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分化瓦解允祀、允禵集團
康熙死的第二天，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辦了幾件大事。任命貝勒胤祀、十三阿哥胤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四人為總理事務大臣，他說居喪期間，心緒不寧，因此臣下“有所啟奏諸事”，除藩邸事務外，“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諭旨，必經由四大臣傳出”，以便把各種事情有條不紊地辦好。總理事務大臣，位尊權重，自應是新朝的核心人物，應是先朝的元老重臣和新君的親信。雍正與胤祥情誼最篤，上台受隆科多擁護最力，命他們為總理事務大臣，順情順理。任用政敵胤祀及其追隨者馬齊，是一個大的戰略決策。同日封胤祀、胤祥為親王，胤礽的兒子弘晰為郡王。十二月十一日，賜胤祀爵號和碩廉親王，胤祥和碩怡親王，胤祹多羅履郡王，弘晰多羅理郡王。同月命胤祀兼管理藩院和上駟院，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改兼管工部。
雍正優待胤祀的親屬，任用了一些他的支持者。雍正賜胤祀的兒子弘旺貝勒銜，榮譽之高，在諸皇侄中，是弘晰外所僅見的。胤祀的母舅噶達渾，康熙並未因胤祀及其母良妃而把他放出辛者庫，雍正為照顧胤祀，削其賤籍，放為一般旗民，賞賜世襲佐領世職，並擢升內務府總管。被康熙指斥與胤祀勾結的貝子蘇努，雍正在乃父死後的第五天，將他晉爵貝勒，不久把他的兒子勒什亨委署領侍衛內大臣。佛格，原系閒散宗室，與胤祀關係密切，元年（1723年）年初，雍正用他為刑部尚書。貝勒滿都護，雍正命他總理事務處協同行走。佟吉圖，胤祀管內務府廣善庫時的司官，因之交厚，後退職居閒，“自雲藏器待時”，意在為胤祀異日效力。雍正即位，說他“才具可用”，擢為山東按察使，很快升布政使。胤祀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在政敵當權下，反倒加官晉爵，似比在先朝還要得意，一部分人因而彈冠相慶。胤祀晉王爵，他的妻子烏雅氏的親戚來祝賀，烏雅氏說：有什麼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掉腦袋哩！胤祀本人也對朝中大臣說：“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誅戮之意？”又說：“目下施恩，皆不可信”。胤祀夫婦儲位鬥爭的當事人很明白，政敵不會饒過自己，現在的“榮寵”，正是未來的開罪把由。他們的擔心並非是多餘的。雍正在繼位初期，採取的是拉攏胤祀本人及他的集團中一部分人的政策。
雍正對胤禵是另一種態度。任用胤祀為總理事務大臣的當天，下令召胤禵回京。雍正說：皇考的喪事，若胤禵不能親臨，恐怕內心一定不安，為了他，還是讓他急速回來吧。隨即命輔國公延信馳驛赴甘州軍營，管理大將軍印務，行文川陝總督年羹堯協理軍務，延信未到之前，命平郡王訥爾蘇署理大將軍事。十二月十七日，胤禵到京，未到之先，行文奏事處，請示先拜謁大行皇帝的梓宮，還是先慶賀新君的登極，雍正命他先謁梓宮，他徑赴景山壽皇殿乃父靈柩前哭拜。那時雍正也在那兒，胤禵望見了，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本來江山大有希望，不想今日屈為臣子，只得含憤忍辱遠遠地給皇兄叩頭，但情緒極壞，無論如何也不向皇帝表示祝賀和親近。雍正為示大度，向前將就他，他還不動彈，侍衛蒙古人拉錫見此僵局，連忙拉他向前。待到離開皇帝，胤禵就責罵拉錫，又到雍正面前，控訴拉錫無禮：“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處，求皇上即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明是攻詰拉錫，實是向雍正抗議。雍正說他“氣傲心高”，確是不假。雍正對他毫不容情，取消他的王爵。據朝鮮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派到清朝賀冬至使李混、副使李萬選的見聞報告，說宗人府與十四王有事置對，這件事的記錄，由宗人府鈐印公佈過，當初的本子封面最高處，有硃筆寫的“旨：胤禎削去王爵，仍存貝子”十一字。雍正只給胤禵保留了他最初所得的封爵。
元年（1723年）三四月之交，雍正送康熙靈柩至遵化景陵享殿，傳旨訓誡允禵，允禵不服，允祀怕事鬧大，令允禵跪受，允禵才接受了。事畢，雍正返京，留允禵看守景陵，諭令副將李如柏，若允禵要去陵寢，除大祀外都不准行，實際把他囚禁了。雍正在送靈時，傳問允禵家人：昔日允禵在軍中，聽說專好吃酒行兇？家人雅圖、護衛孫泰、蘇伯、常明等回奏沒有這些事，雍正惱怒，命將他們永遠枷示，他們十六歲以上的兒子也行枷號。在允禵府中教書的天津監生徐蘭，亦以其人不端，逐回原籍，交地方官收管。允禵的屬人隨著主人遭了殃。
康熙去世，雍正生母德妃自然晉為皇太后，雍正擬給她上徽號“仁壽皇太后”，請她從原來居住的永和宮遷到皇太后的寧壽宮，她一概以在喪中而不接受。她生有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及皇六子胤祚，胤祚六歲殤逝，老四和十四子都有得皇位的可能，這是她的喜事，然而這兩個又是誓不兩立的冤家，叫做母親的真難相處，大兒子如此欺負小兒子，有心要照顧小的，大的不答應，小的又倔強，不妥協。恐怕她夠傷心的了，尤其是將允禵拘禁於景陵，想見也見不到，能不憤懣嗎？遇此不可變易的景況，身體自然會出毛病。據《清世宗實錄》記載，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13—15時）得病，次日丑刻（1—3時）死亡。從病到死，不過十幾小時，實系暴卒。當時允禟太監何國柱等人說皇太后是自殺的：“太后要見允禵，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上撞死。”允祀太監馬起雲說：“皇上命塞思黑去見活佛，太后說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太后怒甚，就撞死了。”一說為允禵事，一說為允禟事，有矛盾，而他們是雍正政敵的太監，也可能造作謠言，詆毀雍正，但不管怎樣，太后的死，總有可疑的地方。以德妃賢德的為人而論，撞死的話是給康熙、雍正難堪，不會做得出來，她的死可以視為積鬱難抒，活活氣死的。皇太后的死，對雍正是嚴重打擊，在閩浙總督滿保奏折朱批：“前皇考大事朕已精疲力竭，不料大事接踵而至，朕縱奮力，亦已力不可支”。雍正以慰皇妣在天之靈為名，封允禵為郡王，仍囚繫在景陵。不久，他的福晉患病故世，雍正給她指定葬地，允禵以風水不好不高興，允祀勸他才接受了。允禵遭此種種打擊，悲憤交集，奏稱“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還是那種不服失敗的勁頭。
雍正對允禟更不客氣。康熙大事出來，允禟生母宜妃正在病中，急忙坐在軟榻上奔向靈堂，她原受康熙寵愛，這時也顧不上多想，竟跑到德妃的前面，雍正見了自不高興。她見雍正時還不識時務，擺出母妃的架子，雍正更不暢快，十二月初三日，說她的太監張起用違禁做買賣，發往土兒魯耕種，允禟太監李盡忠發往雲南極邊當苦差，太監何玉柱發往三姓給窮披甲人為奴，籍沒他們的家產，如果不願往邊地，就命自盡，但仍把骨頭送往發遣之處。同月，將代替允禟料理家務的禮科給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說他仗勢作惡，家產饒裕，命追十萬兩送甘肅充軍餉。秦道然是無錫人，兩江總督查弼納秉命清查，他的所有家產不值一萬兩銀子，因命監禁追究。雍正對允禟本人異常蔑視，說他“文才武略，一無可取”，是乃父的“無足數計之子”，但也不放過他，就以允禵從前線回來軍中需人為名，命允禟前往西寧。允禟知道這是發配他，推說等過了父皇的百日冥辰前往，後又說等送了陵寢起程，雍正不容延宕，迫令速行，遂於元年（1723年）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縣東南）。年羹堯將城內居民遷出，加派兵丁監視允禟，雍正指示他留意士兵動態，不要叫允禟收買了去。允禟到西大通後，就奏請回朝，雍正批“知道了”三個字，不置可否，暗中指示年羹堯不放他回京。允禟遣人到河州買草，踏看牧地，本是尋常細事，宗人府卻於二年（1724年）二月奏參他“抗違軍法，肆行邊地”，議將其貝子革去，實是欲加之罪了。
