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然回首

    這兒不是泰安街,沒有闊葉樹在牆外伸進來。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熱的午後。
    我的手裡少了那個畫箱,沒有夾著油畫,即使是面對那扇大門,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錶,早到了兩分鐘。
    要是這一回是看望別的朋友,大概早就嚷著跑進去了,守不守時又有什麼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麼靜靜的站在門外的夕陽下,讓一陣陣熟悉而又遙遠的倦怠再次淹沒了自己。
    我按鈴,有人客氣的領我穿過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靜,好似永遠沒有盡頭,而我,一步一步將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個少年的我,沒有聲音也沒有顏色的我,竟然鮮明如故。什麼時候才能掙脫她的陰影呢!
    客廳裡空無一人,有人送茶來,我輕輕道謝了,沒有敢坐下去,只是背著門,看著壁上的書畫。
    就是這幾秒鐘的等待,在我都是驚惶。
    但願有人告訴我,顧福生出去了,忘了這一次的會晤,那麼我便可以釋然離去了。
    門開了,我急速的轉過身去。我的老師,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啟蒙老師,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著伸出雙手,就這一步,二十年的光陰飛逝,心中如電如幻如夢,流去的歲月了無痕跡,而我,跌進了時光的隧道裡,又變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舊。
    那個擦亮了我的眼睛,打開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經自願淹沒的少年時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師,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見,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無法回報,我也失去了語言。
    受教於顧福生老師之前,已在家中關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來,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覺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親母親、放學時歸來的姊弟,而這些人,我是絕不主動去接觸的。向街的大門,是沒有意義的,對我,街上沒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動,便是在無人的午後繞著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輪式冰鞋刺耳的聲音之外,那個轉不出圈子的少年將什麼都鎖進了心裡,她不講話。
    初初休學的時候,被轉入美國學校,被送去學插花,學鋼琴,學國畫,而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沒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鎖。
    出門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東西,父母用盡一切愛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閉的癥結。當然一週一次的心理治療只有反抗更重,後來,我便不出門了。
    回想起來,少年時代突然的病態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場數學老師的體罰,才驚天動地的將生命凝固成那個樣子。這場代價,在經歷過半生的憂患之後,想起來仍是心驚,那份剛烈啊,為的是什麼?生命中本該歡樂不盡的七年,竟是付給了它。人生又有幾個七年呢!
    被送去跟顧福生老師學西畫並不是父母對我另一次的嘗試,而全然歸於一場機緣。
    記得是姊姊的朋友們來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對被請來的姊弟,叫做陳繽與陳驌,他們一群人在吃東西,我避在一個角落裡。
    陳驌突然說要畫一場戰爭給大家看,一場騎兵隊與印地安人的慘烈戰役。於是他趴在地上開戰了,活潑的筆下,戰馬倒地,白人中箭,紅人嚎叫,篷車在大火裡焚燒……我不擠上去看那張畫,只等別人一哄跑去了院子裡,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張棄在一旁的漫畫,悄悄的看了個夠。後來陳驌對我說,那只是他畫著娛樂我們的東西而已,事實上他畫油畫。
    陳驌的老師便是顧福生。
    早年的「五月畫會」稍稍關心藝術的人都是曉得的,那些畫家們對我來說,是遠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場畫中的戰役,而被介紹去做了「五月」的學生。
    要我下決心出門是很難的。電話中約好去見老師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寢食難安。
    這不知是休學後第幾度換老師了,如果自己去了幾趟之後又是退縮了下來,要怎麼辦?是不是迫瘋母親為止?而我,在想到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駭得將房間的門鎖了起來。
    第一回約定的上課日我又不肯去了,聽見母親打電話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靜靜的撕枕頭套裡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門,一旦對我開啟時,我的命運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號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鈴,然後拚命克制自己那份懼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帶我穿過杜鵑花叢的小徑,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築出來的畫室裡去。我被有禮的請進了並沒有人,只有滿牆滿地的油畫的房間。
    那一段靜靜的等待,我亦是背著門的,背後紗門一響,不得不回首,看見後來改變了我一生的人。
    那時的顧福生——唉——不要寫他吧!有些人,對我,世上少數的幾個人,是沒有語言也沒有文字的。
    喊了一聲「老師!」臉一紅,低下了頭。
