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魯莽的巡撫

  孫士毅倒霉透頂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從澳門偷渡到了廣州,帝國頓時風起雲湧。
  羅馬傳信部一直希望打開中國教區,可是在雍正年間,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發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錦謀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將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過去了,乾隆皇帝對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緩和,甚至允許懂醫學的傳教士,在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到北京效力。羅馬傳信部錯誤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為大清帝國開了教禁,於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國傳教。
  羅馬傳信部在廣州有個中國教務代理人,這位代理人也是羅馬人,名字叫哆羅,從1781年開始,經皇帝批准在廣州居住。哆羅的主要責任就是傳遞京城傳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羅住所「哆羅夷館」就跟中國的驛站差不多,只是這個驛站是中國跟羅馬之間的驛站。4名偷渡的羅馬傳教士到了廣州就悄悄住進了哆羅夷館。
  傳教士的恐怖在於他們的信息傳遞非常隱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廣州沒幾天,陝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綱、秦祿就到了廣州,這兩人是專門來請意大利人到陝西傳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國教徒的幫助下,從廣東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陽,由於路上為了躲避帝國軍隊的檢查,他們是晝伏夜行。3個月後終於到了襄陽,就在這時,意大利傳教士被軍隊巡邏發現,被當場抓獲。
  意大利人迅速被押到了武昌,湖廣總督特成額一看高鼻樑藍眼睛的洋鬼子,心裡暗吃一驚,這4個人怎麼就一路毫無阻攔到了襄陽呢?特成額是原兩廣總督、大清名將策楞的兒子。將門虎子,這位特成額也是從部隊裡成長起來的一方大員,深知乾隆皇帝對傳教士的忌憚。特成額馬上挽起袖子提筆給乾隆皇帝寫匯報奏章。特成額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一份情況匯報,在大清帝國掀起了一場驚天教會大案。
  特成額的情況匯報其實非常簡單平實:「盤獲西洋四人,起出書信一封,系廣東羅馬當家所發,往陝傳教,令蔡伯多祿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著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特成額所說的羅馬當家就是指哆羅夷館。沒想到乾隆皇帝看到這份再也平常不過的奏章後勃然大怒,政府早已頒布禁教令,哆羅並未稟知督撫,輒遣人私至內地,送信傳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必須嚴肅處理。
  剛剛上任廣東巡撫的孫士毅壓根兒就不知道特成額的情況匯報,更對4名意大利傳教士毫不知情。乾隆皇帝卻不管孫士毅怎麼想,下令孫士毅一定嚴查。早在當年4月15日,也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偷渡到廣州的時候,伊斯蘭教哲赫林耶派創始人馬明心的弟子田五,深恨清政府殺害馬明心,領導回民在甘肅固原州鹽茶廳起義,攻破西安州營土堡。南巡途中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在一個星期後返回京城,迅速調集大軍鎮壓回民起義。乾隆皇帝接到特成額的匯報,馬上就聯繫到了田五領導的回民起義,甚至潛意識裡懷疑意大利傳教士就是去甘肅聯絡起義的回民。
  乾隆皇帝對孫士毅不滿到了極點。因為外國人進入大清帝國只有粵海關一個口岸,西洋人跟中國人相貌差別很大,哆羅居然能夠秘密派4名意大利人如過無人之境到內地傳教。難道孫士毅就一點沒有覺察?一路上途經千里,就沒有關卡盤查?乾隆皇帝不由得擔心起帝國軍備之鬆弛,紀律之渙散,這樣的軍隊連幾個洋人都看不住,如何維護天朝上國的絕對安全?
  孫士毅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西洋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消息,亦未可定。乾隆皇帝同時將旨意傳遍全國,凡是接送過傳教士、為傳教士送信、留傳教士住宿的中國教民一律逮捕究辦。乾隆皇帝更想知道,哆羅派往陝西傳教者,究竟要傳與何人?他們傳教的背後是否還有更大的陰謀?
  大清帝國掀起了一場全民抓教徒的運動。在湖南、湖北、陝西、四川、廣東、福建、江西、甘肅、山西、山東、直隸、安徽、貴州等省,凡是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以及傳授天主教的西洋人,統統抓起來送到北京受審。隨著一份份情況匯報送到京城,乾隆皇帝震驚了。原來在帝國多個省份的角落,都有隱藏的西洋鬼子在傳教,這遠遠超過自己當初的估計,現在看來絕不止4人,這些人可都是未經允許竄到內地的。憤怒的乾隆皇帝更加對廣東官員失望,馬上下令全國各地秘密嚴查。
  全國行動起來了,一些怪異的教徒也浮出水面,乾隆皇帝的寵臣、陝甘總督福康安抓的嫌疑犯一下子增加到72人,這些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甘肅、涼州二府,有些中國居民信奉了天主教後,甚至將父母所起的名字都給改了,其中有一位非常崇拜傳教士多明我,也就是那位想方設法把澳門變成葡萄牙人的多明我,這位中國教民改名劉多明我。漢奸當到這份兒上也算鐵桿兒了,連祖宗都能夠背棄,乾隆皇帝能不害怕嗎?