雍正對敦郡王允䄉也很討厭。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到京師拜謁康熙靈堂，尋病死，雍正命送其靈龕還喀爾喀，讓允䄉齎印冊賜奠，允䄉不願離京，先稱無力準備馬匹行李，及至出發，行到張家口外，不肯再走，宣稱聖旨叫他進口，遂在張家口居停。雍正見此光景，故意刁難允祀，命其議處，允祀要求行文允䄉，讓他繼續前進，但責罰不行諫阻的長史額爾金。雍正說允䄉既不肯行，何必非要他去，額爾金的話他原不聽，處分有什麼必要，命允祀再議。允祀就請求把允䄉的郡王革去。而這時允䄉安然地住在張家口，亦不差人請罪。雍正就將他革去世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又查抄他的家產，得金銀六十多萬兩，金銀器皿及土地房屋的價值，還不在這個數內。
雍正崇爵待允祀，囚系允禵於遵化，發遣允禟於西北，拘禁允䄉於京城，把他們分散各地，使他們聯絡不便，動輒得咎。給他們的待遇明面上不一樣，實則都在雍正的股掌之中，日子都不好過。雍正封允祀，是把他套在自己駕馭的馬車上，不得脫韁。他是集團的首領，影響大，抓住他，就易穩定他的集團，使他們不至於起來造反。允禵也是首領，但在康熙季年嗣位呼聲遠遠高過允祀，雍正即位之初，他的影響比允祀大，號召力強，雍正對他不能優遇，否則人們可以乘機向他靠攏，倒會使他發展勢力，不好收拾，故以打擊為妙。允禟之母健在，地位原尊貴，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她的兒子不能不防，否則母子結合，致干政亂。允䄉不是該集團的最核心人物，嚴厲處置，既不會引起事端，倒可殺雞儆猴，使那些非核心的人有所畏懼而不敢死心塌地追隨他們的首領。雍正對允祀、允禵集團採取的是分化瓦解、有打有拉、各個擊破的策略，實行也較成功，在即位初期的一年多的時間裡獲得初步勝利。
雍正對政敵只是拘繫，並不像後來那樣殺戮，這是他繼位之初客觀形勢造成的——他不敢殺。他經常責備兄弟們“任意妄行，惟欲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必至殺人；殺戮顯著，則眾心離失，伊便可以希圖僥倖成事。”雍正說他不上當，“斷不使伊志得遂”，因而對他們曲加優容。這種顧慮，使他對政敵的處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如考慮處理允禟的女兒和外孫時，想拆散其母子，但小孩特小，容易夭折，他怕因此“招許多閒議論”，思之再三，決定不下，就暗中徵求年羹堯的意見。就這樣也招致了很多議論，說皇帝“凌逼弟輩”，懲治一些人是“報復私怨”。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公開上疏，要求皇帝“親骨肉”。雍正對善意的建言與惡意的攻擊區別對待，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示鼓勵，對攻擊者大加威脅，說若再這樣，將“啟朕殺人之端”。
雍正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對待允祀一夥，占於主動地位，這是因為他是最高統治者。但這種位置也有不利的因素，皇帝在明處，要防制臣下的暗算，特別是雍正繼位的特殊情況更易出事。雍正清楚地認識到，多年的儲位之爭，人們斗紅了眼，為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他說以乃父之“聖神，猶防允祀等之奸惡，不能一日寧處”，而諸兄弟與父皇是父子關係，同我只是兄弟關係，兄弟視父子相去遠甚，昔年父子至情，兄弟們還恣意妄行，今處兄弟關係，他們活動不止，更當引起深慮。繼位初，大約出現過兩次險情，一次是他出宮祭祀，隆科多說有刺客，遂在祭案下搜查。又一次他到東陵謁陵，隆科多說諸王變心，要防備。到四年（1726年）秋天局勢完全穩定之後，雍正說明他不能像父皇那樣秋獮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遊獵不應該做，而是因為允祀、允禟“密結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因自己去不成，而這事又重要，在前年（1724年）就派皇子出口行圍，以示訓練講武之意。他除了去過東陵，不敢離京城一步，正是怕允祀集團發動政變，不能鎮壓。
雍正在即位初年，給年羹堯的朱諭，總說京師形勢好。元年初夏，他說親送康熙靈柩到景陵，“一路平安，內外無事”，“內外人情光景照春一樣，又覺熟練些，總之一切如意，出於望外之次第順遂也。”秋天又寫道：“入秋以來，朕躬甚安，都中內外一切平靜。”次年春天，說他舉行耕藉禮、詣太學臨雍的那兩日，“天氣和暢，人情順悅，諸凡如意，都中內外平靜”。另一朱諭說：“都中內外，爾閤家老幼均平安如意”。這樣說固然反映政局穩定，而所以要絮絮叨叨，乃因胸中有事，懼怕政敵發動事變。在政局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下，對政敵可以採取屠戮政策，以削弱對方力量，但這要有把握，不致激成事端；也可以採取稍微緩和的政策，使對方被逐漸吞噬而消亡，這也要有把握能絕對控制對方作為前提。雍正採取後一政策，並且獲得成功，是在鬥爭中採取了謹慎態度，正確把握了形勢。
雍正對其他參與過爭位的兄弟，亦根據情形區別對待，有打有拉。他認為允祉的勢力在蒙養齋修書處，即位不到一個月，就向該處人員動手了。他說陳夢雷是耿繼茂叛逆案中的罪犯，皇考從寬處理，命他在修書處行走，然而他“不思改過，招搖無忌，不法甚多”，因皇考既經寬恩，不再加刑，然應將他及其兒子發往遠邊，他的門生中有生事者也要嚴行懲治。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執行諭旨不堅決，將陳夢雷的兩個兒子釋放了，雍正把他們降職。如此小題大做，是新皇帝為立威，為政務必做到令行禁止地步，當然也是堅決拆散允祉勢力的方針的體現。
雍正對廢太子允礽不為已甚，康熙死，放允礽去哭靈，旋即禁錮如初。封其子弘晰為郡王后，將舊日東宮所有的服御金銀及奴僕、官屬賞賜給他。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死，雍正親臨喪所，令將他的陵寢按康熙之兄裕親王福全的規制，予以優待。或謂允礽被雍正害死，其實，對這具政治殭屍已經沒有致死的必要了。至於禁錮，乃康熙定的規矩，也無需破壞。雍正對擁護允礽的人又是一個態度。元年（1723年）七月給官員廕子，九月給封典，代父軍前效力的少詹事王奕清均不得授予，這是對王掞謀復允礽耿耿於懷的表現，不過王掞之子湖南糧儲參政王奕鴻於元年（1723年）六月捐銀五萬兩，赴軍前代父兄效力，被雍正批准。
大阿哥允禔，仍如康熙時一樣嚴行禁錮。