    頭一日上課是空著手去,老師問了一些普通的問題:喜歡美術嗎?以前有沒有畫過?為什麼想學畫……當他知道我沒有進學校唸書時,表現得十分的自然,沒有做進一步的追問和建議。
    顧福生完全不同於以往我所碰見過的任何老師,事實上他是畫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覺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種溫柔而可能瞭解你的人。
    畫室回來的當日,堅持母親替我預備一個新鮮的饅頭,老師說那是用來擦炭筆素描的。
    母親說過三天再上課時才去買,我竟鬧了起來,怕三天以後買不到那麼簡單的東西。
    事實上存了幾日的饅頭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這份童稚的固執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麼?」老師在我身旁問我。
    「一個石像。」
    「還有呢?」
    「沒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畫,一會兒老師再來!」說完這話,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麼都沒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對著那張白紙和書架發愣。
    明知這是第一次,老師要我自己落筆,看看我的觀察和表達能有多少,才能引導我,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連握筆的勇氣都沒有,一條線也畫不出來。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個饅頭靜靜的握在手裡,不動也不敢離去。
    「怎麼不開始呢?」不知老師什麼時候又進來了,站在我身後。
    「不能!」連聲音也弱了。
    老師溫和的接過了我手中的炭筆,輕輕落在紙上,那張白紙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顯出了朦朧的生命和光影。畫了第一次慘不忍睹的素描之後,我收拾東西離開畫室。
    那時已是黃昏了,老師站在闊葉樹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頭,那件大紅的毛衣不在了。我一個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沒有吃晚飯便關上了房門。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掙扎了兩個多月之後,變得更神經質了。面對老師,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曉得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決心,而筆下的東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麼沒有天賦的學生面前,顧福生付出了無限的忍耐和關心,他從來沒有流露過一絲一毫的不耐,甚至於在語氣上,都是極溫和的。
    如果當時老師明白的叫我停課,我亦是沒有一句話的。畢竟已經拖累人家那麼多日子了。
    那時候,我們是一周上兩次課,同學不多,有時全來,有時只有我一個。
    別人是下課了匆匆忙忙趕來畫室,而我,在那長長的歲月裡,那是一周兩次唯一肯去的地方。雖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沒有掙扎。
    有一日畫室中只有我一個人,凝望著筆下的慘敗,一陣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對老師說:「沒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後不要再來的好!」
    我低著頭,只等他同意。
    又要關回去了,又是長門深鎖的日子,躲回家裡去吧!在那把鎖的後面,沒有人看出我的無能,起碼我是安全的。
    老師聽見我的話,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著,第一次問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說了,他又慢慢的講:「還那麼小,急什麼呢?」
    那時老師突然出去接一個電話,他一離開,我就把整個的上身撲倒在膝蓋上去。
    我也不要做畫家,到底要做什麼,怎麼還會小,我的一生要如何過去,難道要鎖到死嗎?
    「今天不要畫了,來,給你看我的油畫,來,跟我到另一間去,幫我來抬畫——」老師自然的領我走出去,他沒有叫我停課。
    「喜歡哪一張?」他問。
    老師知道什麼時間疏導我的情緒,不給我鑽牛角尖。畫不出來,停一停,不必嚴重,看看他的畫,說說別的事情。
    那些蒼白纖細的人體,半抽像半寫真的油畫,自有它的語言在呼應著我的心,只是當時不能訴說內心的感覺。
    以後的我,對於藝術結下了那麼深刻的摯愛,不能不歸於顧福生當年那種形式的畫所給予我的啟示和感動。「平日看畫嗎?」老師問我。
    「看的,不出門就是在看畫,父親面前也是有功課要背的。」我說。
    「你的感覺很特別,雖然畫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問:「有沒有試過寫文章?」
    「我沒有再上學,你也知道——」我吶吶的說。「這不相干的,我這兒有些書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書架。
    他自動遞過來的是一本《筆匯》合訂本,還有幾本《現代文學》雜誌。
    「下次來,我們改畫水彩,素描先放下了,這樣好嗎?」老師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講了這句話。
    對於這樣一個少年,顧福生說話的口吻總也是尊重,總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給我改航道,用顏色來吸引我的興趣,他順口說出來都是溫柔。
    那時候中國的古典小說、舊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雜誌卻還是看癡了去。
    波特萊爾來了,卡繆出現了。裡爾克是誰?橫光利一又是誰?什麼叫自然主義?什麼是意識流?奧德賽的故事一講千年,卡夫卡的城堡裡有什麼藏著?D·H·勞倫斯、愛倫坡、芥川龍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們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來。
    也是在那狂風巨浪的衝擊裡,我看到陳映真寫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幾天生吞活剝的急切求知裡,我將自己累得虛脫,而我的心,我的歡喜,我的興奮,是脹飽了風的帆船——原來我不寂寞,世上有那麼多似曾相識的靈魂啊!
