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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子上跑了个遍,才在离庄子二里路的小学教室里找着。

  原来,河南木匠正跟几个外地来打零工的泥瓦匠耍扑克。学校里僻静,灯泡大,地方宽敞,几个年轻人耍得很起劲。河南木匠头上顶着一摞帽子,听说老婆要生娃娃了,谨慎小心地扭过脖子——不然头上的帽子就要崩溃,只咕噜了一句:

  “我打完了这一把就去。”

  这“一把”打到半夜十二点,河南木匠哼着豫剧摆呀摇地回来了,一进门,先掀掀锅盖,再瞅瞅碗柜,看看什么吃的也没有,叹了口气,才问罗寡妇:

  “生了个啥?”

  “生了个啥,”罗寡妇气得一拍巴掌,“生了个死娃娃!找你回来套车找不见,把多胖的一个丫头耽误了!你尕子还是人不是人?”

  “哟哟哟!”河南木匠瞥了一眼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哭着的韩玉梅,“谁叫她选在我正兴头上生娃娃啦?好好的一把牌,全让她给我冲了!”

  “呸!”罗寡妇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而韩玉梅却好像很有涵养,两眼直直地瞪着房顶的椽子,反倒停止了哭泣。

  这一下,河南木匠犯了众怒。当晚他不在家,第二天下午他才从县上开完“县革命领导小组”的会议回来。还没有进大队部,一群老婆子就跟造反似地把他围住了,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唤起来。

  “还了得!翻了天了!”他怒发冲冠地从大青骡子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地,“去把那驴日的给我叫来!”

  自然有老婆子登登登跑去叫。

  大队部变成了临时法庭,魏天贵审开了宋天贵。屋里站着两个民兵,一个背着枪,一个拿条麻绳。窗子外面人挨人地围着一堆男女社员。

  “嘿嘿。”他先阴森地冷笑一声,“我看你尕子是不想过好日子了!”

  “被告”河南木匠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侧身对着他,扬着头,噘着嘴,跷着二郎腿,好像比他这个“审判官”气派还大,根本不理睬他这个难以回答的审问。

  “说!”他在桌上猛砸一拳,惊得会计的算盘账本吓了一大跳,他自己也不明白要河南木匠说什么,只想替韩玉梅出出气。

  “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