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探險隊誕生

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島嶼上,一位土著老人坐在火堆旁,訴說著他們部落的傳奇故事。多年後,我在紐約一傢大型博物館,和另一位老人端坐在大樓高層一間光線昏暗的辦公室裡。

環顧四周,排列整齊的一組玻璃櫃中,陳列著一些頗有來歷的古董碎陶片,隱隱約約透露出古色古香的氣息。此外,還有滿滿一整面墻的書,其中有好些書自從寫出來,讀過的大概還不到十個人。這位老人,架上的書他不但都讀過,其中有幾本還是他寫的,他就坐在辦公桌後面,滿頭白發,看起來很是溫和。但是現在,我一定已經激怒他瞭,因為他不自在地緊抓著椅子扶手,一副我打擾到他玩單人紙牌遊戲瞭的表情。

“不對!”他說,“絕不可能!”

如果有人膽敢顛覆傳統,主張明年在仲夏時分慶祝聖誕節,聖誕老人的臉色大概就跟他現在差不多。

“你錯瞭,完全錯瞭。”他一再重復,還一邊憤怒地搖著頭,仿佛要把我的觀點甩出去。

“但是您都還沒讀我的理論呢。”我一邊催促著他,一邊還滿懷希望地對著桌上那份手稿點頭。

“理論!”他說,“你不能把民族學的問題當作偵探小說來處理!”

“為什麼不行?”我說,“我所有的結論都有自己的觀察,以及科學記錄的事實作為依據。”

“科學工作就是純粹、簡單的調查研究,”他平靜地說,“而不是拿來證明這個、證明那個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根本沒翻開的手稿推到旁邊,然後傾身向前。

“的確,南美洲是某些奇特古代文明的源頭,但是,我們既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印加人掌權後,這些人消失到哪裡去瞭。但是,有一件事是絕對可以確定的——南美洲沒有任何一個民族遷移到太平洋中的島嶼。”

他用銳利的眼神看著我,繼續說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答案很簡單,他們去不瞭,因為他們沒有船!”

“他們有木筏,”我反駁道,不過口氣有點兒猶豫,“您知道的嘛,就是輕木(1)木筏啊。”

老人微微一笑,平靜地說:

“好啊,那你就試試吧,乘輕木木筏從秘魯往太平洋群島去一趟。”

我已無話可說。由於天色漸漸晚瞭,我們兩個同時站瞭起來。老科學傢送我到門口,拍拍我的肩膀,慈祥地對我說,如果需要幫忙,盡管來找他,但是今後我要麼專攻波利尼西亞,要麼專攻美洲,絕對不能把兩個獨立的人類學領域混在一起。然後他返身走到書桌前。

“你的東西忘瞭拿。”他把我的手稿還給我。我瞥見上面的標題是“波利尼西亞與美洲:史前關系研究”,我把手稿夾在腋下,啪嗒啪嗒地走下樓,沒入街上的人群中。

當晚,我跑到格林尼治村一棟地處偏僻的舊公寓前。每當我遇到生活中那些令人心煩意亂的小問題時,我就喜歡到那裡去。

我敲瞭敲門,一位鼻子高高的瘦小男人把門開瞭一條縫,接著就露出一個大咧咧的笑容,打開門,把我拉進去。他直接帶我進廚房,要我準備好盤子和叉子,然後他把煤氣爐上熱著的不知道是什麼,不過聞起來很美味的食物,加瞭一倍的分量。

“你來瞭,這可真好。”他說,“進展如何?”

“糟透瞭,”我說,“沒有人願意讀我的手稿。”

他把食物盛到盤子上,然後,我們開始狼吞虎咽。

“都是這樣子的,”他說,“不論你去見誰,他們都會認為你隻是一時頭腦發熱,你知道的,在美國,很多人動不動就會出現一些千奇百怪的念頭。”

“不止如此。”我說。

“是啊,”他說,“還有你處理問題的方法。他們那些專傢不會認同你這種從植物學到考古學每個門類都涉及一點兒的研究方式。現代的研究要求每一個專業分支隻專註於自己的領域,為瞭工作能更深入、更細致、更專心,各路專傢都不免要畫地自限。所以很難得有人會去整理自己領域之外的資料,然後將它們整合起來。”

他站起來,伸手去拿一份厚厚的稿子。

“你看,”他說,“這是我最近的作品,花瞭七年設計的中國農村刺繡中鳥類的圖案,馬上就被出版商看中瞭。現在他們要的是這種專門化的研究。”

卡爾說得對,但是我認為要解決太平洋的問題,卻不全方位多角度地進行探討,就如同堅持隻用一種顏色,卻想拼完整幅拼圖。

我們把桌子收拾幹凈,洗完碗盤後,又一起擦幹盤子。

“芝加哥大學那邊還沒消息嗎?”

“沒有。”

“那今天你那位在博物館工作的老朋友怎麼說?”

