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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的人睡觉。瞌睡,是会传染的。

  你抽根烟吧。不会?拿笔杆子的怎么不会抽烟?我可是抽烟的。在大城市,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许抽烟,在咱们这儿可以随便。不然,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就太憋闷了。这儿不像咱们“口里”,一出车,千把里不见村庄,不见人烟,跑着跑着,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来。

  你看,两边尽是卵石滩。这就叫戈壁。你大概原来想像戈壁是一片黄沙吧,其实不一定,这儿一望无际的尽是这种脑袋大、拳头大的鹅卵石。过了戈壁,前面就进山了。这儿的天山,也不是你在电影里看见的那样。这一段,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像铁打的一般。我们要顺着干沟进山。干沟,你听听这名字!这条沟不但没有水,连你的眼泪很还没流出眼眶都会一下子蒸发了;那儿没有草、没有树,连小鸟跟蚂蚁也没有,和月球上一模一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在那里面开半天车,怎么能叫人不瞌睡?

  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维吾尔族人常说,在新疆、要饭的都得骑头毛驴,不然他在这个村要了吃的,还没走到那个村就饿死了。这当然说的是旧社会,可这话真形象。

  我开车,爱带个人。有时候,我遇到路边靠两条腿赶路的人,总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看看他想不想搭车。你着,在这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前面是气象森严的大山,两边是云层很低的天,要是看见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在这种路上吭哧吭哧地走,心里不知怎么就会又怜惜他,又敬佩他。我们坐在车上不觉得,在地上,你就会知道,这么长的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拽过来是什么滋味。

  带个人在我身边,他不孤单了,我也不孤单了、我们开长途货车的,跟机器打交道的时候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少。在路上,跟熟人错车的时候,也是还没等笑一笑、车就唰地一下子过去了。机器呢,还不如牲口。我小时候在老家赶过驴车,毛驴尽管犟,可是个牲灵,闷起来你还可以跟它聊一会儿。它吧搭吧搭耳朵,好像还挺懂人话似的。汽车不是个活物——它要活了,你可麻烦了——跟它待的时间一久,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寂寞无聊。所以咱们开车的到了站,下了车、都爱说说笑笑,骂骂咧咧。他哪是要骂人呢,他是要练习着说话哩。人是应该跟人待在一起的。

  前几年,咱们车队来了个队长,严厉禁止咱们司机带人。说什么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派来好些南朝鲜的女特务,尽装成“阿妈妮”来搭志愿军的车,上了车,就把司机捅了。这是啥时候的事!我一听腻味:咱们有些官,总爱把战争年代的事拿到和平环境里来吓唬人。这样的官还不一定上过战场,打过仗,吃过苦的人都知道疼借人。果不其然,后来他老收人家的烟酒给人拉私货,上面把他撤掉了。

  你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呢,一看见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乎乎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就觉得不孤单了。今天是遇着你,我的话才多了点。我爱跟知识分子打交道。

  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听我口音,你可以知道我是河南人。我在老家的县上念到了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看到了医生想当医生,看了一本小说,就想当作家。反正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到将来要开一辈子车。初三那一年,我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还不错?你别笑话我。不过那时我才十七岁,老师也说,一个农村娃娃能有这样的才情,将来一定有出息。

  谁知道,到了六0年,家里困难了,爹妈连饭也吃不饱,我这个“有出息的农村娃娃”也不愿念书了,干脆回家养老人吧。可是,回到家,三个人捆在一起挨饿,爹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两口哭在一块堆,跟我说:“娃,你走吧,到外面寻个活路吧。念了九年书,哪儿找不到一碗饭吃?”咱们河南人生活能力最强,自古以来,走州串县、闯荡江湖的,数咱们河南人多。但凡老家有个天灾人祸,脚一跺,就往外省跑了。这时候,有个乡亲从新疆给我家邮信来说: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还能吃上饱饭。新疆,我还有印象,“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这样,我就决定到新疆来了。

  当时,户口控制得很严,村头路口,到处刷着抓流窜犯的标语,要离开老家,就跟去做贼娃子一样。我们等了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摸出门。我爹把我送了十里路,走出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动了,趷蹴在路旁边光喘气。我从包袱里掏出我妈悄悄地包上的两块玉米面饼子,又悄悄地塞到他怀里。“爹,你回吧。”我说,“我认识路,我带着地图来着。到了那儿,找到了工作,就给您邮钱回来。”

  年轻人不恋家,尽管饿着肚子,翅膀还挺硬,总想扑腾扑腾往外飞。那时候,我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心以为有个远大的前程在等着我,一点也体会不到爹妈那时是什么心情。这种心情,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体会才越来越深。可是,现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出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热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儿子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点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口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干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流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眼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流”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道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咱们这些“盲流”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子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道的情况交流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处。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流”。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热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高、口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牛奶当水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肉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头晕的土包子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头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口袋里揣似的。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流”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花乱坠的招工处,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干最重的体力活的。那些招工处,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这老“盲流”有四十多岁,身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精通医道,想找个对口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处登记。我看他有点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眼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处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穿着打扮也带着那么点学生味儿,两个人扎了四条小辫子。他们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时候就注意上我了,这时候就过来搭讪。原来她们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们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这一听口音就听出来。姑娘问我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还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经过都告诉了她们,还吹牛说,那胖子很看得起我,连考都没有考。她们却发愁说她们找不到好工作,干体力活又干不动,怕还没干两下子就倒在工地上。这是实话,我看她们黄皮寡瘦的哪有现在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样光采,我就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也到那个帐篷去试试看,当个小教员吧。

  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里落了脚。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开的还是维吾尔私人开的:两溜大炕,中间一堵直冒凉气的火墙,被子枕头全没有,还要三块钱一晚上。就这,还得靠你的力气像瓶塞儿一样死命往里挤。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还铺着毡子。开店的总算有点良心。

  在客店里,我才知道,有人换了好几次工作了,到处碰运气,哪儿待遇好就往哪儿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头上,背靠着火墙一面抽莫合烟,一面绘声绘色地聊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口气,全新疆没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记者同志,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和我们“口里”那种走一步也得开三张路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的这些,别说你在小说电影里没见过,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习惯了循规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说,新疆原来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这三十年变化这么大,是跟这种开放的劳动政策分不开的。要是新疆那时候也和“口里”一样,把寻活路的人都当成“流窜犯”,光认纸条条不认人才,那么,现在好些地方还是戈璧滩哩!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想,头天去得给人个好印象,从今天起我就是教师啦,于是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小蓝边碗凉水擦了擦脸。待我跑到那帐篷,被招去的人已经一个个扳着车帮子往车上爬了。胖子在车旁边拿着本本子点数,可是,一见我,竟沉下脸发开了脾气。“去去去!”他说,“看你样子挺老实,原来也搞邪门歪道。这儿不要你,你上别处去吧!”

  “咋啦?”我吃了一惊,“我咋啦……”

  “咋啦?”他学着我的口音。“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姑娘四处乱跑,像啥样子?你们是啥关系?昨天问你,你还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哩。一点不老实!”

  我分辩说:“那两个姑娘不是我带来的。不信,你考考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