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西諦先生讀書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裡,「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佔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繃、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裡,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藏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盪。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麼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後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瞭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

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樑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後常常談到他,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後議論人當然並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只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於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僕僕,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後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後,什麼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願意拿什麼書,就拿什麼書。他什麼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岳,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只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麼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裡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嗆。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繫。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里,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面。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面: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只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面,對另一面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裡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裡,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研究工作者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面,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槓而不知是抬槓。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槓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槓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槓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裡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回國以後,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裡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松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裡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許多人一樣被捲了進去。在以後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裡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面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湧入我的腦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麼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淒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只能活在我們回憶中了。


1980年1月8日初稿

1981年2月2日修改

《讀書與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