我懶洋洋地說:“他也沒興趣。他說隻要‘印第安人僅僅擁有無篷的筏’這個前提成立,再去探究他們發現太平洋群島的可能性,根本就是在做無用功。”

這位小個子突然開始發狠地擦著盤子。

“沒錯,”最後他說,“坦白說,我也覺得你的理論若要站得住腳,這的確是個實際的問題。”

我沮喪地看著這個我一直視為堅定盟友的民族學傢。

“但是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他趕緊說,“在某方面我認為你是對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匪夷所思。像我在圖案設計上的研究結果,跟你的理論倒是很相符。”

“卡爾,”我說,“我非常確定印第安人曾經搭木筏橫渡太平洋,所以我要自己造一艘同樣的木筏,然後橫渡海洋,來證明我的理論。”

“你瘋瞭!”

他覺得我在開玩笑,但一想到我可能是認真的,嬉笑立即轉為駭笑。

“你瘋瞭?!搭木筏?”

接著,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隻是詭異地盯著我,仿佛在等我露出笑容,跟他說這不過是個玩笑。

但是我沒有笑。現在我總算發現,其實沒有人真心接受這個理論,因為秘魯與波利尼西亞中間隔著一片無盡的汪洋大海,我卻企圖隻用一艘史前時代的木筏,架成一座把兩地連接起來的橋梁。

卡爾不安地看著我。

“我們出去喝一杯吧。”他說。

結果我們喝瞭四杯。

那個星期,我的房子租約到期。同時,挪威銀行也通知我,我的賬戶裡已經沒錢瞭。結果,又碰到通貨緊縮。最後,我隻好提著大皮箱,搭地鐵到佈魯克林區,住進挪威水手之傢,這裡的夥食很好,又很實惠,可以撐很久不容易餓,而且剛好是我目前負擔得起的價錢。我在樓上有個小小的房間,不過吃飯的時候,還是得到樓下跟水手們一起吃。

水手們來來去去,樣貌、性情各異,或醉或醒,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談到海的時候,每個人都言之有物。從他們那裡我學到:巨浪和怒濤並不是隨海洋越深或離陸地越遠便越強。相反,海岸線附近的狂風遠比遠海更危險。淺水區、沿岸回湧的浪,或是往陸地推進的洋流,其實比遠海更容易卷起大浪。所以,能在沿岸海域穩定航行的船隻,到遠洋航行是絕對沒問題的。我還學到在大海中遇到狂浪時,大船船頭或船尾的部分,很容易栽到海面下,接著就會有大量水沖上船來,像折彎羽毛般弄彎鋼管。然而,在同樣的大海上,小船反而能劫後餘生,因為小船往往能在洶湧波濤間找到空隙,像海鷗一樣,乘著起伏的海浪悠遊自在。這些水手中就曾有人在大船沉沒之後,搭小船安全逃生的。

但是他們對木筏就不甚瞭解瞭。木筏和船可不一樣,既沒有龍骨也沒有舷墻,隻是某種浮得起來、情況緊急時可以用來自救的工具,最終還是要等待船隻來救援。不過有位水手的船在大西洋中央被德國魚雷擊沉,他曾在木筏上漂流瞭三個星期,因此他覺得木筏其實很牢靠。

“但木筏沒辦法駕駛的,”他補充道,“它隻能隨著風漂流,左轉轉右轉轉、前轉轉後轉轉,或者根本就隻在原地打轉。”

我在圖書館找出第一批到達太平洋南美沿海的歐洲人留下來的記錄時,發現不少印第安大輕木木筏的草圖,還有一些相關資料。我知道輕木木筏有橫帆、有活動船板,船尾也有長長的操舵槳,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操縱的。

待在水手之傢已經好幾個星期瞭,不管是芝加哥還是別的地方,我都沒接到任何消息,顯然沒有人讀過我的手稿。

然後,星期六,我振作精神,昂首闊步地走進水街一傢船類用品專賣店。我在那裡買瞭一份太平洋航海圖,他們還禮貌地尊稱我為“船長”。我把航海圖卷起來夾在腋下,然後按照周末的慣例,搭城郊列車到奧辛寧一對年輕的挪威夫婦傢裡做客,他們在鄉間有塊迷人的小天地。男主人當過船長,現在則是紐約佛瑞德奧爾森航運公司的行政經理。

在鉆進遊泳池清醒瞭一下之後,我決定周末把城市生活完全拋諸腦後。安姆佈約格端來雞尾酒,我們就坐在草地上,沐浴在炎熱的陽光下。但是,我實在按捺不住瞭,於是在草地上攤開航海圖,問威爾翰,木筏可不可能安全地把人從秘魯載到南太平洋群島。

他沒看航海圖,反而看著我,吃驚地把身體稍微往後一仰,給瞭我肯定的答案。有瞭他的肯定,我仿佛襯衫裡放瞭氣球似的,整個人頓時輕飄飄瞭起來。我知道,任何有關航行的事,不隻是威爾翰的工作,也是他的興趣。他當即問起我的計劃,我萬萬沒想到,他居然直截瞭當地說這是個瘋狂的計劃。