雍正打拉結合的策略，到二年夏天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在對允祀的態度上。在這以前，對他也有過指責，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講到喪葬不可過奢時，說允祀居其母喪，偽孝矯情。但這還不是專為允祀而發。二年四月初七日，特為允祀諭諸王大臣，說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來，我的無知弟兄結黨妄行，惹皇考之憂，朕即位後，不追究允祀“從前諸惡，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為重，猶以同輩諸兄弟允禟、允禵為伊出力之故，懷挾私心，由此觀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如此“肆行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於諸大臣共正其罪。”因令諸王大臣對他據實揭發，不許隱諱。這是對允祀開展了凌厲的攻勢，往後就更為嚴重了。五月，以蘇努、勒什亨父子黨袒允禟、允祀，“擾亂國家之心毫無悛改”，革去蘇努貝勒，撤回公中佐領，與諸子同往山西右衛居住。到七月，雍正發佈《御制朋黨論》，進一步打擊朋黨勢力。所以從雍正即位到二年七月，是他打擊朋黨的第一個階段。
這種變化源出於政治形勢的演變，二年春天，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平定了，雍正帝位因而進一步鞏固。他說這件事“誰不誦朕之福，畏朕之威也”，因而減少顧忌，大刀闊斧地向政敵殺去了。但進展得並不快，這中間又有年羹堯和隆科多的案件插了進來，使政事複雜化。因此暫且放下允祀集團，看看年羹堯、隆科多與雍正初政的關係。
第二節 年羹堯、隆科多與雍正初政
一、寵異年、隆
隨著雍正的繼位，隆科多、年羹堯成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把佟國維在康熙第一次廢太子中獲罪失去的公爵賞給隆科多，過了兩天，下命稱隆科多為“舅舅”，使他多了一個頭銜，即再提到他的時候，在世爵之外，還要加上“舅舅”字樣。雍正與隆科多分屬甥舅，但皇帝承認不承認是另一回事，所以這稱舅舅，是皇帝封給的，不是理所當然的。封爵、尊稱及總理事務大臣，是雍正酬謝隆科多扈翼登極之功。同年十二月，任命他為吏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次年命兼管理藩院事，任《聖祖仁皇帝實錄》和《大清會典》總裁官，《明史》監修總裁。雍正還賜給他太保加銜，雙眼孔雀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鞍馬紫轡。這時的隆科多，作為“密勿大臣”，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參與處理重大事務，雍正獎他為“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真是寵榮備至。
再從雍正給臣工的賞賜匾額、對聯等物來看雍正元年隆科多的地位。這一年雍正給內外大小臣下的賞賜，據中國歷史博物館保存的《御筆賞賜簿》記錄，筆者依人頭作統計，多數人得到一二次恩典，在三次以上的就不多了，不計算太監，官員得到賜予的次序是：隆科多十三次，允祥八次，年羹堯七次，直隸巡撫李維鈞六次，莊親王允祿、果郡王允禮、戶部尚書張廷玉、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朱軾、吏部左侍郎黃叔琳各五次，此外四川提督岳鍾琪、內閣學士查嗣庭均為三次。隆科多不僅首屈一指，且遠遠超越眾人，他所得的恩賞多系御書匾額、對聯、詩扇、福字以及數珠、袍褂，如四月初八日賞的御筆“世篤忠貞”匾，九月二十二日的“功宗元祀”匾，上面均鈐有“雍正御筆之寶”印記，七月二十八日隆科多、年羹堯都獲得御筆詩扇，上用“為君難”引首，“朝乾夕惕”、“雍正宸翰”圖章各一方，八月十三日隆科多領賞御筆對聯一副，上書“英烈冠當時旗常著續，鴻名垂奕世俎斗酬勳”。匾額對聯的文字，表示雍正對隆科多的讚揚和期望，對隆科多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世篤忠貞”之匾詞標誌隆科多家族歷朝為忠臣，將長盛不衰。在雍正給隆科多的賜品中有四團龍補服，是很少賞給臣下的。而所賜黃帶更屬罕見，因為這是宗室成員的專用品及身份標誌，康熙朝特例賞賜過額駙尚之隆，雍正以此為例賜予隆科多。從賞賜次數、品物和御筆文字內容，可知隆科多在群臣中的獨特地位。不止對隆科多本人如此，對他的家屬也是特別加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加恩總理事務王大臣，賞隆科多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由長子岳興岱承襲，次子玉柱由侍衛提升為鑾儀尉鑾儀使。元年四月追贈隆科多之父佟國維謚號“端純”。
隆科多在正式職務之外，還有兩項特別的使命，一是“傳諭”，就是傳佈雍正的口諭，具有這種資格的大臣，只有隆科多及允祥、張廷玉等幾個大臣，這樣的“口含天憲”，是朝政中不常有的；另一是轉傳奏折，因為有些中下級官員沒有資格上奏折，而被雍正特許，但是折子不能直接送交內廷，需要交給皇帝特許的親重大臣，這也是允祥和隆科多幾個人。隆科多還有一些職務外的臨時、臨事差事，如二年三月雍正召見孔子後裔孔繼溥及儒家曾、顏等五氏後裔，因孔繼溥是候補知府，若依年資等候，得缺尚需時日，故而讓隆科多會同張廷玉傳旨，賜孔傳商等五十六人貂皮各一張。雍正整治允祀黨人，遇到阻力，有反對者，也有觀望者，二年十一月，雍正說他責備允祀，察看眾人神色頗不以為然，唯有“舅舅隆科多、大將軍年羹堯、大學士王頊齡、侍郎沈近思曾在朕前陳奏”。可知隆科多、年羹堯是向允祀發難的極少數大臣。
雍正對隆科多的倚重暫說到此，接著來看如何對待年羹堯的。年羹堯在康熙末年做到川陝總督，得到康熙重用，但在六十一年（1722年）建議從四川撤軍，遭到申飭，而進入雍正朝，地位驟升，不可一世了。
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半年後，即元年五月，雍正發出上諭：西北軍事，“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務，斷不可貽誤，並傳諭大將軍延信知之”。名為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實際上攬到了西北軍事指揮權，奪了撫遠大將軍延信的權力。雍正告誡官員秉命於年羹堯，在雲貴總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年羹堯近年來於軍旅事務邊地情形甚為熟諳，且其才情實屬出人頭地。”“兵馬糧餉一切籌備機宜，如及與年羹堯商酌者，與之會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鍾琪的奏折上批示：“西邊事務，朕之旨意，總交年羹堯料理調度。”在署理西安將軍普照元年六月奏折上朱批：“諸事朕已俱諭年羹堯矣，按伊交付遵照施行”。唯年羹堯是賴、是信，說得非常明白。同年十月，發生了青海厄魯特羅卜藏丹津的暴亂，雍正遂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率師赴西寧征討，次年成功，封年羹堯為一等公。這時年大將軍威鎮西北，兼預雲南政事，是沒有封王的西北王。他是雍正在外地的主要依靠者。
年羹堯遠在邊陲，卻一直奉雍正之命參與朝中事務，特別是在青海成功之後。年的與議朝政，有許多是秘密的，後來他又出了事，所以他的預政難見史冊，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雍正給他的朱諭，保留了若干痕跡。雍正在一分朱諭中寫道：
