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岳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著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大興岳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余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余門之恥」。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偽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岳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岳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鬱鬱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岳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