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舉國為之嘩然，這無疑為張作霖及「三角反直聯盟」準備了一個倒直的最好理由。張作霖立即通電予以反對，緊跟著張學良便在整理處刊行的軍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革命」的文章。彼時的張學良已在國內軍政界嶄露頭角，跟孫中山等要人亦有書信往還，加上題目新鮮，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少帥如今對革命也產生了興趣。一讀才知道，張作霖所說的革命其實只是要「革」曹錕的「命」——曹錕的總統是賄選出來的，推翻曹錕即為革命。
當年秋天，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命來到關外，與東北方面共同商討如何對付曹、吳。他所攜的軍事方案主張先由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牽制長江以南的直軍，然後東北方面再出兵關內，直搗北京。
張作霖同意南北夾擊，但強調分頭進行，各自發動，彼此不必有統屬關係。他的意思還和從前一樣，即大家合作可以，只不過我張作霖絕不會做你孫中山的配角。對於這一點，雙方雖然在會上都未明言，但心中都能領會，可以說是無形中達成了協議。
作為張作霖在「三角反直聯盟」中的另一個政治夥伴，段祺瑞的表現同樣非常活躍。直奉戰爭前，段祺瑞收買直系軍隊的行動之所以難以取得進展，是因為沒有合適的渠道和方法從東北取得資金。戰爭結束後，段祺瑞經過研究，決定派楊宇霆在北京的舊相識於立言為密使，以商人的身份做掩護前往奉天，同時還商定了如何以密碼電報聯繫，如何通過山海關檢查等細節，從而使得取款方面的難題得以迎刃而解。自1923年4月至1924年3月，張作霖向段祺瑞提供的活動資金總計達到大洋二百八十二萬元，遠超他給予孫中山的經費，從事後來看，這筆巨款也確實物有所值，在關鍵時候幫了東北軍大忙。
那段時間，張作霖在關外靠「整軍經武」養精蓄銳，吳佩孚則在關內用「武力統一」削平群雄。不到兩年，全國範圍內尚未為曹、吳所吞併，並且敢於同曹、吳相對抗的實力派，除山海關外的奉張外，便只剩下了南方擁護孫中山的粵軍，以及華東擁護段祺瑞的盧永祥、何豐林。
盧、何一個據有浙江，一個據有上海，這其中何又依附於盧，行動上唯盧馬首是瞻。盧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統和段派嫡系，他個人非常崇拜段祺瑞，不管段經歷怎樣的升沉榮辱，始終堅決擁護，稱得上是一名段的死忠粉。
直皖戰爭後，皖系軍事力量分崩離析，唯浙滬的盧永祥、何豐林，福建的臧致平、楊化昭尚在支撐，他們作為皖系僅存的最後一點實力，也因此成了直系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1924年4月，臧致平、楊化昭被直系孫傳芳逐出福建，只得逃入浙江，投奔了盧永祥。直系的江蘇督理齊燮元早有吞併浙滬之心，見狀便以反對盧永祥擴充軍隊為由，聯合已「統一福建」的孫傳芳，從蘇皖贛閩四面向浙滬進逼。
彙集蘇皖贛閩四省的直軍本已很多，不久山東、河南、湖北又聽從吳佩孚的命令，派軍隊源源不斷南下援蘇。盧、何孤立於華東一隅，形勢立刻變得岌岌可危。段祺瑞與手下幕僚都很清楚，一旦浙滬有失，皖系將徹底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徐樹錚等人都趕赴上海，幫助盧、何籌劃救急之策。
首先能夠想到的便是向「三角反直聯盟」求援。張作霖先匯了三十萬元對盧永祥予以接濟，同時訂立攻守同盟，表示江浙如果爆發戰爭，將派兵入關協助。孫中山也認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粵」，聲明一旦江浙開戰，即派兵北伐。
有了「聯盟」的保證，盧、何便決定成立浙滬聯軍，與進逼的直軍誓死一戰。經過雙方台前幕後的一番緊張部署，1924年9月3日，浙滬聯軍與齊燮元部終於在上海附近展開交火。
江浙戰爭牽一髮而動全身，皖系盟友迅速做出了反應。戰爭打響的第二天，張作霖即在關外通電響應盧永祥，並且馬上開始進行軍事準備。第三天，孫中山發表宣言，宣告即日移師北伐。
即便在進行軍事準備期間，東北軍新舊兩派對於是否真的要與直系大打出手仍存在分歧。舊派上次在關內作戰中跌了個大跟頭，乃至退入關外後被迫向新派讓步，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張作相、吳俊升均主張這次鎮靜處之，等待江浙戰事解決再定行止。
新派與之完全不同，他們正是通過入關作戰才得以顯露鋒芒，並以此壓倒了舊派，故看到新的機遇來臨時，人人躍躍欲試。楊宇霆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打響前態度猶疑，那是覺得部隊未經訓練，勝負沒有把握，現在經過「整軍經武」，東北軍人強馬壯，也就不再存有這方面的顧慮了。他和張學良等新派人物都認為直系調兵東南，無暇兼顧北方，為東北軍乘虛而入提供了條件，「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萬不可失之交臂」。
舊派的權勢與在張作霖面前的說服力早已江河日下，無法與新派抗衡，但鑒於之前的失敗，張作霖還得再徵詢一下文治派，特別是王永江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