“但是你剛才說那是有可能的。”我插嘴道。

“沒錯,”他承認,“但是出問題的概率也一樣大,你從來沒有真的坐過木筏,突然就覺得自己有本事乘木筏橫渡太平洋,的確有成功的可能,但也可能失敗。秘魯的古印第安人世世代代造木筏,積累瞭極豐富的經驗,然而每一艘木筏成功渡海,可能就有十艘沉入海底,說不定數百年來葬身海底的木筏已經有好幾百艘瞭。誠如你所說的,印加人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時是一整個木筏艦隊,任何一艘出瞭狀況,旁邊的木筏就可以馬上支持。但是如果你出意外,茫茫大海誰來救你啊?就算你能用無線電,但要在離陸地幾千英裡處的大海中定位一艘小小的木筏,談何容易!如果遇到暴風雨,恐怕在有人趕來救你之前,你已經被沖進大海裡淹死好幾次瞭。你不如耐心一點兒,等別人有時間瞭,就會讀你的理論手稿。不然就重寫一遍,想辦法激起他們的興趣,否則前景不是很樂觀。”

“可是我再也不能等瞭,我都快坐吃山空瞭。”

“那你可以搬過來跟我們住。而且,沒錢的話你怎麼進行你的航行探險?”

“探險可比一份沒人讀的手稿更容易讓人感興趣。”

“但是你能從中得到什麼?”

“除瞭科學界會開始關註這段歷史之外,還能摧毀反對這套理論的一個最強勢的學說。”

“但如果出瞭差錯呢?”

“那我就什麼也證明不瞭。”

“那你不就等於在眾人面前毀瞭你自己的理論嗎?”

“也許吧,但是正如你說的,以前印加人的十艘木筏中也有一艘成功啊。”

這時由於小朋友們出來打槌球,我們就沒再討論這件事。

第二個周末我一樣把航海圖夾在腋下,來到奧辛寧。隻是這次離開時,我的航海圖上,從秘魯到太平洋上的土木土群島,已經連瞭一條長長的鉛筆線瞭。我的船長朋友沒有再試圖勸我放棄這個計劃,反而花瞭好幾個小時,跟我坐下來計算木筏可能的速度。

“要花九十七天,”威爾翰說,“但是切記,這隻是在理論上的理想情況下,就是沿途都是好風好日,而且假設木筏真的如你所說的可以航行。整個航程你至少要預留出四個月的時間,當然,你也要有心理準備,可能還會更久。”

“好,”我樂觀地說,“我們就預留出四個月的時間,然後在九十七天內完成。”

當晚我回到水手之傢,坐在床沿看著航海圖時,我覺得我的小房間似乎比往常要溫馨許多。我踱來踱去,把床和櫃子留給我的狹小空間都盡情走瞭個遍。噢,對瞭,木筏可比這個房間要大多瞭。我把頭伸出窗外,想看一眼大城市裡遼遠的星空,卻隻望見頭頂被高高的院墻圈起來的一小塊。就算木筏上的落腳地方其實很小,但總容得下我們頭頂的天空,看得到滿天繁星。

在西七十二街、接近中央公園的地方,有一間紐約最獨特的俱樂部,光是大門外那面磨得雪亮的銅制招牌——“探險俱樂部”,就等於在昭告路過的人,裡頭有些事不尋常。但是,一旦進入裡面,你就仿佛背著降落傘跳入瞭一個奇怪的世界,仿佛距離摩天大樓旁停放的一排排汽車已有千裡之遙。當通往紐約的門在你身後關上時,你會覺得自己被獵獅、登山以及極地生活的氣氛淹沒。隻要俱樂部會員聚在一起吃飯,或是聆聽遠道而來的異國友人演講,你準會聽上滿滿一耳朵:河馬或小鹿之類的戰利品、打獵用的來復槍、動物尖牙、戰鼓和長矛、印第安地毯、偶像和模型船、旗幟、照片和地圖。

在經歷過馬貴斯群島的旅程之後,我就成為俱樂部的正式會員瞭。因為是初入會,所以隻要人在城裡,就很少錯過任何聚會。十一月那個下雨的晚上,我走進俱樂部,十分訝異地發現這裡和平常很不一樣。地板中央放瞭一艘充氣橡皮筏,搭配著船上的給養和各種配件。墻上和桌上則擺滿瞭降落傘、橡膠工作服、救生衣,還有極地探險的裝備,再加上用於制蒸餾水的氣球,以及其他古怪的發明物。原來是來瞭新會員,哈斯金上校在空軍軍需司令部裝備研究室任職,今晚,他要演講兼示范多項新發明的軍用物品,他認為這些發明對將來南北極的科學考察會派上大用場。

演講結束後,我們展開瞭活潑愉快的討論。丹麥著名的極地探險傢彼得·佛洛琛提出質疑,這個魁梧的漢子站起身來,甩甩他的大胡子,說他不相信這類新奇的玩意兒。他曾經在一次格陵蘭島(2)的探險中,舍棄因紐特人慣用的皮船(3)和圓形冰屋,而是選擇隻用橡皮艇和帳篷,結果差點兒丟瞭性命。一開始他差點兒被凍死在暴風雪中,因為帳篷的拉鏈結冰瞭,他拉不開當然也進不去,後來他出去釣魚時,鉤子鉤破瞭橡皮艇,結果橡皮艇就在他腳下像塊小破佈般沉入水裡。最後,多虧來瞭一條救命皮船,他和一個因紐特朋友才勉強上瞭岸。於是他確信,沒有哪一個現代發明傢,聰明到隻坐在實驗室裡,僅靠憑空想象,就能造出比因紐特人幾千年生活經驗的結晶更好用的工具。

