少錢來擺譜呢?

可是,這一間破落的大廳卻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至今歷歷如在眼前。我曾在這裡因為淘氣被校長用竹板打過手心,打得相當厲害,一直腫了幾天,胖胖的,刺心地痛。此外,廳前有兩個極大的用土堆成用磚砌好的花壇,春天栽滿了牡丹和芍葯。有一年,我在學校裡上英文補習夜班,下課後,在黑暗中,我曾偷著折過一朵芍葯。這並不光彩的事,也使我憶念難忘,直至今天耄耋之年,仍然恍如昨日。

一大廳院外,石徑盡頭,有一個小門,進去是一個大院子,整整齊齊,由東到西,蓋了兩排教室,是平房,房間頗多,可以供全校十幾個班的學生上課。教室後面,是大操場,操場西面,靠牆還有幾間房子,老師有的住在那裡。門前兩棵兩人合抱的大榆樹,葉子長滿時,濃蔭覆蓋一大片地。樹上常有成群的野鳥住宿。早晨和黃昏,噪聲鬧嚷嚷的,有似一個嘈雜無序的未來派的音樂會。

現在該說到我們的李老師了。他上課的地方就在靠操場的那一排平房的東頭的一間教室裡。他是我們的班主任,教數學、地理、歷史什麼的。他教書沒有什麼特點,因此,我回憶不出什麼細節。我們當時還沒有英文課,學英文有夜班,好像是要另出錢的,不是正課。可不知為什麼我卻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一個細節來:李老師在我們自習班上教我們英文字母,說f這個字母就像是一隻大蜂子,腰細兩頭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所以一生不忘。他為什麼講到英文字母,其他字母用什麼來比喻,我都記不清了。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難以忘懷。有一年春天,大概是在清明前後,李老師領我們這一班學生,在我上面講到的圓水池邊上,挖地除草,開闢出一塊菜地來,種上了一些瓜果蔬菜一類的東西。我們這一群孩子,平均十一二歲的年齡,差不多都是首次種菜,眼看著亂草地變成了整整齊齊、成垅成畦的菜地,春雨沾衣欲濕,杏花在雨中怒放。古人說:杏花、春雨、江南。我們現在是杏花、春雨、北國。地方雖異,其情趣則一也。春草嫩綠,垂柳鵝黃,真覺得飄飄欲仙。那時候我還不會「為覓新詞強說愁」,實際上也根本無愁可說,渾身舒服,意興盎然。我現在已經經過了八十多個春天,像那樣的一個春天,我還沒有過過,今後大概也不會再有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同李老師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眾多的小學老師,我只記住了李老師一個人,也可以說是事出有因了吧。李老師總是和顏悅色,從不疾言厲色。他從來沒有用戒尺打過任何學生,在當時體罰成風、體罰有理的風氣下,這是十分難得的。他住的平房十分簡陋,生活十分清苦。但從以上說的情況來看,他真能安貧樂道,不改其樂。

我十三歲離開新育小學,以後再沒有回去過。我不知道李老師後來怎樣了,心裡十分悔恨。倘若有人再讓我寫一篇《賦得永久的悔》,我一定會寫這一件事。差幸我大學畢業以後,國內國外,都步李老師後塵,當一名教師,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當一輩子教員已經是注定了的。只有這一點可以告慰李老師在天之靈。

李老師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7月

《讀書與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