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
康熙後期，官吏貪污、錢糧短缺、國庫空虛的情況，雍正即位前就知道了。他說：“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這是講的中央財政狀況，地方呢？他在即位之初就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雍正要想他的國家強盛，就不能不把整理財政、清查賦稅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
雍正正式即位前，內閣官員草擬登極恩詔，按照慣例，開列了豁免官員虧空一條，雍正認為這樣做是助長貪官污吏僥倖心理，繼續侵佔錢糧，當即不准開載，表明他對官員貪婪不法的深惡痛絕的態度。不多日，即他掌權的一個月——十二月十三日，給戶部下達了全面清查錢糧的命令。他說各地虧空錢糧，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漁，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寬仁，未對贓官明正法典；所謂勒限追補，也不過虛應故事，虧欠依然如故。但庫藏因此空虛，一旦地方有事，急需開支，則關係非淺，因此決定清查：
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己者，確審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隱，或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即如山東藩庫虧空至數十萬，雖以俸工補足為名，實不能不取之民間額外加派。山東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為官府之補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虧國帑，復累民生，大負皇考愛養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
雍正明確規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錢糧的方針、政策和注意事項。一個月後，即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發出在中央設立會考府的上諭。他說錢糧奏銷中弊病很大，主要是看有無“部費”，若沒有，就是正當開支，計算也清楚，戶部也不准奏銷，而一有部費，即靡費百萬，亦准奏銷。當日大行皇帝也知道這種弊端，不過不欲深究，從寬處理，然而“朕今不能如皇考寬容”，此後一應錢糧奏銷事務，無論哪一部門，都由新設立的會考府清厘“出入之數”，都要由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尚書朱軾會同辦理。雍正要求允祥嚴格推行他的清查政策，對允祥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親自查出”。雍正一再表示他不寬容，決心從上到下、從內到外，把懲辦貪官、清理虧空的鬥爭迅速地、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原來各部院動用錢糧，都是自行奏銷，會考府設立後，由它來稽核，就不能自行營私舞弊了。會考府成立不到三年，辦理部院錢糧奏銷事件550件，其中駁回改正的有96件，占所辦事件的17%。戶部庫銀，經允祥查出虧250萬兩，雍正責命戶部歷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清查中涉及貴族和高級官僚，也不寬貸。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曾管過內務府事務，追索其虧空，他將家用器皿擺在大街上出賣，以便賠償。第十子敦郡王允䄉也有應賠銀兩，賠了數萬金，尚未全完，後查抄他的家產。內務府官員李英貴夥同張鼎鼐等人冒支正項錢糧百餘萬兩，雍正就抄了他的家。因為厲行清補，人們責怪主持其事的允祥“過於苛刻”，“過於搜求”，雍正說這不是允祥的事，是他為“清弊竇”，飭令著追，自己承擔了責任。
在地方上的清查虧空，雍正元年普遍開展起來。雍正在盛京將軍唐保德等奏請拿審虧空錢糧官員奏折朱批：“諸多年來各官仰仗皇考仁慈，竊取國家錢糧，貪贓枉法，勒索百姓，已成常事，朕決意革此流弊。”清理地方虧空的態度異常鮮明和堅決。當年被革職查封家產的有湖廣佈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原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前江南糧道李玉堂。山西巡撫蘇克濟，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起任職，六十年（1721年）丁憂去職，雍正元年六月潞州知府加璋告發他勒索各府州縣銀450萬兩，於是籍沒家財，以償虧空，並責令其家人趙七賠償20萬兩。原河道總督趙世顯剋扣治河工料，侵蝕錢糧，下刑部獄，家財充公。蘇州織造李煦虧空銀38萬兩，抄家賠補。雍正指斥李煦“不安分”，與光棍為伍，“謊用、虧空織造衙門銀亦不少，理應將李煦立即拿獲”。
贓官一被揭發，雍正為使他們退出贓銀，保證歸還國庫，主要是採取抄家籍沒的手段。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錢以塏提出追補辦法：“凡虧空官員題參時，一面嚴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員，封其家產追變，庶不致隱匿寄頓。”官衙與原籍同時抄檢，避免隱藏，一切家產估價變賣，就可以較多地完納應償虧空。這項建議被雍正採納了，大多數犯官的清償都照此進行。於是社會上流傳雍正“好抄人之家產”的說法，甚至人們打牌，把成牌稱作“抄家湖”，這固然表現了一部分人對雍正抄家的不滿，反之也表明用它作為對付贓官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對人們的攻擊，雍正也作了辯解，說明抄家的必要：“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之例，是以朕將奇貪極酷之吏，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