……陝西光景似少些雨，麥田如何？近京城少旱，聞得直隸四外雨皆沾足，其餘他省頗好。聞得江南、河南、山東三省搭界處有十數州縣，去歲蝗蝻復發，隨便寫來你知道。再先因邊事急，要爾所辦之事外，實不忍勞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爾之所見所聞，與天下國家吏治民生有興利除弊，內外大小官員之臧否，隨便徐徐奏來，朕酌量而行。特諭。
要年羹堯條奏的事情非常廣，吏治民生的得失，朝內朝外大大小小的官員的好壞，全都包括在內。這本是宰輔的職責，要年來做，實是寄予了重托。雍正在另一份朱諭中說：“有條奏數條和你商量者，徐徐有時寫來”，同他研究別人的奏議。耗羨歸公的事，山西巡撫諾岷提出後，雍正認為很好，可以行得，但交廷臣討論，遭到反對，雍正又覺得他們的話也有道理，拿不定主意，於是徵求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館修訂律例，邊改定，邊上呈，雍正閱後，發給年羹堯看，要他於可斟酌處提出修改意見。康熙將朱熹升入十哲之列，雍正還想把周敦頤、程顥、程頤抬進這個行列，但周、程生活時代早於朱熹，要升格，就必須排在朱熹前面，雍正覺得朱熹事是乃父所定，若再將周、程置於朱熹之前，於乃父面上不好看，於本身講孝道也不好，故而委決不下，要年羹堯“詳細推敲奏來”。及至年提出意見，雍正特諭九卿，說他“讀書明理，持論秉公”要他們細心參考他的意見。有一次考庶常，翰林院已按慣例分三等作了衡量，定了名次，雍正又將試卷秘密送給年羹堯閱視，他在朱諭中寫道：
時文頭二三內，你速速看了，應那上移下者另封，上寫應入某等，仍封原封內交還。不可令都中人知發來你看之處。二等者特多了，若恐冤抑人，作四等亦可。……文章盡力速速看來。
既令年羹堯參與其事，又不讓人知道，把事情辦得很詭秘。二年（1724年）冬，年羹堯陛見之前，雍正因其將來，命各省大吏屆期赴京集會，四川巡撫蔡珽以無可會商事務提出異議，雍正又就此徵詢年羹堯的看法。以年之行止定其他督撫的行動，足見雍正把年羹堯置於其他督撫之上，使他的政見具有某種決定性作用。對於允祀集團的處理，雍正不僅與年羹堯磋商，更讓他參加執行。允禟交年羹堯監管後，年說允禟“頗知收斂”，他的人也知道畏懼了，雍正告訴年：允禟和允祀是不可能改變態度的，允禟是“奸詭叵測之人”，要繼續提防。又說“蘇努實國家宗室中之逆賊，真大花面也，其父子之罪，斷不赦他也”。對於雍正的指責阿靈阿、揆敘等允祀黨人，社會上傳言是年羹堯的主意，雍正加以否定，說：“朕之年長於年羹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幾庶務無不洞燭其隱微，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這是“顧左右而言他”，不能否認年羹堯在打擊允祀集團方面的作用。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更與年羹堯頻頻相商，並給予後者以巨大權力。在年的轄區內，“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至千把”，俱聽年羹堯分別用捨。元年四月，雍正令范時捷署理陝西巡撫，不久欲將之實授，意將原任巡撫噶世圖調為兵部侍郎，就此項任命，特同年羹堯相商。川陝境外的官員的使用，雍正也常讓年羹堯參謀意見。京口將軍何天培的為人，雍正聽到不同的議論，就問年羹堯可曾聽到什麼，希望他“據實奏來，朕以定去留”。葛繼孔原任江蘇按察使、內閣侍讀學士，被年羹堯參奏，降為鴻臚寺少卿。長蘆巡鹽御史宋師曾，年羹堯把他大為保薦。安徽官員朱作鼎，年羹堯奏請將他罷職。康熙末，趙之垣署理直隸巡撫，年羹堯密參他是庸劣紈褲，不可擔當巡撫重任，雍正聽了年的話，將他撤職，改用李維鈞。李的由妾扶正的妻子，是年羹堯家人魏之耀的乾女兒，雍正又特地叫李與年親近，所以畿輔重臣倒成了年羹堯的“下人”。江西南贛總兵缺出，雍正擬用宋可進，年羹堯奏稱他不能勝任，請將黃起憲補授，雍正採納了他的建言。二年（1724年）二月，李紱就廣西巡撫任，保薦徐用錫同往，年羹堯卻說徐是人品不端的小人，不能用。松江提督高其位年老，雍正欲令他在總督、提督、鑾儀使三職內任挑一個，適值年羹堯進京，就令他去問高，並徵詢年的意見。
雍正初，年羹堯兩度進京。一次在元年春天，路過山西，因該地欠收，就叫晉撫德音奏請緩徵錢糧，德音沒有照辦，雍正就以此為一個緣由將德音免職，肯定了年羹堯的越境管事。第二次是在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間，雍正特令禮部擬定迎接年大將軍的儀注，侍郎三泰草擬不夠妥善，受到降一級處分。年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安坐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點點頭。年羹堯在京的短暫日子裡，與總理事務大臣馬齊、隆科多等一起擔任宣傳上諭的使命，雍正說年是“藩邸舊人，記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筆通暢，能達朕意”，是以“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年羹堯儼然成為總理事務大臣了。
雍正跟年羹堯私交至厚，給予特殊的甚至是人臣所絕無的榮寵。元年，雍正認為像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有十來個人，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待到青海功成，雍正興奮異常，把年羹堯視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這樣說有失至尊的體統，但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他又向年說：
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當西寧危急之時，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煩驚駭，委曲設法，間以閒字，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每向怡（親王）、舅（舅），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總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
把對年的寵異，當作是對天地的忠誠，既不倫不類，話也讓人聽了肉麻。他還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因有這樣的臣子而嚴格要求君主，也是人們難於聞見的。雍正為了把對年羹堯的評價傳諸久遠，諭諸王大臣：對年羹堯這樣為國出力的人，“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簡直以對年羹堯的態度，判斷人們的正確與否。雍正對年及其家屬關懷備至。年羹堯的手腕、臂膀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加以垂詢，對年父遐齡在京情況、年羹堯之妹年貴妃及她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也時時諭知。年妻是宗室輔國公蘇燕之女，封為縣君，又因她加恩多給她娘家一個公爵。雍正對年羹堯賞賜極多，元年春天，查抄原蘇州織造李煦家產，將其在京房屋賞給了年，家奴任他挑選。賜藥品、食物是經常的，一次賜鮮荔枝，通過從京師到西安的六天驛程的驛站傳送，爭取保存鮮美。這種賞賜，可與唐朝的向楊貴妃送荔枝媲美了。在前述賞賜隆科多十三次事情中，已經說明年羹堯得到七次，是第三多的人，然而雍正御書的匾額，詞曰：“社稷之臣”，為隆科多所未用。
