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有兩張牆上掛的畫，掛在一個大客廳裡。那個客廳是由一個舊教堂的房子改為牧師住宅的。一張畫上畫的是一個西洋少女，很俊很甜的臉，手裡拿著一個無邊的女人帽子，裡面裝著幾個雞蛋。母親一定是從很好的西洋雜誌上剪下來的，大概是《星期六晚報》（TheSaturdayEveningPost），她常用這本雜誌夾針線和小的針線活計。另一張畫上畫的是清朝的光緒皇帝，他在光緒二十四年發動了維新運動，"百日維新"是人人知道的，聖旨一道一道的頒布，廢科舉，建鐵路，開礦產，後來忽然被他的伯母西太后監禁於中南海瀛台，直到十年後不明不白的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緒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後光緒皇帝要在她的名聲和政策上報仇，她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父，沒有什麼政治關係，但是一心贊成主張維新的光緒皇帝和他的新政，這和當時在日本的中國那些領導人物如孫中山先生他們一樣。雖然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擊敗拳匪進入北京之時，已經倉皇狼狽的逃到西安，這時仍然算是在位當權。由於與列強議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權，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清室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頑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題為西洋文明對中國的衝擊，從思想方面到工業技術方面。牽扯到一連串的適應與整個問題的檢討。但是檢討這項繁難的重任是在中國方面，以後事實可以證明，在文化交流上，中國是負債方面。那種交流的進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禮文博士（Warnshius），後為倫敦紐約國際協會秘書。他為人胸襟開闊，眼光遠大，通情達理，又多才多藝，實遠超過當時一般的傳教士。不知道由於什麼好運氣，西溪得以有這麼個好牧師派來此地，這裡離阪仔很近。范禮文博士大約六英尺高。使我們接受到西洋學問的，就是這位牧師。在"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在由林樂知（YoungJ．Allen）主持之下，當時發行一份一張紙的週報，叫《通問報》（ChristianIntelligence），油墨紙張甚劣。今日手下若還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禮文博士不但把這份週報寄給我們，另外還寄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出版的很多書和小冊子。家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與他成了莫逆之交。
我們對西方最早的接觸，是范禮文博士留下的一個領扣兒，因為他夫婦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層樓，我們家也就是那個老教堂。孩子們對於那個光亮的領扣兒到底是什麼東西，大家猜測了半天。他夫婦又留下了幾個罐頭筒兒，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們中國人聞起來，簡直全家裡都是牛油味道。我記得他們走後，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開，好讓屋裡散掉那種氣味。我相信家母用來夾針線的那本《星期六晚報》刊物，一定是來自范禮文太太之手的。
這些雖然是我對西方接觸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認為對我很重要。家父知道聖約翰大學，就是在《通問報》上看到的，因此又夢想到牛津大學，柏林大學。家父的月薪是二十塊，後來增為二十四塊，收入雖極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上海基督教的高級學府去求學的願望。
在阪仔建築一個新教堂時，我大概是十二歲。那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發生了。在三十或四十英尺寬的房頂的重壓之下，教堂的牆壁，可以看得見被壓得越來越歪。范禮文博士向美國購買鋼筋。在鋼筋漸漸束緊之下，把牆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見房頂的鷹架立起來。范禮文又在教堂進口處的鐘樓上增加了一個鐘。與基督教相競爭的佛教寺院裡，也安裝上一個大鼓。那個寺院也在那條街上，相距約六十英尺遠近。
在禮拜天，教堂的鐘鳴，寺院的鼓也響。
對於教會，有兩個敵對者。一個是教徒的兒子，已然過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對面的木橋下面，那個橋通到當地唯一的一條有商店的街市。每數年之內，那座橋必然為洪水所毀，每毀一次，金老伯就發一次財。因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橋。木板不平不直，過橋人可以看見腳下的流水。我們都知道，修橋就是他維生之計。那條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斷被洪水侵蝕，等我長大時，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涼的月夜，家父一時興起，從這座木板橋經過去布道。別人告訴我，我降生那一年，父親是四十歲。有一次，外出之時，他染患了感冒，幾乎喪命。講道之時，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後又沒換衣裳，得了很嚴重的肺炎。母親非常焦慮。母親那時正要生第五個兒子，她只好想辦法自己接生。至於她怎麼忍痛生產，就不得而知了。父親則把他怎麼樣出去在房子後面那條小溪中去洗產後那些髒東西，對我不知說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觸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見從Chioh-be和廈門之間汽船上蒸汽機的動作。我當時看得著了迷，呆呆的默然不語。後來在學校，看見一個活塞引擎圖，自然充分瞭解。從那時起，興趣始終是在科學上，很想以後做個物理教員。有人問我長大之後要入哪一種行業，我的回答是（１）做一個英文教員，（２）做一個物理教員，（３）開一個"辯論"商店。最後這一條是當地的一種說法，而不是指一個真正的行業。普通說你開一個商店，參加論戰的一邊，向對方挑戰，你稱一件白東西為黑，或稱一件黑東西為白，這樣向人挑戰。我當時顯然是以有此辯才而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們都叫我"論爭顧客"。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費時間。學校連個圖書館也沒有。在廈門的尋源書院和非基督教學校之間的差別，就是非基督教學校看日報，而我們學校不看。我們有地理，算術，經典，一薄本的地質學。課後，我們只是玩耍遊戲。踢毯子，玩由一個啞鈴斫下來的兩個木球，這就是我們最得意的遊戲。我們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個木球打著，實在疼得很。
我們捉弄老師的鬼辦法之中，有一件是背書的事，很好玩兒，每個學生都很得意。我們當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進屋去背書，通常是在兩頁到三頁之內。他背完之後，就以開門為信號兒叫另一個人進去背，他做個信號兒，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兒或後一半兒，由於把門開了三到四次，別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記得清楚的，只有校長的珠算盤。校長是一個貪婪無厭的人。當時鼓浪嶼很繁榮，做房地產是好生意。我聽見他那不停的打算盤聲。他的辦公室在第一層樓，正面對著樓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學生的出入。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我們出去買消夜食物，我們會用竹籃子把東西吊上樓去。
至於學校用的書，我既不喜愛，也不厭惡。太容易，太簡單了。
我對西洋音樂著實著了迷。我是受了美國校長畢牧師夫人（Mrs．Pitcher）的影響。她是一位端莊淑雅的英國女士，她說話的溫柔悅耳抑揚頓錯，我兩耳聽來，不啻音樂之美。傳教士女士們的女高音合唱，在我這個中國人的耳朵聽來，真是印象深刻，畢生難忘。
我們也看見過法國美國的水手，普通大都是在鼓浪嶼街上喝得醉醺醺，東倒西歪的。偶爾也有一個英國足球隊在一個有圍牆的球場賽足球，他們不喝茶，喝別的飲料，有時有軍樂隊演奏，由中國的僕役端送飲料。我夾雜在別的兒童之中，由圍牆的縫隙中往裡窺探，對他們洋人好不羨慕。
俱樂部若有舞會，我們尋源書院的學生常常立在窗外，看裡面男男女女穿著晚禮服，在大庭廣眾之中互相擁抱，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人間奇觀，真是使人瞠目吃驚。
在光緒三十三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派美國艦隊來到澳門，那時日俄戰事剛剛結束不久。我們因為是教會學校的學生，應邀前往參觀。那是偉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覽。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學習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