討論結束時,哈斯金上校提供瞭一項令人驚喜的優惠,他說俱樂部裡任何一位正式會員,都可以在他示范過的新發明裡,隨意挑選自己喜歡的工具在下次探險時使用,隻是回來後,他們要跟研究室的人反饋一下他們對這些工具的看法。

這就是命啊。那天晚上,我是最晚離開俱樂部的。因為我得把這些新裝備仔仔細細地研究一番,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不但突然從天而降,而且任我取用。我發現這些剛好都是我需要的,如果天不遂人願,木筏真的快要破裂瞭,而附近又沒有任何木筏可以前來支援時,就可以靠這些裝備來救命瞭。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水手之傢的餐桌上吃早飯時,依然滿腦子都在琢磨那些裝備的事。這時,一個衣冠楚楚、體格強健如運動員的年輕人,端著他的早餐托盤,坐在瞭我對面。我們開始聊天,原來他也不是水手,而是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工程師,他從特隆赫姆(4)來美國購買機器零件,順便學習一下這邊的制冷技術。他住的地方離這兒不遠,又覺得這裡的挪威菜做得不錯,所以經常來水手之傢吃飯。他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大概跟他說瞭一下我的計劃,然後告訴他如果到這個周末,我的手稿還是沒有收到任何肯定的答復,我就不等瞭,要直接開始進行木筏遠征的計劃。他沒說什麼,但聽得津津有味。

四天之後,我們又在同一間餐廳碰面瞭。

“你決定瞭嗎?去不去遠征?”他問。

“是的,”我說,“我要動身瞭。”

“什麼時候?”

“越快越好。如果我再繼續耽擱,南極就要刮暴風瞭,而且,南太平洋諸島的颶風季也快來瞭。我必須在幾個月內離開秘魯,但是我又得先籌錢,還得安排好所有事宜。”

“你需要幾個人?”

“我想總共六個人就夠瞭,一來有個伴兒,二來可以輪流掌舵,每人四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剛好需要這麼多人手。”

他呆呆地站著,仿佛在思考什麼似的,過瞭一會兒突然情緒激昂地說:

“真是該死,我好想參加啊!我可以負責技術測量和測試。你這項實驗一定得精確測量風浪才行。別忘瞭你要橫渡的是一片汪洋,誰也不清楚那茫茫數千裡究竟是什麼情形,那已經超出瞭所有航線的覆蓋范圍。你這趟遠征,無論是水文測量還是氣象觀測,肯定都特別有趣,而且我擅長的熱動力學也可以好好地發揮一番作用。”

眼前這個人,除瞭看到的這張臉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但是,也許一張臉就可以泄露很多事。

“好吧,”我說,“我們一起去。”

他叫赫門·華辛格,跟我一樣是個旱鴨子。

幾天後,我帶赫門到探險傢俱樂部,我們一進門就直接走向極地探險傢彼得·佛洛琛。佛洛琛有一項珍貴的特質,就是永遠不會被人群淹沒,因為他的體形可以塞滿谷倉的門,胡子宛如動物鬃毛,看起來活像從廣袤的凍土地帶(5)前來傳遞消息的使者。他的周圍總是籠罩著一種特殊的氛圍——好像有隻大灰熊在他前面帶路一樣。

我們把他帶到墻上的大地圖前,告訴他我們打算搭印第安木筏橫渡太平洋的計劃。他越聽,那孩童般的藍眼睛睜得越大,後來簡直和碟子一樣。然後他重重地跺瞭一下木制的假腿,還動手將皮帶束緊幾個洞。

“該死!孩子們,我真想跟你們一起去。”

這位格陵蘭老旅行傢給我們的馬克杯倒滿瞭啤酒,然後告訴我們他對原始人的船隻非常有信心,還有他相信這些人無論是在陸地或是海洋,都有能力適應自然,以求生存。他就曾經搭木筏沿西伯利亞的數條大河順流而下,還在北極沿海地區用船拖拉土著的木筏。他邊談邊不自覺地捋瞭捋胡須,還說我們一定會玩得很開心。

由於佛洛琛對我們這個計劃的熱烈支持,形勢開始全速逆轉,消息被披露在《斯堪的那維亞報》(Scandinavian Press)的頭版。第二天清晨,我的房門響起一連串猛烈的敲擊聲,原來是樓下走廊有一通電話找我。接瞭這通電話後,當晚我和赫門來到市中心時髦地段的一間公寓前按門鈴。來開門的是一位穿著考究的年輕人:他腳穿一雙皮拖鞋,藍色套裝外罩著一件絲質晨衣,看起來幾乎可以用“柔弱”二字來形容,他因自己感冒而向我們表達歉意,還拿著一條芳香的手帕捂住鼻子。不過,我們知道這個人在戰爭中當過飛行員,而且立下功績,揚名美國。現場除瞭這位看起來很沉靜的主人之外,還有兩個精力充沛、積極而且有想法的記者,其中有一位我們早有耳聞,是個很能幹的報社特派員。