年羹堯以藩邸元老看不起隆科多，對皇帝說他是“極平常人”。雍正為使這兩個寵臣不發生摩擦，多次為隆向年做工作。在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堯的奏折上就年是否進京陛見之事批道：有些事，舅舅隆科多說必得你來商量。表明隆對年的尊重。他接著說：“舅舅隆科多，此人朕於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也。”希望年能與隆和好共事。雍正為糅合這兩家，自行主張，把年的長子年熙過繼給隆作兒子，隆已有兩個兒子，獲知這一恩賞，喜不自禁，說他命中該有三子，如今得到皇帝之賜，即如同上天所給的，就把年熙更名為得住，並表示一定和年羹堯團結共事：“我二人若少作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隆本具和好之意，年經過雍正的這些工作，自然也要和衷共濟了。
年羹堯的功勞，主要是在二年二月平定青海的羅卜藏丹津的叛亂上，這個事情的過程及本身意義，以後有機會談到，其實它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雍正的威望和政權的穩定。其時雍正繼位不到一年半，人們還在觀望他能不能坐得住。他遂利用這個勝利，大肆慶祝，好穩住政權並向政敵發動進攻。二年三月初九日，正在遵化祭陵的雍正，接到年羹堯青海大捷的奏報，捷報稱，之所以獲得勝利，“皆由聖主高厚之恩，官兵感戴，依仗天威，各加奮勇所致”。雍正向扈從大臣官員宣示，眾人歡呼稱賀，鹹云：“半月克奏大功，自古未有，皆我皇上聖德神威之所致”。年羹堯和朝臣眾口一詞，將勝利歸功於當今皇上的聖德神威。二十二日雍正以平定青海，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奉先殿。四月初二日遣官告祭遵化孝莊文皇后暫安奉殿、順治孝陵、孝東陵、康熙景陵。十五日舉行慶賀禮，雍正接受之外，又以“追念聖祖仁皇帝遺烈，悲哀不止”。二十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請，青海大捷，應獻俘於太廟，恭請皇帝臨御午門受俘，雍正下旨：“平定青海，實乃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景陵”，獻俘之禮應當舉行，但若行受俘之禮，則“歸功於朕”，是否不必舉行，然循群臣之請，最終還是舉行了。
雍正初政，隆科多、年羹堯起了重要作用。
僉都御史吳隆元稱隆科多為“柱石大臣”，確實，隆科多和年羹堯是雍正政權在其初年的兩根台柱子，他們同怡親王允祥等一起，在雍正的建築下，撐起了這個政權大廈。他們堅持反對允祀、允禵的鬥爭，置對方於無能為力的被動地位；他們進行青海平叛戰爭，穩定西北局勢；他們贊助耗羨歸公等項改革，促進清除康熙季年的弊政。他們是雍正初年朝政的重要執行者，促進了政治的進步。
他們得到雍正的殊寵異榮，有其客觀原因。長期的朋黨之爭，使雍正上台之後，不能完全依靠原來的朝臣，而必須在他們中選擇傾向於自己的或持中立態度的官僚；對自己集團的老人，既要酬其往日的勞績，又要為保持今日政權的穩定，用他們為核心，團結廣大官員，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班底，本集團的首要分子，自然就成為朝中的柱石。
雍正給年、隆的寵榮有一定的限度，隆職權雖重，但沒有用為大學士，年無有朝中職務，大將軍雖尊，干預事務雖多，然不能直接施行，假手於人，終非能為所欲為。不過，雍正對他們，尤其是年羹堯，寵異過分，評價過高，徵求意見過多，以致他們權勢炳赫，幾乎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也是雍正有意無意養成的。早在元年，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等就說雍正“凌逼眾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被年羹堯保舉的范時捷幾次在雍正面前訴說年羹堯“狂縱”。戴鐸向雍正揭發年羹堯違制用家奴桑成鼎為官。二年上半年，來喜說雍正“聽用總理事務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親友”。這些言論講了兩個內容，一是他們任用私人，一是擅權狂縱。這些人講話時，都遭到了雍正的呵斥，說他們是無知之論，是庸人揣測皇帝的心意。但為時不久，他就以類似的言論開始責難年、隆，並不斷升級，興起大獄。
二、年羹堯之獄
年羹堯憑恃功勞大，皇帝寵信，行事不知檢點，做出種種越權枉法的事，即使皇帝允許的，但也是不合制度的。他的行事不端，概要講來：
（甲）全憑己意任用屬員。
山西按察使蔣泂說年羹堯擅權用人情狀：
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者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鎮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簡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已傳聞某人為巡撫提鎮布按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果出矣，未幾而其人果得矣。
這是講年羹堯以總督的身份，任用屬員，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官等地方大員的任免也出於他的意志，所謂皇帝特簡之權也就徒具形式了。作為大將軍的年羹堯，以軍功保舉官員，濫用私人，所謂“軍中上功，吏部別為一格，謂之‘年選’，盡與先除”。吏、兵二部給年羹堯特殊待遇，凡他的報功請封名單一律准行。奴僕沒有出籍不許做官，年羹堯的家僕桑成鼎以軍功議敘，先任西安知府，後升直隸道員。另一僕人魏之耀也敘功，位至署理副將。年的幕客趙士河的弟弟趙勖因軍前效力得知縣職銜，已經亡故，年就私令劉以堂頂替。
（乙）接受賄賂，開奔競之門。
君主制度下皇帝開捐納賣官鬻爵，高級官員自亦可納賄用人。年羹堯大權在握，“於是鮮廉寡恥行賄鑽營之徒相奔走於其門”。有人說年羹堯保題各官“悉多營私受賄，贓私巨萬”。被年奏參過的葛繼孔，兩次向年羹堯打點，送去銅器、磁器、玉器、字畫等文物，年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被年密奏罷官的趙之垣，向年贈送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年轉而保舉趙之垣可以起用。
以私人關係用人、薦人，很容易形成舉主與被舉者、主官與屬吏的隸屬關係，嚴重的就產生宗派集團。年羹堯的周圍就聚集了一夥人，如原西安按察使王景灝被年推薦為四川巡撫，王對年百依百順，被人稱為年的乾兒子。原西安布政使胡期恆受年之薦，被擢為甘肅巡撫。經年推薦的南贛總兵黃起憲，原來是魏之耀的姻親。
（丙）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