與抄家同樣重要的手段是罷官，凡是貪官，一經被人告發，就革職離任，不許再像以往那樣留任以彌補虧空。元年二月，雍正諭吏部：“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催追，必致貽累百姓”，不可復留原任；若已清還完畢，尚可為官的，由大吏奏請。雍正看到，若允許留任清補，必然要以新的貪污補償舊項，所謂“不取於民，將從何出？”他嚴厲打擊貪官方針的實行，被罷官的很多。三年（1725年），湖南巡撫魏廷珍奏稱，該省官員“參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繼續糾參。十年（1732年），直隸總督李衛說，通省府廳州縣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無幾，官員的頻繁更換，原因之一是被撤職的人多。
既要保證虧欠歸還國庫，又不許贓官得好處，雍正還採取了許多措施：
命親戚幫助賠償。雍正說有的犯官把贓銀寄藏在宗族親友家，這些人也有平時分用贓物的，這時要幫他清償，所以往往抄沒這些人的家產。這樣被觸動的人多，株連太廣，不得人心，實行四年之後，把它停止了。
禁止代賠。過往追贓時，有以地方官和百姓代為清償的，雍正概不准行。元年五月，新任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由該省官員幫助前任總督趙弘燮清補虧欠，雍正說縱使州縣官有富裕，只可為地方興利，不可令為他人補漏。二年四月，雍正說令州縣代賠之事，弊病很多，可能是不肖紳衿與貪官勾結，利用題留復任，也可能是棍蠹借端科斂，因此不准通行。
挪移之罰，先於侵欺。挪移多是因公挪用，常常有不得已的情況；侵欺是貪污。兩種情況，都是虧空，性質有所不同，在處分上也大不一樣。一般的懲治，先抓貪污，後及挪移。官僚遂因之取巧，將侵欺報作挪移，避重就輕，希圖免罪。雍正對這種情弊瞭如指掌，他說貪婪的官員，“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實，至於萬難掩飾，則以多者為挪移，少者為侵欺，為之脫其重罪，似此相習成風，以致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亦不過以挪移結案，不致傷及性命，皆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為對付貪官的鑽空子，雍正改變成例，在挪移和侵欺兩項追賠中，不管哪個案子發在先頭，一律“將挪移輕罪之項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項令其後完，使捏飾挪移希避重罪之人無所施其伎倆”。他這種辦法，顯然把輕重倒置了，具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卻又含有合理因素，即對懲治貪官確有好處。他是不拘成規，想得出，做得出的人。這個辦法只能在特殊情況下行於一時，隨著打擊貪污取得成效，情況有了變化，就恢復舊日先完侵欺後完挪移的成法了。
對畏罪自殺官員加重處理。四年（1726年）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參肇高羅道李濱虧空錢糧，李即自殺。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參革興泉道陶范，還未審理，陶已自盡。雍正說：這是犯官“料必以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為子孫之計”。為使他們的狡計落空，令督撫將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所有贓款著落追賠”。
使用這些辦法，清查了三年，取得一定效果。各省清償了一部分虧空，有的省做得比較徹底。如直隸總督李維鈞在二年八月報告，該省虧欠銀41萬兩，到本年六月已完20萬兩，下余21萬兩明年可以償清。河南等省也清查較好，下面即將講到。雍正並不滿足，他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沒有很好地執行他的政策，即他們開始糾參屬員時很嚴厲，審結時從寬開脫，以使屬員懷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滿，事情未能完結。雍正下令展限三年，要求務必達到預期目的，他說：
凡各省虧空未經補完者，再限三年，寬至雍正七年，務須一一清楚，如屆期再不全完，定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如有實在不能依限之處，著該督撫奏聞請旨。
他的決心很大，搞不徹底，絕不罷休。
在整個清查過程中，有的督撫積極開展，有的由雍正派員前往審理，都反映了地方清查的進行情況。
二年（1724年），田文鏡就任河南布政使，旋升巡撫，他一到任，就著力清查虧空，當年四月初六日奏折表示：“臣不遺餘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覺察，設法嚴查，總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
對犯有貪污罪的官員，毫不徇情，堅決題參革職審查。三年，參劾信陽州知州黃振國“狂悖貪劣，實出異常”。克山縣知縣傅之誠吞沒雍正元、二、三年耗羨銀1400多兩，田文鏡將他革職題參。到四年夏天，他共參奏屬員22人。經過田文鏡及其前任石文焯的努力，雍正二年就把欠在藩庫的虧空補清，欠在州縣的三四十萬兩也嚴催急補。到十年（1732年），河南布政司庫存耗羨銀七十多萬兩，表明河南絕對沒有虧空現象。雍正對田文鏡的雷厲風行很讚賞，說“田文鏡參官最多，鄂爾泰從不輕彈，然二人皆各有道”。對他的清查及各項政事非常滿意。田文鏡因此與推行改土歸流的鄂爾泰成為“模範督撫”。
四年（1726年），大規模清查江西錢糧。江西各府州縣倉谷虧空很多，巡撫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