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性之地

——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再版後記
    為《雌性的草地》寫後記,是我期盼的,真提起筆,卻又覺語塞。這個故事從它在我心裡萌生胚芽到今天,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離它第一次默默無聞的出世,也已近十年。最初讓我產生寫它的衝動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歲,隨軍隊歌舞團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它就是一些年輕的紅軍永遠沒走出去的毛爾蓋和若爾蓋水草地。當時,成都軍區在這裡駐紮著兩個騎兵團和兩個軍馬場。軍馬場主要員工是成都和重慶的知青,過的卻是軍事化的生活。次年,我和另外兩個年長的搞舞蹈編導的戰友再次來到草地,想創作女孩子牧養軍馬的歌舞劇,因為成都軍區當時在宣傳兩個軍馬場的「鐵姑娘牧馬班」。我被留在了牧馬班裡體驗生活,而另外兩個戰友因為高原反應而待在場部。牧馬班的女孩子們都很年輕,最大的也才二十歲,穿的軍裝是我們這些正規軍人穿剩的,叫「堪用品」,多半是救災時的空投物資。她們的皮靴大概是騎兵部隊的二手貨,又大又重,她們的步態就有了曠野的感覺。我當時的體重只有八十多斤,卻騎著軍馬場場長的大馬,馬背要高過我的額了。現在想來,那匹大黑馬就等於草原上的一輛「伏爾加」,是首長把自己的特權讓給了我。它像最好的軍人一樣,無條件地服從命令,站有站相,走有走相,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跑得好」。跑得好不好是一匹馬的天性使然,就像天生節奏感強、四肢配合協調的人會成好的舞蹈者一樣。跑得好與劣的坐騎之間,就是小臥車、吉普、拖拉機的差別。只是大黑馬實在和我太不成比例,每回上馬,我都得撕扯住它的長鬃,借助得自舞蹈訓練的彈跳力,連爬帶竄。一旦坐上那溫潤的皮革鞍子,頓時就地闊天寬,志大心高了。我就騎著這匹黑色的頓河馬在牧馬班住了二十來天,其間學會了識別野菜,用手捏餃子皮兒,或用手掌搓麵條。也體驗了野地裡如廁,四面八方轉著蹲身,自己給自己警戒。半夜,狼的叫聲遠遠的,很叫人心軟。女孩子們告訴我狼不是太禍害的,豺狗子卻更歹毒,會趴在馬屁股上掏馬腸子出來吃。這塊草地的自然環境是嚴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無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風,女孩子們的臉全都結了層暗紅的硬痂。她們和幾百匹軍馬為伴,抵抗草原上各種各樣的危險:野獸、洪水、土著的遊牧男人。
    一九八六年,我專程到成都,找到了牧馬班的兩個骨幹成員。她們在談到近十年的牧馬生活時,情緒中有種壯烈的東西。她們並不像我見到的大部分軍墾農場的知青,充滿被別人愚弄的憤怒,或是打趣一切的玩世不恭。我看見她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工作服,胸前印著「安全生產」的字樣,頭髮已花白,面頰上被炎日灼傷的疤痂,已永久烙在她們的容貌上。其中一個是牧馬班的副班長,最後一個離開草地。她說車開到一些窪地時,看見許多大牲口的白骨被雨水沖到了那裡。她說著眼裡便有了淚。那些已變成纍纍白骨的軍馬是她不得不遺棄的光榮與夢想,是她不得不正視的被勾銷的一段年華。我在今天寫後記時再次回憶她的模樣,她那雙不大的眼睛有種奇特的單純。不知這樣的一個女性在今天會怎樣生活,可會感到尤其孤獨。
    一九九二年,我因第二次在台灣獲文學獎而被邀請訪台。入境手續卻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獲准。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頒獎典禮已結束半年多了,我的到達似乎很踩不到板眼。當時《少女小漁》正要拍成電影,因而我也頗借光地在幾個主要大報上露臉,挺是幸運兒的樣子。爾雅出版公司的老闆隱地先生剛出版了《少女小漁》,正在讀《雌性的草地》。剛回美國,就收到隱地先生的傳真,說:「……書還只讀到一半,隱約感到它是一本奇書。」於是就決定出版了。一九九三年底,我便收到了《雌》的爾雅版,黑中滲綠的封面,一隻馬頭的巨大陰影。看來出版者對這片「雌性草地」的神秘與叵測、凶險與魅惑有一番揣測。
    我的朋友陳沖讀完《雌》後對我說:「很性感!」我說:「啊?!」她說:「有的書是寫性的,但毫不性感;你這本書卻非常性感。」英文中的Sensuous不完全是性感的意思;是更近於感官的、更近於生理的一種審美活動,以區別閱讀帶給人的思維運動。把女性寫成雌性,這個容納是大得多,也本質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會學層次的意義,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學、生態學,以及人類學的意義。我一直在想陳沖說的「性感」,是不是指此。因為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著另一套準則,建造另一種文化,根底便是感官、感知。我一向很在意陳沖的意見,她是個酷愛讀書的人,讀過許多好書,尤其當代西方文學。似乎是讀書的餘暇去做電影明星的。
    這時是美國西海岸時間的早晨十點,我坐在白色的書桌前。桌上有中、英字典,幾十本正在讀和剛讀完的書與雜誌,還有稿紙、筆和幾種式樣、色彩的髮夾。窗簾是深綠的,窗外是松樹及美國蔚藍色的領空。而我在為二十多年前的一個衝動做著些歸納,為了不使它有太多的時過境遷之感。二十多年前的我,在那頂帳篷裡,嗅著犛牛奶煮稀粥的熱膻氣,絲毫沒有想到那一切都將成為一本書,在國內和國外出版。那時十六歲的我,醒來在芳草深處,第一眼看到自己白色的枕巾上,一排血紅的字,「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很年輕很蒙昧的心裡,只感覺到我和所有牧馬班女孩一樣,承諾了某個偉大的遺志,這承諾是必須以犧牲、獻身來兌現的。那時的我,絕想不到我會坐在一個美國中產階級之家的窗口,寧靜而淡泊地寫著這篇後記——那帳篷內二十個日夜竟有了如此的後果。那些馬、那些女孩,還有一塊塊印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雪白枕巾,都怎樣了呢?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