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雜感

——寫在「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祭
    母親去世後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廟狀元樓酒店的會議大廳裡了。這裡是「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會場。我似乎急於要從令我喘不出氣來的悲哀中走出來,或說,是想借集體性的祭奠來疏導自己個體性的悲哀。母親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歲尾的那場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她只有四歲,並不記得什麼,因此我是從未聽她講到哪怕是極不可靠的一點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時,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這場浩劫吧。
    我早就聽說了這個大會,還聽說一些日本人也會來參加。我只是把會議日期記得很牢,並不知道會址。八月十二日這天,兩位《南京日報》的記者來為我做一個專題採訪,談的都是我近年的寫作。我忽然想到,一場重大的國際會議,對於記者們,一定是個頂熱門的選題。於是我問他們是否知道會址所在,他們相互看一眼,回答說:「不知道有這個會議啊。」我說;「這麼大的事——尤其對南京人,你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遠從美國回來參加呢!」看見我一臉的不可思議,他們略帶慚愧地解釋,因為報社有各種分工,也許這不屬於他們的分工範疇。我「哦」了一聲,表示認同他們解釋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時消散不去。兩位記者都十分年輕,舉止言談以及穿戴都還是十足的校園氣。對於他們,生活中有太多更為貼切的選題。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難引起他們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親眷去打聽會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紀念館在江東門,到了那裡可能就找到這個國際性大會會址了。
    江東門我不止一次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各種文獻中讀到過。它是當時集體屠殺的地點之一。我問親戚們,可知道去紀念館的路怎麼走。他們都說沒去過。南京可供他們度週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磯、夫子廟……他們和全國的人一樣,正從人人平等的貧困中起飛,正忙碌於家庭的建設,比如裝潢修飾他們很有限的生存空間。至於參觀一場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殺,他們不具備亦不需要這番心情。這場震驚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對於他們已變得遙遠而抽像;它的存在,只是一個歷史符號。假如我沒有出國,或許也不會和他們有太大區別,也會呵護好剛得到的這點機會和權利,抓緊時間營造和改善自己的實際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們有過多少太平無事的片刻容我們沉耽於小康之樂呢?其實我們祖祖輩輩的夢想,並不是任何大得不著邊際的主義,而是泥土般紮實的「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僅這點,我們祖祖輩輩念叨至今,卻少有實現的時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國本土的一隅,就輪不到我來感歎人們對歷史的淡漠了。
    我終於得到大會的會址了。我的朋友史詠專程從芝加哥趕到南京,在開會的當天早晨給我打了電話。史詠近年來常常往返於南京和芝加哥之間,為他出版的大型圖片冊《南京大屠殺》增補資料。當我捧起這冊大書時,它的份量和質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來每天十二小時的勞作,也不禁會想他的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傳染性就好了。
    到了會場已九點多,會議已開始了。廳是很堂皇寬敞的廳,主席台上方有幅橫欄寫著大會的名稱,左右各有兩條木匾,是副對聯,屬於大廳原本的裝飾。我聽著中日雙方學者的發言,不自覺地研析起這兩行以篆書刻在木牌上的對聯來。上聯:一張琴半壺酒,下聯:一尺劍萬卷書。字跡是深綠,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質上,顯得頗古雅。與「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橫披當然是各說各的。那麼,這副對子要說的,或要喻示的是什麼呢?無非是一種境界,一種瀟灑、簡樸、不無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徵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靜物圖景,一份對於素淨寧靜的人生的嚮往。
    那把劍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戰的,與六十年前日本軍人手裡使我們同胞身首異處的那把毫無相同意義。對聯的十二個字告訴人們:就這些了;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親戚們,他們一塊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廢墟之上,搭建他們的一份理想與溫馨,我難道可以伸著怪罪的食指說:「該醒醒了——你們也是南京人!」他們也只要那一點,雖不如對聯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們也只要廢墟與廢墟間那個空隙,容他們耕一耕僅僅兩畝的田園,容他們幾季收穫,容他們片刻的豐足。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有著與他們相同的、貫穿世代的集體潛意識,那就是:趁著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誰知明天會怎樣。我們不得不學會眼光短淺、及時行樂,不得不如此健忘和無限度的寬容,我們要抓緊時間過幾天好日子,因為集體潛意識暗示我們:這些好日子是賺來的;從內憂外患、從外族鐵蹄、從自相殘殺中賺來的。
    我怎麼可以對兩位記者拿出怪罪的腔調呢?
    會議之間,我走出狀元樓酒店,步入熱鬧的夫子廟街市。人真稠密,終日像劇院剛散了戲。夫子廟在一九三七年歲末也被燒成一片廢墟,也有過橫屍遍地的冷清。現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嘩人聲是從那殘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據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又經歷一次摧毀,現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餘生了。能走在這樣熱鬧安全的街道上,我應感到幸之又幸。
    望著迎面而來的面孔,數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這當中的誰是倖存者或倖存者的後代呢?他們可知道有座豪華酒店裡正在開著一個什麼會議?可知道一些人萬里迢迢地來了,為了一筆幾乎被勾銷的重大血債,而他們正是血債的債主?他們對那個修得草率並字跡斑駁的草鞋峽遇難者紀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會議結束後,來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們將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塊兒度過一個夏令營,以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我看見這兩個民族的青春如此融為一體,如此地反襯著日本國內對大屠殺持否認態度的人們,以及中國對此麻木不仁的同胞們。這是個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襯。內心深處的和解最終會在兩個民族之間達成,卻不再是稀里糊塗的和解。我這樣想著,乘坐的一輛Taxi被突然攔截在狀元樓一側的路口。攔車的是兩個穿白襯衫系領帶的年輕人。他們冷峻的面孔告訴我,他們是在執行公務,我問此處不可走,哪裡可以通行。他們說任何計程車都不允許接近狀元樓,因為有一批日本中學生住在此地。
    「你們知道這批日本中學生是來幹什麼的嗎?」我問,頓時覺得好笑又可憎。
    兩人說他們並不清楚,只是執行上級命令。
    我說:「他們是來哀悼南京大屠殺的三十五萬遇難中國人的。」
    他們沒有搞清這個消息和他們執行公務有什麼相干。
    我很想再問他們一句:「你們知道那三十五萬南京人是誰殺的嗎?」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鬧到最終他們也沒放我的計程車過去,我只得拎著沉重的行李在炎熱中走到酒店門口,那兒停著大轎車和小轎車,是會議用來送與會代表去機場的。
    最後的這個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們的民族大概屬於災難最深的民族之一。經歷這麼多災難卻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數。似乎每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都有高於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數。似乎愈經摧殘,人丁愈旺;愈是戰爭、饑荒、貧窮,愈是生養繁衍得不可收拾。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是殺不完的!」這樣一句豪言壯語,也就有了「砍頭只當風吹帽」、「殺人不過頭點地」之類的對殘忍的浪漫化接受。這些統統成了我們善良、寬容的組成部分。有人說,德國人因殺猶太人而真誠懺悔了,日本人為什麼連錯也不認?德國人的懺悔,是跟猶太人認真、負責的對待歷史的態度分不開的。也就是說,要想結清一筆債務,債權人和負債者雙方都必須認真、負責,必須合作。而「砍頭只當風吹帽」之類的浪漫語言;不可能不影響我們民族對生命價值的態度,進而影響對於生命權利(人權)的態度。假如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都如此不珍視,抑或過分慷慨,我們又能到哪裡去討人權呢?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