主人開瞭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說他對我們的遠航計劃很感興趣,願意提供我們必要的經費,但是我們回來之後,必須為報紙寫稿,還要舉辦巡回演講。最後我們達成協議,舉杯共祝彼此合作愉快。這一下,我們的經濟問題就解決瞭,我們的投資人會處理,不需要我們操心。赫門和我馬上招兵買馬、添置設備、制造木筏,好趕在颶風季節開始前起程。

第二天,赫門辭去工作,我們開始認真地籌劃一切事宜。我已經得到空軍軍需司令部研究室的承諾,他們會把所有我們需要的設備,甚至更多東西,通過探險傢俱樂部送來。他們說,像我們這種遠航隊最適合測試他們研究的設備瞭。這是個好的開始。首先,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適合而且願意跟我們一起乘木筏航行的人,還要準備好旅程中的給養。

要選一群共同乘筏出海的人得非常小心,否則幾個人的封閉小社會,出海一個月,可能就會麻煩不斷、暴亂四起瞭。我不想找職業水手,首先他們對如何操縱木筏的瞭解比我們多不瞭多少,而且如果此行成功瞭,萬一人傢又要說我們是因為有職業水手,才會比秘魯的制筏老人內行,我實在不希望到時候又要去分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需要有個會使用六分儀、畫航線圖的人,我們所有的科學報告都是要以此為基礎的。

“我認識一個畫傢,”我告訴赫門,“他是個大塊頭,會彈吉他,人很有趣。他還上過航海學校,而且在他成天待在傢裡與畫筆和調色盤為伍之前,還曾經揚帆環遊世界好幾次。我從小就認識他,在傢鄉時,我經常跟他一起去露營。我寫信問問他,相信他一定會來的。”

“聽起來他還不錯。”赫門點頭說,“我們還需要一個會操作無線電的人。”

“無線電?!”我反感地說,“我們要無線電幹嗎?在史前時代的木筏上裝無線電也太說不通瞭。”

“才不會呢,這是一種安全預防措施,隻要我們不拿來發送信號尋求幫助,就完全不會對你的理論造成任何影響。況且,我們還要靠無線電來發送氣象動態和其他報告呢。我們反正不能用它來接收海洋暴風預警,一來那麼遠的海域根本沒有預報,而且就算有,對我們這艘小小的木筏,又有什麼幫助呢?”

他的論點逐漸說服瞭我。其實我抗議的主要原因,隻不過是我不喜歡什麼都是按按鈕,或轉開關。

“很湊巧,”我承認,“提到用無線電裝置進行遠程聯系,我剛好也有最佳人選,我在戰爭期間被納編在通信組,你也懂的,那已經是最適合我的崗位瞭。嗯,我應該要寫封信給諾特·郝格蘭和托爾斯坦·拉比。”

“你認識他們嗎?”

“認識。我第一次遇到諾特,是在英格蘭,那是一九四四年。他因為參與降落傘行動獲得瞭英國政府頒授的勛章,你知道,就是在挪威尤坎的那次重水破壞行動,德國人制造原子彈的努力就此功虧一簣。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才剛從挪威執行另外一項任務回來:原來蓋世太保(6)發現他在奧斯陸(7)一傢婦產醫院的煙囪裡裝設秘密無線電臺,納粹利用方位測定器找到瞭他,於是手持機關槍的德軍把整棟大樓團團圍住,每一個門口都站瞭衛兵。蓋世太保的頭目費摩則站在中庭,等著諾特束手就擒,結果反而是他自己的手下一路落敗,諾特靠手槍殺出一條生路,從陽臺殺到地窖,再從地窖殺到後院,盡管背後追著一連串子彈,他還是翻過醫院的墻逃掉瞭。我是在一座英國城堡裡的秘密基地認識他的,挪威已經淪陷瞭,但那邊還有一百多個發報站,他回來是要組建起一個地下聯絡網。

“而我才剛上完降落傘的訓練課程,原計劃是去奧斯陸附近的瑞典努德馬克傘降,這時蘇聯軍隊突然向希爾克內斯區域進發,於是一小隊挪威分遣部隊從蘇格蘭被調派到芬馬克,從蘇聯軍隊手裡搶回當地的全部軍事控制權。我也被派遣到那裡,所以才認識瞭托爾斯坦。

“那些地方有真正的北極冬天,天空如同穹廬一般,北極光在我們頭頂上的星空閃耀,日日夜夜都是一片漆黑。等我們到達芬馬克後,隻見一片焦土,雖然我們穿著毛皮衣服,還是被凍得發紫,這時一個藍眼睛、金發平頭、活潑開朗的人,從山上一間小屋裡爬出來,他就是托爾斯坦·拉比。他先逃到英格蘭,然後再偷偷潛入挪威的特羅姆瑟附近地區。此外,他一直藏匿在‘提爾皮茨號’戰艦附近,隨身帶著一套小型發報裝置。十個月來,他每天將‘提爾皮茨號’戰艦上發生的每一件事傳送給英國。一到晚上,他就把他的秘密發報機連接到一位德國軍官所安裝的接收天線上,將情報傳送出來。依靠這些每日情報的指引,英國轟炸機最後摧毀瞭‘提爾皮茨號’戰艦。

