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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