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夢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個鐵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電話不停的鬧,冷氣不夠讓人凍清醒,頭頂上是一盞盞日光燈,一切如夢。
    電話響了,有人在接,聽見對方的名字,我將手伸過去,等著雙方講話告一段落時,便接過了話筒。
    「是誰?」那邊問我。
    今生沒有與他說過幾句話,自是不識我的聲音。「小時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轉角,小學一年級的我,已經知道了你。」我說,那邊又要問,我仍霸住電話,慢慢的講下去:「有一回,你們的老家人,站在我們的竹籬笆外面,呆看著滿樹盛開的芙蓉花。後來,他隔著門,要求進來砍一些枝椏分去插技,說是老太爺喜歡這些花。
    「後來,兩家的芙蓉都再開謝了好多年,我們仍不說話。「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這裡不是松江路,也不是當年我們生長的地方。在慘白的日光燈下,過去的洪荒,只不過化為一聲呼喚。
    小時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幾個鄰居,他們家人多,進進出出,熱鬧非凡。而我,只覺得,我們的距離長到一個小孩子孱弱的腳步,走不到那扇門口。
    十年過去了,我們慢慢的長大。當時建國北路,沒有拓寬,長春路的漫漫荒草,對一個自閉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遠便不能了。
    就是那個年紀,我念到了《玉卿嫂》。
    黃昏,是我今生裡最愛的時刻,飯後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兒住往不見人跡,這使我的心,比較安然。
    那時候,在這片衰草斜陽的寂靜裡,總有另一個人,偶爾從遠遠的地方悠然的晃過來——那必是白先勇。又寫了《謫仙記》的他。
    我怕他,怕一個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這人迎面來了,一轉身,跑幾步,便藏進了大水泥筒裡去。不然,根本是拔腳便逃,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愛的二堂哥懋良,他學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閒閒的走。堂哥和我,是誰也不約誰的,偶爾遇見了,就笑笑。
    過不久,恩師顧福生將我的文章轉到白先勇那兒去,平平淡淡的交給了他,說是:「有一個怪怪的學生,在跟我學畫,你看看她的文字。」這經過,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對我說的。
    我的文章,上了《現代文學》。
    對別人,這是一件小事,對當年的我,卻無意間種下了一生執著寫作的那顆種子。
    刊了文章,並沒有去認白先勇,那時候,比鄰卻天涯,我不敢自動找他說話,告訴他,寫那篇《惑》的人,就是黃昏裡的我。
    恩師離開台灣的時候,我去送,因為情怯,去時顧福生老師已經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終於面對面的打了一個招呼。正是最艱難的那一剎,他來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們說要開舞會,又加了一群畫家們。白先勇特別跑到我們家來叫我參加。又因心裡實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氣進去的時候,已近曲終人散,不知有誰在嚷:「跳舞不好玩,我們來打橋牌!」我默立在一角,心裡很慌張,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們便圍起來各成幾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聽不懂。過了一會兒,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別,各自天涯,沒有再見面。這一別,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講完電話的第二天,終於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裡慌張,恨不能從此不要見面,只在書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個這麼內向的人,別人總當我是說說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憶起來,說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綠的衣裙,緞子的腰帶上,居然還別了一大朵絨做的蘭花。他穿的是什麼,他沒有說。
    那件衣服的顏色,正是一枚青澀的果子。而當年的白先勇,在我記憶中,卻是那麼的鮮明。
    那時候的我,愛的是《紅樓夢》裡的黛玉,而今的我,愛看的卻是現實、明亮、潑辣,一個真真實實現世裡的王熙鳳。
    我也跟著白先勇的文章長大,愛他文字中每一個、每一種夢境下活生生的人物,愛那一場場繁華落盡之後的曲終人散,更迷惑他文字裡那份超越了一般時空的極致的艷美。
    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顧福生是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我的少年時代。白先勇,又無意間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現在,對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記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時候,台北的劇場,正在熱鬧《遊園》,而下面兩個字,請先勇留給我,海的那邊空了一年多的房子,開鎖進去的一剎那,是逃不掉的「驚夢」。
    三十年前與白先勇結緣,三十年後的今天,多少滄海桑田都成了過去,回想起來,怎麼就只那一樹盛開的芙蓉花,明亮亮的開在一個七歲小孩子的眼前。

《送你一匹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