  孫士毅接到乾隆皇帝旨意後,早已膽戰心驚,意大利人就是從自己管轄的地盤上出發的,可以說是帝國教案的風暴源頭。孫士毅毫不手軟,將哆羅以及接送過意大利人的相關中國傳教士一干人馬全部抓獲。這一抓又讓乾隆皇帝大吃一驚,在廣東竟有上百人信奉天主教,可是特成額情況匯報中的關鍵人物蔡伯多祿卻神秘失蹤了。
  蔡伯多祿本來是福建人,真名叫住蔡鳴阜,信奉天主教後就改名了,這位爺一直在廣東當江湖郎中,也屬於崇洋媚外的漢奸,4名意大利傳教士偷渡到廣州,就是這位改掉父母所賜姓名的鐵桿兒漢奸運作的。孫士毅的巡查部隊先抄了蔡伯多祿的家,他只有逃到另外一位信徒家裡。1784年9月26日晚上,孫士毅帶著軍隊抄了蔡伯多祿躲藏的教徒家。這位漢奸跳窗逃走,連夜乘船逃到了澳門。
  孫士毅的噩運來了。
  乾隆皇帝怒氣衝天,一定要將蔡伯多祿抓捕歸案。孫士毅掌握了蔡伯多祿的情報後,便派了兩名官員到澳門要人。當時澳門的葡萄牙人根本不知道蔡伯多祿已經逃到澳門,對孫士毅派來的人說蔡伯多祿不在澳門。孫士毅不信邪,很快就找到了運送蔡伯多祿逃亡澳門的船夫,船夫稱看到蔡伯多祿進了澳門方濟各修道院。10月3日,孫士毅再派人到澳門索人,可是蔡伯多祿已經喬裝打扮,藏到了奧古斯丁修道院。
  孫士毅很快意識到,從正常的渠道要想抓住蔡伯多祿基本不可能,葡萄牙人一定會想方設法阻撓。要想讓葡萄牙人乖乖就範,那就要斷了葡萄牙人的生路。孫士毅非常清楚,澳門的食物都是依靠廣州供應,只要封鎖澳門,葡萄牙人就會乖乖地交出蔡伯多祿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徒。孫士毅立即又派官員到澳門,非常強硬地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不交出蔡伯多祿一干人馬,廣東就封鎖澳門。
  澳門的葡萄牙人之前一直搪塞孫士毅,主要是葡萄牙駐澳門總督華利亞到果阿出差去了。孫士毅的通牒下達後不久,華利亞就從果阿回到了澳門。華利亞對孫士毅的脾氣秉性不瞭解,所以態度非常地強硬,就是堅決不交蔡伯多祿,甚至還提出一個侮辱大清帝國的理由:澳門當局不對中國逃亡者負責任,澳門是向所有人開放的,無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
  華利亞的強硬激怒了孫士毅,孫士毅立即下令封鎖澳門。
  封鎖澳門後,1784年10月26日,孫士毅給乾隆皇帝寫了一份情況匯報。乾隆皇帝拿到匯報後,一看也就是一份簡單的搜捕匯報。這份匯報的末尾,孫士毅寫道:竊思,西洋人來廣貿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內,該商分應稽查、約束,豈容內地奸民與之交接。乃蔡伯多祿擅行出入招引,該商等置之不見不聞,一任改裝越境,咎實難辭。
  孫士毅為了推卸責任,將蔡伯多祿秘密幫助意大利傳教士偷渡的責任,以及後來流竄到內地的責任,統統推到了行商身上,乾隆皇帝還沒有老眼昏花,特地在蔡伯多祿的名字後面朱批:「此人何尚未獲?」通覽孫士毅寫給乾隆皇帝的匯報,除了匯報材料末尾有乾隆皇帝朱批的三個字「知道了」之外,就是對蔡伯多祿的批示了,可以想像乾隆皇帝對傳教士可能勾結起義回民是多麼地警惕,抓住蔡伯多祿是乾隆皇帝的心願。
  封鎖還在繼續,澳門的食品很快就嚴重短缺。
  華利亞這個時候依然拒不交出蔡伯多祿,甚至還假模假樣地在整個澳門搜索蔡伯多祿的下落,目的是希望孫士毅能夠解除對澳門的封鎖。孫士毅看穿了華利亞的花招,下令繼續封鎖澳門。華利亞的強盜嘴臉一下子露出來了,為了解決糧食危及,公然下令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軍隊進行武裝搶劫。
