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1998年11月11日
地 點：北京市安貞裡某居民樓
訪談者：定宜莊
吳老與文老
[訪談者按]文老即文毓秋，我因為一直稱她為文老，這裡就不改其例，不再像對別人那樣將她稱為女士了。
在本書的諸篇訪談者記中，唯有這一篇，我加上了一個標題。1999年拙著《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一書出版時，儘管也將這篇訪談收入了，卻沒有做訪談者記，而且竟然已經想不起來原因。如今展卷再讀時，文老的音容笑貌依然，斯人卻已仙逝有年，這裡謹補作訪談者記一篇，用以祭奠文老，表達我對她的思念。
文老的丈夫吳老，是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提到文老，就不能不提到吳老，因為我是通過吳老才認識文老的，但當年我為文老做口述時，吳老卻不准文老在訪談中提到他的名字，他辭世在文老之後，但轉眼之間，也整整4年了。
吳承明老是中國經濟史學界的一代宗師，他去世後，2012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二期曾發專刊紀念他，中國經濟史學界的著名學者紛紛撰文，既高度評價他的學術貢獻，也談他低調謙和、樂於提攜後進的崇高人品，更有許多人懷念與他多年的情誼。我雖然不屬經濟史學界的圈子，但也深知在這個「人無完人」而且「文人相輕」的世界上，能夠得到學界眾多著名學者如此敬重和愛戴的「一個真正的人」(李伯重語)，實在是少而又少，至少從我多年的經歷來看，似乎只有他一個。
我與吳老相識，是通過郭松義先生。郭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任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社會史室當年的研究室主任，當年我們曾與美國的李中清、康文林等教授一道從事過有關清代內務府戶口冊的研究，我因此而與美國加州學派一些代表人物，以及中國經濟史學界一些學者略有過往。郭先生對吳老極為敬重，我曾調侃說吳老是他的偶像，還曾半開玩笑地感歎說，人都老了，居然還有偶像可以崇拜，真是挺難得。那個時候，由於郭先生的夫人孫愛成老師有一手好廚藝，大家都樂於到郭先生家相聚，既談學問，也品美味，又由於郭先生和吳老同住一樓，所以每每應眾人請求，將吳老邀來出席，正如郭先生的回憶文章中所說，只要吳老一來，便成為中心人物，無論談學術掌故，還是評美食美酒，說者聽者都津津有味，那是我最樂於前往的場合，只要得知，便風雨無阻。
吳老一生並不順遂。他曾是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學生，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是北平愛國學生運動領袖之一，後被迫離校，先後轉考入北洋大學、北京大學史學系。時值國難當頭，平津危機加劇，七七事變後，他參加由平津學生及醫護人員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隨軍服務，也正是在這期間，他結識了當時還是北平一個中學生的文毓秋，也就是本篇的被訪者文老。
吳老後來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最終從一個熱血青年變成一位學貫中西、淹通今古、深沉睿智的學者。在這個過程中，他經歷了家國的深重不幸和1949年後歷次運動反覆不斷的「洗禮」，他的前夫人洪達琳女士重病臥床近30年，都由他親自照料，更有喪子這個沉重打擊。李伯重教授曾回憶當年在吳老家中見到的情形：
1979年暑假……我到北京後不久，即去東大橋路吳先生寓所拜見他。到了吳府，只見房間狹窄，光線晦暗，傢俱簡陋。由於空間太小，家中僅有一張書桌，堆滿書刊和文稿。吳先生的許多著作，就是在這張書桌上，在昏暗的光線下寫成的。那時吳師母已中風多時，生活不能自理，雖然請了保姆，但是吳師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吳先生親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儘管工作、生活條件如此惡劣，卻不見吳先生有何不悅之色，談起學問，依然侃侃而言，絲毫沒有怨言。我心裡不禁深深感歎：像吳先生這樣的國際著名學者，真是像孔子贊顏回所說的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感覺，劉禹錫《陋室銘》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語，其吳先生之謂歟？
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來形容吳老，再沒有比這更貼切的了。
我即使是外行，也深知吳老在學術界德高望重，但他給我的印象，不是高山仰止，卻反而是有趣。正如郭先生在紀念他的文中說的那樣，他將安貞裡附近略像樣的飯館幾乎吃遍，對各家的特色和品位，總有準確而公道的評價。他不僅雅好飲酒，而且有品酒師的水平，據說很多名牌酒廠都把他聘為專家請去品酒，不知是否屬實。有一次在郭先生家聚會，我攜一瓶別人贈送的茅台酒湊趣，他立刻嗅出破綻，卻不露聲色，只是席散後悄悄對郭夫人說，定小姐拿的那瓶茅台是假酒，怕我難堪，還囑咐她一定不要對我說。從此我每攜酒來，都請他先品嚐，他總會一語道破該酒的優劣，引得現場之人雀躍不止。
文老與吳老結婚，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事，當時二人都已經年過七旬，而文老一直與子女一起在上海生活。據文老說，作為「一二·九」時期的老戰友，當她去探望吳老時，一眼便見到吳老家中擺放的當年他們一道參加平津學生戰地服務團時的照片，往事一下子湧上心頭，令她激動得不能自已。
文老是老革命，工資和級別都高於吳老，她未必理解吳老學問的價值所在，但她崇敬吳老的為人。吳老謙和沉靜似水，文老熱情率真似火，在我的感覺裡，水包容了火，於是水火便相得益彰。我相信他們曾在一起，度過了最後那段短暫但美滿的日子。