年羹堯為大將軍，就其後來得的公爵講，其權威頂不上清初統兵的諸王，更不能望允禵項背。但他因繼允禵之職，在權勢上要同這位大將軍王相比擬。過去大學士圖海出任大將軍時，與督撫往來文書，俱用咨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堯正應同他一樣，但是給將軍、督撫函件竟用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在軍中蒙古諸王跪謁，連額附、郡王阿寶也不例外。他進京，都統范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跪迎。雍正發往陝西的侍衛，因系皇帝身邊的人，理應優禮相待，然而年用他們作儀仗隊，前引後隨，充下人廝役。年羹堯凡出衙署，先令百姓填道，臨時戒嚴，兵丁把守街口，店舖關門停業。即如二年十一月由京返陝，路過保定，“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絕人行”，好不威風。凡送禮給年的稱為“恭進”，年給人東西叫做“賜”。屬員稟謝稱作“謝恩”，接見新屬員叫“引見”。年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這一切像是皇帝對臣工的樣子。年身邊的人也以老大自居，傲視百官。年路過河南，本非其屬吏的懷慶府同知穿著官服向年的巡捕官跪著回話，巡捕官安然受之。魏之耀進京，州縣道旁打躬，游擊、守備跪道，魏乘轎而過，全不答理。據記載，年家塾教師沈某回原籍江蘇省親，沿途“將吏迎候如貴宦，至江蘇，巡撫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說者未免誇大其詞，然亦見年之權勢懾人。
年羹堯接受了許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名義上是軍前效力，或學習理事。這些人有的是自願來的，如李維鈞的親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勒令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退職，又要其送一子“來我軍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質的意思，表示依附於年。
對於臣道，年羹堯則恃寵而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寧軍前，兩次恩詔頒到，不按照規定在公所設香案跪聽開讀，宣示於眾。年羹堯編選了陸宣公奏議，進呈後，雍正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尚未寫出，年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認可。當時君臣二人關係融洽無間，雍正表示讚賞他這樣做，以見雙方真誠相待，但這已越出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年羹堯陛見，在雍正面前“箕坐無人臣禮”。他的大膽妄為，是走的取禍之道。
（丁）在雍正親信間鬧不團結。
年羹堯權力的炙手可熱，難免不同其他權臣發生衝突。隆科多名望不及年羹堯，基本上甘心與其結好，倒能相安無事。馬齊等人無法與年比肩，便不在話下了。唯獨怡親王允祥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任總理事務王大臣，兼辦宮中事務和雍親王藩邸事項。他可以代表皇帝聯絡封疆大臣，一些沒有資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亦可經雍正允許，通過允祥轉奏。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當年羹堯在青海用兵時，隆科多妄圖阻撓，而允祥向雍正進言專閫之道，使其順利建功。可是對這樣的人，年羹堯還妒意十足，於二年十一月對李維鈞說：“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廣，而內草率不堪，矯情偽意，其志可見”。蔡珽原本經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團，其川撫任內，年羹堯奏請在四川鑄錢，蔡以不產鉛把它否定。蔡逼死重慶知府蔣興仁，受夔東道程如絲的賄賂，年以此彈劾蔡，蔡被革職拿問。同蔡至好的李紱於元年任吏部右侍郎，時值議敘捐造營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堯之子年富，趨炎附勢的人要比照軍前效力從優議敘，李紱以違例不同意，年乃“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怨恨李紱。是以年與蔡、李不和。年與傅鼐同是雍邸舊人中傑出者，雍正說年有才情，而傅忠厚，二年冬欲起用傅，年不高興，說這將使皇上“耳目雜矣”，這是他二人素來不和的發展。年還中傷河南巡撫田文鏡、山西巡撫諾岷，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年在雍正班底內部與許多人不和好，只能把自己置於孤立地位。
雍正對年羹堯態度的轉變是在他第二次進京的時候。年於十月至京，雍正對他非常熱情，要九卿給他優敘加恩，說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不久，雍正賞軍，都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似乎是說恩威不自上出，雍正被年羹堯玩弄於股掌之中了，這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他受不了了，十一月十五日，對諸王大臣說：“朕豈沖幼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乎？”“朕自揣生平諸事不讓於人，向在藩邸時諸王大臣不能為之事，朕之才力能辦之，諸王大臣見不到之處，朕之智慮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盡其心思才力以轉移風俗，豈肯安於不能？”年羹堯有大將軍總督之才，而不具天子聰明才智。他還說，講那些話的人，是設計陷害年羹堯。他又把話鋒移向隆科多，說有人議論他，也無非是出於忌妒。這些話明著是責難造言者，實際含有告誡年、隆不要盈滿驕恣，而要防微杜漸。這時有人密向雍正建議，不要放年羹堯回陝西，以便留京控制。能夠作這種建言的，不會有幾個人。究竟是誰，資料沒有交代，估計是密參帷幄的禪僧文覺。據蕭奭記載：“傳聞隆、年之獄，阿、塞之死，皆文覺贊成”。很可能，在年離京之前，雍正與文覺密商了拘留他的問題，只是認為時機未到，把他放走，但年並不知曉，仍然耀武揚威地回任了。看來，雍正已經作出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年羹堯。
如果說這種決定是第一步的話，第二步是給有關人員打招呼，揭發或警惕年羹堯的活動。向疆吏透露對年羹堯態度的對象最早的可能是李維鈞，雍正在李的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堯陳奏數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純，大有舞智弄巧潛蓄攬權之意”，你同他的密切關係是奉旨形成的，不必恐懼，但要與他逐漸疏遠。接著，雍正在湖廣總督楊宗仁的同月十五日奏折上批道：“年羹堯何如人也？就爾所知，據實奏聞。‘純’之一字可許之乎？否耶！密之！”說白了，就是講年不是純臣。川撫王景灝的同月初二日的奏折，得到的朱批是：“年羹堯今來陛見，甚覺乖張，朕有許多不取處，不知其精神頹敗所致，抑或功高志滿而然。”你雖為年所薦，但不要依附於他，須知“朕非年羹堯能如何如何之主也”。河道總督齊蘇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折上的密諭是：“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又說怡親王“公廉忠誠，為當代諸王大臣中第一人，爾其知之”。雲貴總督高其倬在三年（1725年）二月十二日奏折上說：讀到皇上的密諭，“內有朕命爾事事問年羹堯之前諭，大錯矣！”在此以前，雍正已向他交了底。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有通家之誼，雍正在他的三年正月十一日奏折上知會他：“近日年羹堯擅作威福，逞奸納賄，朕甚惡之”。雍正在署涼州鎮總兵宋可進三年三月初一日奏折上告訴他：“年羹堯頗不喜爾，爾須加意防範，勿露破綻，被伊指摘”。其他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員還有，僅此數例可知，雍正打招呼的人有三種類型：一是王景灝、李維鈞等人，系年羹堯親信，雍正要求他們與年劃清界限，加以揭發，爭取自身的保全，這是分化瓦解政策，最高限度地孤立年羹堯；一是齊蘇勒、高其倬等人，原為年所不喜，使他們得知要整飭年，更堅定地擁護皇帝；一是李成龍類的，與年有一般關係，要他們及早警覺，在皇帝與年羹堯雙方不要站錯陣線。雍正在這些批示中要求官員同允祥接近，表明他是這場鬥爭的依靠對象。雍正經過二年冬至三年春的給官員打招呼，作好了向年羹堯公開進攻的準備。