    再見顧福生的時候,我說了又說,講了又講,問了又問,完全換了一個人。
    老師靠在椅子上微笑望著我,眼裡露出了欣喜。他不說一句話,可是我是懂的,雖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鳴、溝通,不是只有他的畫,更是他借給我的書。
    「今天畫畫嗎?」他笑問著我。
    「好呀!你看我買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說。對著一叢劍蘭和幾隻水果,刷刷下筆亂畫,自信心來了,畫糟了也不在意,顏色大膽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潑了的心、突然煥發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釋放,都在那一霎間有了曙光。
    那是我進入顧福生畫室的第三個月。
    每堂下課,我帶回去的功課是他的書。
    在家裡,我仍是不出門的,可是對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師——」有一日我在畫一隻水瓶,順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寫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過了。」他說。
    我回去就真的寫了,認認真真的寫了謄了。
    再去畫室,交給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著老師六個月了。
    交稿之後的上課日,那份畏縮又回來了,永遠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觸角的時候,便打敗了沒有信心的自己。
    老師沒有談起我的稿子,他不說,我不問,畫完畫,對他倦倦的笑一笑,低頭走了。
    下一周,我沒有請假也沒有去。
    再去畫室時,只說病了,低頭去調畫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兒,《現代文學》月刊,同意嗎?」
    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如同雷電一般擊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著顧福生,一直看著他,說不出一個字,只是突然想哭出來。
    「沒有騙我?」輕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難得了,下個月刊出來。」老師沒有再說什麼,他的淡,穩住了我幾乎氾濫的感觸。一個將自己關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給她一個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驚惶和不能相信——更何況老師替我摘星了。
    那一場長長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幾乎死去。
    當我從畫室裡捧著《現代文學》跑回家去時,我狂喊了起來——「爹爹——」
    父母以為我出了什麼事,踉蹌的跑到玄關的地方,平日的我,絕對不會那麼大叫的,那聲呼喚,又是那麼淒厲,好似要喊盡過去永不說話的啞靈魂一般。
    「我寫的,變成鉛字了,你們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親母親捧住那本雜誌,先是愕然,再是淚光一閃。我一丟畫箱,躲進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日,我還是照習慣在房間裡吃飯,那幾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們晚飯時講學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總使全家的氣氛僵硬,後來我便退了。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閒閒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裡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過了一陣,老師寫了一個紙條給我,一個永康街的地址,一個美麗的名字——陳秀美。
    那張地址,擱了一個多月也沒有動它。
    被問了好幾次,說好已經轉人介紹了,只等我去一趟,認識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學,交一個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裡,結識了我日後的朋友——筆名陳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與我聯絡上,問起我,當年她筆下的《喬琪》曾否看見我自己舊日的影子?
    當年的老師,是住在家裡的,他的畫室築在與正屋分開的院子裡。
    誰都知道顧家有幾個漂亮的女兒,有時候,在寂靜的午後,偶爾會有女孩子們的笑聲,滑落到我們的畫室裡來,那份小說世界裡的流麗,跟我黯淡的生活是兩岸不同的燈火,遙不可及。
    有一個黃昏,我提了油污斑斕的畫箱下課,就在同時,四個如花似玉、嬌嬌滴滴的女孩兒也正好預備出門。我們碰上了。
    那一剎那,彼此都有驚異,彼此都曾打量,老師介紹說,都是他的姊妹。我們含笑打了招呼,她們上車走了。
    在回家的三輪車上,我低頭看著自己沒有顏色的素淡衣服,想著剛剛使人目眩神迷,驚鴻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覺,自己是一隻什麼樣的醜小鴨。
    在那樣的年紀裡,怎麼未曾想過外表的美麗?我的衣著和裝扮,回憶起來只是一片朦朧,鮮艷的顏色,好似只是畫布上的點綴,是再不會沾到身上來的。
    在我們的家裡,姊姊永遠在用功讀書,年年做班長——她總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驚覺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親要打扮。母親帶著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選了黑漆皮的,我摸著一張淡玫瑰紅的軟皮愛不釋手。
    沒有路走的人本來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悅的不肯脫下它。
    那時,國外的衣服對我們家來說仍是不給買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從國外回來,送了家中一些禮物,另外一個包裹,說是送給鄰近趙姊姊的一件衣服,請母親轉交。母親當日忙碌,沒有即刻送過去。
    我偷開了那個口袋,一件淡綠的長毛絨上衣躺在裡面。
    這應該是我的,加上那雙淡紅的鞋,是野獸派畫家馬蒂斯最愛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別人的新衣,跑到畫室去了。沒有再碰到顧家的女兒,在我自以為最美麗的那一刻,沒有人來跟我比較。
