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於，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並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並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裡，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於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裡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著眼於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著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註：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十九年了。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遺跡，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無事生非的人突然針對了我，山西的報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