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尷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適應。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進程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你看，他那麼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禎歷書》。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謚，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這麼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歷史可能。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面都採取明智態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衝突。
可惜歷史走向了另一條路。但是，就在惡性衝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匯。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歷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於是，徐家匯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遺傳，又變成了歷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裡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一個上海人只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