    我當當心心的對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還是沾上了一塊油彩。
    潛回家後,我急急的脫下了它,眼看母親在找那件衣服要給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麼樣也擦不掉那塊沾上的明黃。
    眼看是沒有別的法子,我拿起剪刀來,像剪草坪似的將那一圈沾色的長毛給剪掉了,然後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親拿起來便給趙姊姊送新衣去了。
    當年的那間畫室,將一個不願開口,不會走路,也不能握筆,更不關心自己是否美麗的少年,滋潤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現代文學》作品的刊出,是顧福生和白先勇的幫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個愛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試投《中央日報》,過不久,也刊了出來。沒敢拿給老師看,那麼樣的年紀居然去寫了一場戀愛,總是使人羞澀。
    在家裡,我跟大家一起吃飯,也會跟弟弟驚天動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門,每週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兒,我也是安全的。
    老師自己是一個用功的畫家,他不多說話,可是在他的畫裡,文學的語言表達得那麼有力而深厚,那時候他為自己的個展忙碌,而我並不知道,個展之後他會有什麼計劃。
    他的畫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兩張,都是男性人體的,我喜歡得不得了,一張畫名字已不記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腦海裡。另一張,一個趴著的人,題為《月夢》。
    沒有能力買他的畫,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賣品。
    在去了無數次畫展會場之後,下樓梯時碰到了老師,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講。那時候,我學畫第十個月了。
    顧福生的個展之後,我們又恢復了上課。
    我安然的跟著老師,以為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別的同學已經散了,我也在收拾畫具的時候,老師突然說:「再過十天我有遠行,以後不能教你了!」什麼,什麼,他在說什麼?
    第一秒的反應就是閉住了自己,他再說什麼要去巴黎的話,聽上去好似遙遠遙遠的聲音,我聽不見。
    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對他笑了一笑。
    「將你介紹給韓湘寧去學,他畫得非常好,也肯收學生,要聽話,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嗎?」
    「不好!」我輕輕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後天你來最後一次,我給你韓湘寧的地址和電話——」
    那天老師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給我找車,我跟他說,還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這長長的路,終於是一個人走了。
    一盞盞亮起來的街燈的後面,什麼都仍是朦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單單調調的迴響在好似已經真空的宇宙裡。那艘叫做什麼「越南號」的大輪船,飄走了當年的我——那個居住在一顆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經視為珍寶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這樣遠走的,受恩的人,沒有說出一句感謝的話。
    十年後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厲裂如刀的冬風裡,我手中握著一個地址,一個電話號碼,也有一個約定的時間,將去看一個當年改變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從兩百里路外趕去的,訂了旅館,預備見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車回大學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櫥窗,卷在皮大衣裡發抖,我來來回回的走,眼看約定的時間一分一秒在自己凍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滿城輝煌的燈火裡,我知道,只要揮手叫一輛街車,必有一扇門為我打開。
    見了面說些什麼?我的語言、我的聲音在那一刻都已喪失。那個自卑的少年如舊,對她最看重的人,沒有成績可以交代,兩手空空。
    約定的時間過了,我回到旅館的房間裡,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霓虹燈兀自閃爍著一個大都會寂寞冷淡的夜。
    那時候,在深夜裡,雪,靜靜的飄落下來。
    第一次不敢去畫室時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後無聲的雪花。
    那個漫天飛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們走出了房子,經過庭院,向大門外走去。
    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穿著冰鞋跌跌撞撞的滑著。「這是八妹的孩子。」顧福生說。
    望著那雙冰鞋,心中什麼地方被一種溫柔拂過,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給她一個微笑。
    「畫展時再見!」我向顧福生說。
    「你的書——」
    「沒有寫什麼,還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車——」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黃昏,我走在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街上,熱熱暖暖的風吹拂過我的舊長裙,我沒有喊車,慢慢的走了下去。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註:《驀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題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謝!

《送你一匹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