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上京龍泉府遺址的次數很多。原因是,我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北方少數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牆牆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綿延到遠處。

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牆。可惜這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保存住一點什麼,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尋得乾乾淨淨,連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見了,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著草,長著樹,靜靜地待著。

再往裡走,看到了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台基和柱礎。昔日都城的規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上京龍泉府由外城、內城、宮城三重環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餘里。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又用十餘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域,果然是長安城的格局和氣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統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牆周長五里。從遺址、遺物看,內城中排列過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東牆外則是御花園,應該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宮城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

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像著千餘年來在它身邊發生的一切。我伸頭一看,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隻看得太多而終於看倦了的冷眼。

一個管理人員告訴我,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當時,它不僅是渤海國的諸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濟通道。

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發現了寬闊的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跡。而如今,數萬人的現代生活,只一座橋就綽綽有餘。想一想,當日該是何等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古書堆裡研究了不少時間,發現有關渤海國的記載不多。《舊唐書》、《新唐書》有一點,日本、韓國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資料,都比較零星。這個政權本身並沒有留下片言隻語,就像一個沒有留下遺囑的亡故者,只能靠著一些鄰居們的傳言來猜測了,而且,那些鄰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現在,我掌握的材料還不足以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只能描畫一種粗疏的圖像。

大體來說,從大祚榮、唐玄宗、李白那個時代的交往開始,渤海國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國。當然,也成了東北大地上最先進的一個政權。這種地位,隱伏著巨大危險。

危險首先來自於內部。

畢竟剛剛從相當原始的遊牧生態過來,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會讓原來一起奮鬥的首領們跟不上,造成一次次衝突。不少首領反目成仇、舉刀威脅,甚至重返叢林。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張接受大唐文明的先進分子必然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看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們當做自己人。

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

唐玄宗當然不能殺大門藝,但又不能得罪實際掌權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個計謀。他派了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經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

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能說那幾個外交官胡言亂語,並把他們處分了。

歷史學家司馬光後來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三)

司馬光說得不錯,但他太書生氣了。歷史上,除了少數偉大人物的響亮行為外,多數政治都是現實的。唐玄宗管理龐大的朝廷事務已經十分吃力,他怎麼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權力之爭,付出太大的代價?

於是,那位可憐的大門藝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國的人發現,怕暴露唐玄宗為他編製的謊言。他寄情故鄉,故鄉容不了他;他親近唐朝,唐朝幫不了他。

讓他稍感安慰的是,由於他和別人努力,渤海國還是逐漸領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於自然規律,保守勢力一批批老去,連他們的子孫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終於迎來了公元九世紀的大仁秀時代(817-830)。

大仁秀時代的渤海國在各方面都達到鼎盛,被稱為「海東盛國」。一度,這兒的「上京龍泉府」和中華版圖西邊的長安城,一東一西,並立於世,成為整個亞洲的兩大文明重鎮。

乍一看,渤海國內部的危險解除了。那就轉過身來,看看外部的危險吧。

周圍的部落,仍然未脫遊牧習性,因此與渤海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帶來了羨慕與趨附,但在羨慕和趨附背後,卻藏著強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紀前期的渤海國器宇軒昂,但包圍著它的,卻是大量越來越閃爍的目光。它擁擠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煙的馬蹄了,它顯赫的名聲太撩撥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財寶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騎手了。

於是,那一天終於到來。來得出乎意外,又來得理所當然。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

人們會問:作為渤海國的宗主,唐朝為什麼不出手來幫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於渤海國滅亡。

其實,即使唐朝沒有滅亡,也幫不了。安史之亂之後,氣像已失,門閥林立,哪裡還管得上東北亞的一個自治藩國?

《山河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