“托爾斯坦先逃到瑞典,又從那裡逃到英國,然後他利用降落傘帶著一套新的無線電在芬馬克荒地降落,在德國防線後方安裝無線電臺。德軍撤退時,他發現自己身處我方防線之內,於是他帶著無線電裝置,從藏匿的地方走出來協助我們——當時我們的無線電總臺已經被地雷摧毀瞭。我敢打賭諾特和托爾斯坦現在已經在傢裡待得很煩瞭,一定會很願意來趟小小的木筏之旅。”

“寫信問他們。”赫門提議道。

所以,我各寫瞭一封短箋給艾瑞克、諾特和托爾斯坦,信裡頭並沒有用任何虛偽的說辭說服他們:

我打算搭木筏橫渡太平洋,好證明“南太平洋群島上的居民來自秘魯”這個理論,你要一起來嗎?我不能保證什麼,不過可以提供從秘魯到南太平洋群島的免費來回旅程,而且你會發現你的技術在航程裡大有用武之地。請立即回復。

第二天我收到托爾斯坦發來的電報:

我會來。托爾斯坦。

另外兩個人也說好。

至於這個組合的第六個人,我們一會兒考慮這個人,一會兒又考慮那個人,但是每一次都有些不順利。這段時間,我和赫門也開始張羅給養,我們並不打算在旅程中拿老駱馬肉和庫馬拉馬鈴薯幹維生,因為沒有必要這樣做,我們並不想證明我們曾經是印第安人。我們隻是意圖測試印加手藝的性能和質量、耐航力和載重量,看看是否真的能靠一艘木筏橫越大洋到達波利尼西亞。我們的土著先驅當然是依賴帶上木筏的肉幹、魚及馬鈴薯幹過活,因為這些食物本來就是他們在岸上的主食。而我們也想試著借由這趟實際的遠征,瞭解他們在大海中航行時能否抓到魚兒與獲得雨水。至於我們的飲食,我打算選用簡單的野戰口糧,經歷過戰爭,我們已經對這類食物很熟悉瞭。

剛好在這時候,有一位駐華盛頓挪威大使館的軍事領事助理到任。我在芬馬克時,曾在他的連裡當副手,知道他是個“火球”,有使不完的精力,遇到任何問題,都寧願主動出擊,全力解決。伯裘恩·羅霍特就是這種怪胎,如果他一路廝殺過去,沒有馬上看到需要處理的問題,一定會頗感失落。

我寫信跟他說明整個狀況,然後請他用敏銳的直覺幫我們好好找一找,在美國軍隊的軍用品供應部門中,我們可以和哪個人聯絡。幸運的話,也許會碰到他們的研究室正在實驗新的野外配備,我們就可以幫忙測試,就像我們測試美國空軍研究室的設備一樣。

兩天後,伯裘恩從華盛頓打來電話,他已經跟美國陸軍部的對外聯絡處聯系上瞭,他們想知道我們的計劃。

赫門跟我搭第一班火車到華盛頓。

我們在伯裘恩位於大使館的武官辦公室見到瞭他。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他說,“隻要上校為我們寫一封介紹信,我們明天就可以進對外聯絡處瞭。”

“上校”就是歐托·蒙堤卡斯,他是挪威的軍事領事。他是個好性情的人,聽瞭我們的計劃之後,就表示非常樂意幫我們寫封介紹信。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拿信的時候,他突然站起來說,他最好陪我們去。於是,我們坐上上校的車前往五角大樓美國陸軍部的辦公室。上校與伯裘恩穿著他們最風光的軍事外出服坐在前座,我和赫門坐在後座,透過擋風玻璃仰視眼前高聳入雲的五角大廈。這幢容納三萬名職員、擁有十六英裡長廊的宏偉建築物,就是我們與軍方“高層”即將進行“木筏會議”的地方。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赫門和我覺得小木筏十分渺小。

經過瞭無數個坡道和走廊之後,我們終於到瞭對外聯絡處的門口。很快,周圍出現瞭一群穿著嶄新制服的人,我們圍著一張桃花心木圓桌落座,坐鎮主持這場會議的,就是對外聯絡處的局長。

這位出身西點軍校的軍官,就坐在長桌的盡頭,看起來嚴肅、體格強壯,而且魁梧。一開始他還不太瞭解,美國陸軍部究竟與我們的木筏有什麼關聯,但經過上校周詳的解釋,以及在座長官鑒定後的一致支持,就漸漸認同瞭我們的計劃,他開始很感興趣地讀著空軍軍需司令部設備研究室發出的信。然後他站起來,給部屬下瞭一道精確的命令,要求他們經由合適的渠道幫助我們,接著他祝我們幸運,然後就闊步邁出會議室。當會議室的門在他身後關上時,一位年輕的上尉在我耳邊低聲說:

“我敢說,你們肯定能得到想要的東西。你們的計劃聽起來就像一個小型軍事行動,而且不會對我們的日常公務產生多大的影響。這也是個好機會,可以好好檢測一下我們的設備。”

