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封閉而自是的中國而言，上海偏居一隅，不足為道。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倉，小小的上海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一個稍稍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延續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紀太輕……
但是，對於一個具有國際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對太平洋，背靠萬里長江，可謂吞吐萬匯，氣勢不凡。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海出現了好幾個面積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捲進來，破敗的中國也把越來越多的賭注投入其間。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驚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彙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裡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裡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裡撞合、喧嘩，捲成巨瀾。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這種悖論中絆絆地成長起來了。
首先是遇到一個個案件。許多新興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緝，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於是兩種法制體系衝突起來了。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漸漸領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辯論等概念的正常含義，也產生了對新興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覆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陳舊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與此同時，上海人擁有了與蘇州私家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園，懂得了即使晚間不出門也要繳納公共路燈費。上海文化的重心轉向報紙、出版、電影、廣播和公私學校，並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文化產業的道路。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
為了延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略，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有點自慚形穢，卻又沒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另一番景象。
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們是在守護一種經濟之外的東西，那就是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