  葡萄牙人的海盜習性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一艘正要離港的載有大米的中國船隻成了他們的目標,葡萄牙軍隊迅速包圍了船隻,關押了船上的中國船員,明目張膽地將船上的大米運到了總督府的倉庫。一艘船的大米無法滿足危機,華利亞下令繼續搶劫,凡是發現運載糧食的船隻,只要經過澳門就無條件開火。
  華利亞的海盜搶劫行徑頓時將澳門周邊海域推向了恐怖境地,往來廣州黃埔港的歐美商人陷入了恐慌,當地的中國老百姓也陷入恐慌,葡萄牙軍隊甚至衝到老百姓家裡搶劫。孫士毅畢竟是文人出身,之前也沒有在部隊待過,根本沒有什麼打仗的經驗,本來蔡伯多祿逃跑已經讓乾隆皇帝很生氣,現在因為封鎖澳門引發衝突,那樣自己肯定掉腦袋。10月28日,孫士毅下令解除封鎖。
  孫士毅窩囊之極,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全國通緝蔡伯多祿,這讓孫士毅如芒在背。萬般無奈之下,孫士毅只有繼續跟華利亞交涉,甚至將葡萄牙駐紮澳門的所有官員都召集到修道院開現場辦公會議。孫士毅的代表腦子不好使,現場就要華利亞交出蔡伯多祿,甚至當著所有澳門官員的面交給華利亞一封強硬的諭令,如果澳門當局再不交出逃犯,帝國的軍隊已經枕戈待旦,朝發夕至,踏平澳門。
  華利亞是澳門歷史上有名的死硬分子,孫士毅來硬的,這位爺偏不信邪,就是不交蔡伯多祿。這個時候,澳門的商人坐不住了,一旦商人關門停業了,華利亞的稅收什麼的就收不了啦。華利亞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又不想交出蔡伯多祿,華利亞秘密將蔡伯多祿送到一條葡萄牙船上。10月30日夜晚,蔡伯多祿等乾隆皇帝下令通緝的要犯,在澳門碼頭秘密登船,天還沒有亮,葡萄牙人就急匆匆開船離港,直奔亞洲老巢果阿。
  跑了朝廷欽犯,孫士毅只能抓住哆羅的擔保人潘振承打板子。順勢給乾隆皇帝寫信:臣欽奉諭旨,遵即傳喚商人帶領哆羅即羅馬當家同至臣署,曉以天朝法令,復宣揚皇上恩德,該哆羅觳觫跪聆,叩頭認罪,商人潘文巖等在旁目擊,亦十分惶悚,自稱防範不嚴,願求一體議罪,以冀稍贖前愆。
  孫士毅提出以銀子認罪的法子,源於當時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珅提出的議罪銀,只要犯罪分子交出銀子,就可以免罪。潘振承這一次是出了大血,孫士毅再給乾隆皇帝匯報的時候,潘振承還不得不裝孫子認罪:洋商潘文巖稟稱,哆羅羅馬當家住宿行中,失於防範,任由蔡伯多祿來往勾通,致有攬送洋人越境之事,非尋常玩忽可比,情願罰銀十二萬兩,著照所請,准其認罰。
  潘振承交了議罪銀,按照當時的規定,只要交納兩萬到十四萬兩銀子,什麼罪過都可以免,當然造反是不行的。孫士毅將所有責任都推卸到了潘振承身上,甚至包括蔡伯多祿的逃跑。當然潘振承也交納了快接近議罪銀上線的銀子才得以平安。可是孫士毅卻對華利亞耿耿於懷,秘密地集結部隊,準備好好地教訓一番葡萄牙人。
  孫士毅萬萬沒有想到,就在葡萄牙囂張跋扈跟帝國唱反調的時候,英格蘭人的大炮在黃埔港打死了中國居民。就算自己理解為那是誤傷,可是乾隆皇帝絕對不會相信英格蘭人的行為是無意的,洋鬼子炮擊命案會不會是他們跟葡萄牙人勾結的一個陰謀,尤其是現在歐美鬼子們將武裝力量集結到了黃埔港,這是不是葡萄牙人在背後的詭計,將帝國軍隊拖入兩線作戰的困境,然後瓦解帝國軍隊對澳門的攻擊呢?

《暗戰1840:鴉片戰爭背後的真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