對外聯絡處立即安排劉易斯上校在軍需處的實驗室接見我們,還派瞭車送赫門和我過去。

劉易斯上校是個身材高大又和藹可親的軍官,而且很有運動員的架勢,他馬上把實驗部門各單位的負責人叫進來。這些人很親切、很配合,並當即給我們推薦瞭許多設備,希望我們可以全面測試一下。他們念出一連串的裝備,從野外口糧到防曬藥膏以及防水睡袋,各式各樣,遠遠超乎我們的期望。然後他們帶我們逛瞭一圈,我們試吃瞭包裝精致的配給口糧,測試瞭火柴,發現這種火柴浸過水也一樣能點燃,還有新型的普立姆斯爐(8),以及水桶、橡皮袋和特殊的靴子、能夠浮在水面上的廚具和小刀……所有遠征需要的東西都有瞭。

我看瞭赫門一眼,他像個跟有錢姑媽逛巧克力店的小男孩,看起來乖乖的、一副滿臉期待的樣子。上校走在前面,向我們一一展示所有有趣的工具,參觀結束後,書記員已經記下瞭我們所需物品的種類與數量。我以為我們已經贏下瞭這場戰役,隻想趕快趕回飯店,在床上躺平,並且靜靜地把所有事情梳理一下。這時高大、友善的上校突然說:“好,現在我們得進去和老板談一下,能不能給你們這些東西,他說瞭才算。”

我一顆心沉到谷底,所以我們得從頭再來一次滔滔不絕的說服,而且誰知道他會是哪一種“老板”。

我們發現這個老板是個矮小、極度認真的軍官。當我們進入辦公室時,他坐在書桌後面,用一雙銳利的藍眼睛審視著我們,然後請我們坐下。

“這兩位先生要什麼?”他嚴厲地問劉易斯上校,雙眼卻直盯著我們。

“噢,一些小東西。”劉易斯上校立即回答。他大略地解釋瞭我們要做的事,這位老板也很有耐心地聽著,手指動都不動一下。

“那他們回報我們什麼?”他不為所動地問。

“這個嘛,”劉易斯上校以安撫的口吻說,“我們希望,也許,他們在這趟遠征之後可以寫份報告,說明這些新的口糧和設備在惡劣環境中使用的效果。”

這位極度認真的軍官坐在書桌後面,一副不為所動的樣子緩緩往椅背上靠去,雙眼仍然盯著我們,然後冷冷地說:“我看不出他們可以回報我們什麼。”我頓時覺得坐著的皮椅如同一個深淵,而我正向它深深的底部沉下去。

整個房間一片死寂。劉易斯上校用手指摸摸衣領,我們兩個則一句話都沒說。

“但是,”老板打破寂靜,一絲光亮自他的眼角反射出來,他說,“勇氣與冒險精神也是一種回報。劉易斯上校,把那些東西給他們。”

我坐在回飯店的出租車上,還陶醉在快樂中,坐在我身旁的赫門開始自顧自地哧哧地笑瞭起來。

“你不舒服嗎?”我焦急地問。

“沒有,”他笑著說,一點也沒覺得不好意思,“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的配給品中有六百八十四箱鳳梨,那是我最喜歡的食物。”

還有太多事情要做,而且大部分事得同時進行,才能讓六個人、一艘木筏和其他貨物在秘魯沿海的一個地方集合起來。而我們隻有三個月的時間,又沒有阿拉丁神燈可以用。

經對外聯絡處的引介,我們飛到紐約拜會哥倫比亞大學的貝瑞教授,他是陸軍部地理研究委員會的會長。後來,他把所有的昂貴儀器和裝備,都提供給赫門做科學測量。

接著,我們又飛往華盛頓,去見海軍水文研究所的格洛韋爾上將。這位性情很好的老船長,集合他所有的部屬,指著墻上的太平洋海圖,把赫門和我介紹給大傢。

“這兩個年輕人要來這裡查查洋流圖資料,你們幫幫他們!”

當一切漸漸有些進展之際,英國的盧姆斯丹上校率領的軍事使團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我們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順利成功的概率。我們獲得瞭很多很好的忠告,還拿到一批從英國空運過來的設備,準備在木筏遠征中進行測試。英國醫官很熱情地提供給我們一種神秘的“鯊魚粉”,如果鯊魚太囂張,隻要在水上撒一些這種粉,鯊魚就會立刻消失。

“長官,”我彬彬有禮地說,“這種粉末真的管用嗎?”

