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陪伴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換哪幾次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公共宿舍裡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請注意，兩方爭執的金額差異，往往只是幾分錢。他們在爭執激動時一次次掐滅又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煙，就抵得上爭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於對自身精明的衛護。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洩，即便對像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洩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裡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污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讚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態過於癡迷，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精英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們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
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縝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文化中頻頻能夠看到，而且似乎已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以取得的效果。這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