第三步是直指年羹堯，將其調離陝西。雍正對年本人，在給其他官僚照會的同時，就有所暗示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年奏報抵達西安，雍正在奏折上書寫一段論功臣保全名節的話：
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警告年羹堯慎重自為，不可恃功招禍。在一個朱諭中，雍正告訴年：自你走後，揆會說你“立此奇功”，你的話“皇上不好不從”，他如此妄言，因將之發到允禵處，一同監禁。懲治年的吹捧者，對被奉承人也是打擊。公開責備年羹堯是從三年正月金南瑛事件開始的。年回陝即命已升任的胡期恆奏劾陝西驛道金南瑛，雍正說這是年、胡搞朋黨的做法，以金系大學士朱軾、怡親王允祥保薦的，不准奏。同月刑部奏蔡珽罪應擬斬，雍正反而召見蔡，問其川中情形，蔡奏年羹堯貪暴，誣陷他，雍正這時不問他逼死人命事，只說蔡珽是年羹堯參劾的，若罪蔡，則人們將說皇帝聽年的話殺了蔡珽，這就讓年羹堯操持了威福之柄，因此不能給蔡珽治罪，並把他起用為左都御史。三年二月，有所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嘉瑞，內外臣工均上賀表，年羹堯的表章頌揚皇帝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但把“朝乾夕惕”誤書為“夕陽朝乾”，雍正以此為題目，於三月間發出上諭，說年羹堯“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又說：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責令其回奏。這就把討伐年羹堯的戰幕正式揭開了。接著，一面不停地責備年本人，一面調換川陝官員，將甘撫胡期恆撤職，遺缺由岳鍾琪兼任，調署四川提督納泰回京，派鑾儀使趙坤前往署理，這樣去掉年的親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一面甄別、整飭年的屬吏或曾為其下屬的人，雍正說：“稂秀（莠）不除，嘉苗不長，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姑容”。三年三月初七日，大同總兵馬覿伯折奏與年羹堯沒有瓜連，朱批說他“滿口支吾，一派謊詞，對君父之前，豈可如此欺誑乎？”河南省河北鎮總兵紀成斌於三年二月初一日的奏折得到朱批，要他就年羹堯是什麼樣的人進行表態，五月十二日，紀奏稱年“背恩負國”，雍正朱批嗔道他“頗留有餘不盡地步”，下月二十八日，紀又回奏過去受年壓抑情況，才獲得雍正諒解，轉令他報告寧夏鎮總兵王暠與年的關係。雍正的這些活動，試圖搞清這些官員與年羹堯關係的深度，並促使他們與年分裂。經過如此部署，可以對年本人採取組織處理了。四月份，命年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年具折謝恩，雍正批道：
朕聞得早有謠言雲，“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
皇帝和臣下賭咒發誓，表示他不會虐待功臣，但又懷疑臣子要奪帝位，這就說明兩者間的矛盾很難調和了。雍正發出調令後，密切監視年的行動，年於五月到新任所，所經地方的大員，如豫撫田文鏡都及時報告了年的行蹤。年在川陝十數載，建功立業，兵將俱有，一紙文書就把他調走了，反映了中央政府強而有力，也是雍正佈置得宜。當時雍正近臣中有人因皇帝屢次降旨嚴責年羹堯，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它看做是無識之見而不顧，自信“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他的分析是正確的。年自赴浙，更成為雍正的釜中之肉，任其烹調了。
第四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年調杭州，官員更看清形勢，紛紛揭發他。李維鈞連上三疏，說年“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晉撫伊都立、都統范時捷、軍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職方司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揭奏年羹堯不法罪狀，雍正把他們的奏疏一一發示年羹堯，令其回奏。六月，嚴懲年氏子弟和親信，年羹堯的兒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統年興、驍騎校年逾削籍奪官，南贛總兵黃起憲、四川按察使劉世奇、原長蘆鹽運使宋師曾、鴻臚寺少卿葛繼孔等人以年黨、夤緣年羹堯的罪名，或削籍，或籍沒資財，或罰修河工。逮捕胡期恆、桑成鼎、魏之耀、河東運使金啟勳、家人嚴大等人。七月，大學士九卿請將年羹堯正法，雍正命革其將軍，以閒散章京安置杭州。又考慮到他的影響大，對他的處置需要進一步動員輿論，乃令地方大員各抒己見。封疆大吏自然看皇帝臉色行事，爭相上疏。廣西巡撫李紱斥責年羹堯“陰謀叵測，狂妄多端，謬借閫外之權，以竊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法所難寬”，要求誅戮。豫撫田文鏡也作了同樣的請求。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於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堯，十一月至京，十二月，議政大臣羅列年九十二大罪，請求立正典刑。這九十二條為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侵蝕罪分別是十八、十五款，忌刻罪四條。第一大罪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鄒魯是占像人，據供：他說年羹堯將位至王爵，年自雲不止此，五六年後又是光景，並說他住宅上的白氣是王氣。大逆之二是將朱批諭旨原折藏匿，而仿寫交回。僭越罪、狂悖罪就是前面敘述過的那些凌虐同官狂誕不謹的事。貪婪罪是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二十四萬兩，題補官員受謝規銀四十餘萬兩，收受樂戶竇經榮脫籍銀十萬兩，私行茶鹽，販賣木材、馬匹。侵蝕罪是冒銷四川軍需銀一百六十萬兩，加派銀五十六萬兩，冒銷西寧軍需銀四十七萬兩，等等。