“這個嘛,”這位英國人微笑著說,“我們也想知道答案。”

時間緊迫,我們不得不舍火車而就飛機、舍步行而就汽車,於是荷包開始逐漸縮水,像個枯萎的標本。最後,把我留著買回挪威的機票錢也花掉瞭,我們隻得到紐約找贊助人朋友解決我們的財務問題。不料,我們在那裡碰到瞭令人吃驚與灰心的問題:財務經理發燒臥病在床,他的兩名同事無權處理,必須等他回來上班後才能處理。他們仍然很願意在財務上支持我們,隻是一時之間實在無能為力,需要我們先延後計劃。但現在要剎車已經太晚瞭,一切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不可能突然停下來,隻能繼續。我們的贊助人朋友同意解散這個聯合贊助的組織,好讓我們獨立而迅速地運作。

結果我們回到瞭街上,塞滿口袋的,依然隻有自己的兩隻手。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門說。

“還有三個月零幾天的時間,”我說,“但我們必須開始瞭。”

即使很多事情都不確定,有一件事情我們卻絕對清楚:我們的航行是有目標的。我們可不是那些可以坐在空桶裡從尼亞加拉大瀑佈上面滾下來,或是坐在旗桿握柄上長達十七天的特技演員。

“開弓沒有回頭箭。”赫門說。

在這一點上,我們深深地同意彼此的意見。

我們是可以得到一些挪威方面的資助,但那還是無法解決我們在大西洋這一邊的問題。我們可以申請贊助,但這個有爭議的理論實在很難拿到錢,而這正好就是我們必須進行這趟木筏之旅的原因:我們要讓這個理論不再具有爭議性。然後,我們馬上發現,無論是新聞界、私人贊助者或是所有保險公司,都不敢把錢投註在這個他們認為是自殺之旅的項目上。但是如果我們安全而且成功地歸來,則又另當別論。

一切看起來都沒什麼希望,有好幾天的時間我們甚至覺得好像在海上漂浮,沒辦法著陸似的。這時挪威軍事領事蒙堤卡斯上校出現瞭。

“孩子們,你們遇到問題瞭?”他說,“先給你們這張支票,等你們從南太平洋群島回來後再還我。”

其他一些人也慷慨解囊,很快,我們獲得的私人借款已經綽綽有餘,不需要再仰賴任何團體的贊助。我們就要飛往南美洲,開始建造木筏瞭。

老秘魯人的木筏是由輕木制成的,這種木頭在幹燥狀態下比軟木還輕。輕木樹隻生長在秘魯,而且要安第斯山脈上才有,所以在印加時期,水手們會沿著海岸到厄瓜多爾,在太平洋海岸邊砍伐輕木樹,我們現在也打算這麼做。

當代的運輸問題已經跟印加時期不同瞭。我們有汽車、飛機,也可以找運輸局,但是事情並沒有變得簡單一點,因為海關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永遠不相信你說的話,亂翻你的行李,如果你幸運地入境瞭,他們就拿各種蓋著印章的表格來刁難你。我們真正害怕的就是這些穿制服的人,因為他們有權決定不讓我們輕易地帶著裝滿奇怪物品的大包小包、舉起帽子、彬彬有禮地用一口破西班牙語請求入境,然後再坐木筏離開,搞不好我們還會被關進牢裡。“不行,”赫門說,“我們一定要有官方介紹函。”

之前解散的聯合贊助組織中,有一位朋友在聯合國擔任特派員,他開車載我們去那裡。當我們進入壯觀的會議廳時,一位黑發的俄羅斯人正站在巨幅的世界地圖前演講,我們看到各國人員肩並肩地坐在長椅子上安靜地聆聽,這樣的場面令我們震撼。

我們的特派員朋友,抓住一個空當找到秘魯的代表,之後又找瞭厄瓜多爾的代表。在接待廳柔軟的皮沙發上,他們津津有味地聆聽我們的航海計劃,知道瞭我們橫渡海洋是要證明在他們境內古文明的人們,是第一批到達太平洋群島的人。兩位代表都承諾要通知他們的政府,並且保證當我們到達他們國傢時,會給我們支援。崔佛·利埃(9)經過接待廳時,聽到我們是他的同胞,就走瞭過來,還有人建議他和我們一起上木筏航行,不過他在岸上所面臨的巨浪已經夠他應付的瞭。聯合國的一位助理秘書,來自智利的班哲明·柯罕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傢,因為和秘魯總統有私人交情,還幫我們寫瞭一封信給他。我們還在大廳遇到挪威大使——摩根斯提奈的威爾翰·范·穆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全力支持這趟遠航。

於是我們買瞭兩張機票,飛往南美洲。當飛機的四個大渦輪開始一個接一個轉動時,我們癱坐在座椅上,精疲力竭。第一階段的工作已經完成,我們如釋重負的感覺難以用筆墨形容。現在我們就要飛往探險之旅的出發點瞭。

(1)輕木:美洲熱帶生產的一種輕質木材。為木棉科輕木屬植物,葉呈橢圓至圓形。

(2)格陵蘭島:北美洲東北部的一座大島,丹麥屬地。

(3)皮船:因紐特人設計的一種頭尾相似的小船,與筏艇相像,但除瞭留一個很小的坐艙外,其餘部分全部密封。用可拆卸的防水甲板附在伐槳者身上,將船身造得密不透水。通常用一種頭尾相似的槳劃行。

(4)特隆赫姆:挪威中部的一個海港,臨特隆赫姆峽灣。

(5)主要指西伯利亞北部。

(6)蓋世太保:德國前納粹政府的秘密警察。

(7)奧斯陸:挪威的首都。

(8)普立姆斯爐:商標名稱,指一種用來做飯、燒水等的輕便爐子。

(9)崔佛·利埃(Trygve Lie):挪威律師及政治傢,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任聯合國秘書長。

《孤筏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