文老結婚後，便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往來穿梭，只要在北京，她便是郭松義先生家的常客，每日登門八趟不止。而郭先生夫婦知道我在做旗人婦女的口述，便提議她與我談談，她欣然接受，這便是我做這篇訪談的起因。
文老的訪談被我收入到《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吳老是否看過全書，我不敢肯定，但他確實讀過該書的序言。做婦女史離不開西方有關女性和社會性別的理論，而我當時對這些理論卻一知半解，邯鄲學步，疑慮重重，猶記吳老讀完序言將書合上時說的一句話，大意是：理論其實就是方法。這讓我茅塞頓開，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方向。
懷念郭先生家「談笑有鴻儒」的聚會，懷念眾人圍繞吳老品酒論學的日子，懷念當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當年的「鴻儒」中不少人已經仙逝，留下來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煙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一書是我做口述史的試水之作，各種缺陷在所難免，但即便如此，文老這篇，留給我的遺憾也是最大的。最明顯的，首先是沒有提示她更多談到她的父親。從這篇訪談的隻言片語中可以隱約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說，她父親是杭州駐防旗人。只要多少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駐防在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時期，曾遭遇幾度血洗，旗營覆亡，男女老幼慘遭屠戮，很難想像劫後餘生的文老父親，有過怎樣痛切的經歷，所以他才會對「殺韃子」之舉有切齒之恨，甚至不准許女兒與漢人通婚。但是後來，也許是為了生計吧，他既然更名為「文成章」，應該是也隱瞞了自己的旗人身份，進入了以「驅逐韃虜」為宗旨的國民黨的軍校，並且從保定到瀋陽再到重慶，最終竟以一個國民黨軍人的形象終其一生。在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他這樣經歷的旗人後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心態，都是我們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寶貴資料了。
文老說她父親是「封建軍閥牌」的，她恨父親對外祖母和母親的無情，卻說他肯給子女(尤其還包括女兒)每人交付17塊大洋的學費，送他們到當時最新式的孔德學校讀書，說明他絕非守舊之人。文老說她父親是兩種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處。
可惜的是，文老對她父親只講了這樣寥寥幾句。而我當時竟沒有進一步追問。現在追尋原因，可能是我當時太關注「旗人」和「婦女」這兩個關鍵詞了，或者說，我只關注了這兩個詞而未及其餘，對於其他諸多相關內容視而不見，結果是丟掉了太多值得記錄的東西。
對文老本人的訪談也是如此。過於關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後來的生活遭遇。她後來離開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講述中，有些涉及後來的名人、高官，但都是片片斷斷，不成系統，而對「害了她一生」的國民黨特務郭同震，更是語焉不詳。我當時的不用心，導致了這篇訪談沒有把文老一生的複雜和豐富呈現出來，這是非常可惜的。
總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現場不能僅僅執著於自己關注的那一個方向，也就是說，不能「一根筋」，這也是我從這個案例中汲取的一個教訓。
文老不是京師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後從外省駐防旗營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將她這樣進入京師的旗人家庭，也作為北京旗人群體的一員而收入這部書中的。
文毓秋：名文銘(毓秋是她參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於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歲。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時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學生，年15歲。七七事變後，到武漢，參加了位於鄂東黃安七林坪的紅軍訓練班。1938年5月參加八路軍的115師到山東，在文工團演過話劇，扮演過曹禺的話劇《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時隨三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從山東到上海，被批准轉業，先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後調到華東局宣傳部，並在上海藝術學院擔任領導工作。最後調到黃浦區文化局任編導，在那裡以副局級待遇離休。90歲逝世，葬於上海革命烈士陵園。
文銘女士於1954年與前夫離婚，1995年在京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60週年活動時與吳承明先生登記結婚注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