雍正說這九十二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三十餘條，但仍表示開恩，勒令年羹堯自裁，其父年遐齡、兄年希堯革職，年富斬立決，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次第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亦不許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發還母家。年羹堯父兄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員者，俱革職。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產俱抄沒入官，將現銀一百十萬兩送西安，補其各項侵欺案件的虧空。鄒魯立斬，案內朋黨胡期恆等人分別罪情，處以不同的刑法。年羹堯接到自裁令，遲延不肯下手，總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監刑的蔡珽嚴加催促，年遂絕望地自縊，叱吒一世的年大將軍怎會想到如此下場！更有意思的是，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這對君臣平日往來文書愛用佛家語，永訣之時，雍正猶用佛家說教，令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
雍正搞年羹堯，依靠了他的對立面蔡珽。蔡被任用都憲之後，同年四月兼正白旗漢軍都統，七月任兵部尚書，八月署理直隸總督，九月調回尚書任，十月為經筵講官，他還是議政大臣，身兼五六個要職。蔡珽自與年羹堯反目成仇，就把年往死處整，故催其速死。他也得到了好處，雍正把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銀綾綺首飾衣服器皿等物賞給了他。
雍正發了許多上諭，寫了不少朱批諭旨，宣佈年羹堯的罪狀和自慚自責，這中間道出了他大興年獄的原因。
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諭：
（年羹堯）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致陷朕於不明。
同年七月十二日上諭：
年羹堯自任川陝總督以來，擅作威福，罔利營私，顛倒是非，引用匪類，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又借用兵之名，虛冒軍功，援植邪黨，以朝廷之名器，循一己之私情。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令年羹堯自戕的上諭：
爾亦系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強，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爾父兄及汝子並汝閤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爾實心為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福，植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於心忍為乎？
處決年羹堯一年以後，在四川布政使佛喜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奔競之路，因種種敗露，不得已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戒，非為其權重權大疑懼而處治也。
把這些話與年羹堯的行事結合起來看，年的擅作威福已經造成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疑懼，這是年羹堯致敗的第一個原因。君主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不可違背，做臣子的要按照各自的官職爵位，做本分內應做的事情，行本分內應行的禮節。年羹堯本來就權重權大，又在自己權限範圍以外干預朝中政務，攘奪同僚權力，濫用朝廷名器，於是招來百官側目和皇帝的不滿、疑忌。比較起來，百官側目尤屬小事，皇帝疑忌問題就大了。雍正說不因權重權大疑懼他，這話有實有虛。雍正從政大權獨攬，為人自尊心極強，又好表現自己，年羹堯的位尊權重而不能自謹，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名聲，甚而是傀儡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忍受的。所以雍正最恨他不守臣節。另外，多少還有點懷疑年要造反，他轉述“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的俗諺，把年與爭皇位聯繫起來，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要說雍正怕年羹堯，自屬不合實際。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年只能俯首就誅，毫無防衛能力，唯有幻想看舊日的情分，手下超生。他反叛不了。所以雍正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於年羹堯與鄒魯、靜一道人圖謀不軌的事，顯系鍛煉成詞，原是欲加之罪，既不反映年要造反，也不表示雍正真相信他圖謀反叛。
雍正的疑忌不僅是嫉恨年羹堯擅作威福，還因其結成朋黨，會危害政治的清明，這是大興年獄的第二個原因。年羹堯任用私人，排斥異己，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人。這些人有前面提到過的胡期恆、王景灝、金啟勳、王暠、劉世奇、黃起憲，還有陝西按察使黃焜、甘肅按察使張適、神木道李世倬、鳳翔知府彭耀祖、西安撫民同知楊廷柏、延安知府李繼泰、涼州同知張梅、商州知州王希曾、郃陽知縣周文澤、鄠縣知縣靳樹榛、興平知縣梁奕鴻、南鄭知縣嚴世傑、三原知縣劉子正、醴泉知縣馬灼、朝邑知縣王持權、川東道金德蔚、川南道周元勳、保寧知府王國正、遵義通判崔鴻圖、重慶同知楊文斌、嘉定知州金式訓、資陽知縣靳光祚、南江知縣高世祿、巴縣知縣周仁舉、山西平陽知府董正坤、曲沃知縣魏世瑛、解州知州楊書、景州知州張基泰、興安鎮總兵武正安、襄陽鎮總兵張殿臣、四川提標中軍參將阮陽璟，此外還有邊宏烈、彭振義、趙建、周仲舉、郎廷槐、白訥、常璽、朱炯、趙成等人。這些人不一定都是死黨，但與年羹堯休戚相關，榮辱與共，年羹堯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腦，以陝甘四川官員為基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他們基本上控制川陝，在別處雖有聲威，然不能掌握。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獻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是藝術誇張，與實際情況自有很大出入。年羹堯任用私人，開始雍正睜一眼閉一眼，但發展下去，搞宗派活動，則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了。雍正要他“解散黨羽，革面洗心”，又以明珠與索額圖黨爭的事例，說明朋黨危害，不行解散，必加重責。以朋黨警告年羹堯，可見雍正對這個問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