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二·九」運動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如果還在孔德，我也許不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女一中那時是「一二·九」運動的核心，我們的校長叫孫蓀荃注170，是個進步人士，因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變得非常出名，否則我也不一定會參加遊行。
「一二·九」時我是交通員，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不上課。老師從小講五四運動，講自由平等博愛，我對這些東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個老師的妹妹不是共產黨麼，我說共產黨那麼好，我也找共產黨去，所以我那樣做很自然。後來我要離開家，我媽不讓我走，說你走了以後，你爸爸回來要人，我就沒辦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時候叫抗戰，我要抗戰去。我媽非讓我到我父親那兒再走，我只好帶著我大弟弟到我父親那兒。我們倆人和另外好幾個人一隻船走的，就這樣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親就來找我了。他們國民黨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馬上就要上船開走。他就帶著我和我弟弟，跟他們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發大水。我就跟他們商量，我不敢說別的，就說我要到南昌讀書去，那時候不曉得國家會一下子淪亡。他不讓我走，他說你還小，你一個女孩不能出去，那時候是1937年麼，我16歲還不到。他說社會黑暗，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你懂什麼意思麼？就是推車子的、在船上幹事的、開店的、衙門裡的，都沒有好人。他對舊社會認識很深刻。
我父親用了各種辦法。有一次喝酒以後就打我，但是我不怕，反正他也不會打死我。他還逼我結婚，我當然不幹。以後我就想逃，但無法逃。後來中央軍校準備往南去，開到了武昌，這回我可得了，我們同學會就在武昌，而且還都是我熟悉的人。有一天正好是我過生日，我爸爸去給我買大衣什麼的，我一溜煙就逃了出來，什麼都沒拿。我父親還真有本事，他居然能通過平津同學會打聽到我的去處找到我，把我領到武昌一家不太大的旅館。我就跟他談判，我說：「你說過社會黑暗，我要是墮落了，我就不姓文。謝謝你把我撫養大。現在我就算是你朋友的女兒，再見。」最後他送給我一套軍裝，帶馬褲的那種軍裝，我拿了他三分錢，因為到漢口是要渡江的。我就那麼走了，參加了「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注171。
我到湖北黃安後，團裡派了兩個紅軍來接我，一個連長，一個戰士，幫我挑行李，把我送到七嶺坪的紅軍訓練班學習去了。畢業後有的到新四軍了，我又被分配回武漢，到了13軍服務團湯恩伯這兒注172，實際上這個服務團是歸共產黨領導的，團長叫趙石注173，原來是清華大學的。
徐州大會戰注174我們失敗以後，徐州被敵人佔領了。佔領之前突圍，我們團長讓我跟他們記者一道先走，我就跟著陸怡注175一道突圍，陸怡是《新華日報》非常有名的大記者，後來被劃成了右派。那時我們突圍才有意思呢，5月18號嘛，敵人探照燈照，我和高紫瑜兩人就在麥田里扒拉著，一點一點地匍匐前進，最後從禹城走到鄭州。鄭州有火車到開封，我就和我們13軍服務團會面了。然後我又先走，回到了武漢。
我從走了再沒有跟我父親聯繫過，可是這次徐州突圍以後，實在什麼也沒有了，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寄給我20塊錢。這20塊錢一到我手裡啊，我記得我們團大家在一道，沒有錢就用我這點錢。那時候的人真親近，現在可不那麼近，不那麼好了。
到了武漢，我就碰到劉導生注176，他原來也是北大的，後來是北京市委副書記。本來我已經準備到延安了，因為我在紅軍學習班時的老師是方毅，他原名叫方敬吉，他那時候就在駐武漢辦事處麼。還有彭康呀、鄭維三呀，都是我們紅軍學習班裡的老師，我準備找他們去。結果劉導生說：「到後方去打游擊吧。」我第二天就跟著他們走了。我坐火車到洛陽，從洛陽過黃河，跟浦安修的弟弟浦通修注177、現在的電影學院的申申——導演成蔭的愛人——一道兒。我和申申當然熟了，她比我大一歲，我們倆太熟悉了，在電話裡都吵架。
我先到了河北南宮(位於邢台市)，又去聊城看望了原來北大的朱仲龍、英循等人，在那裡碰到了郭同震，就是這個郭同震，他害了我的一生。
郭同震原來和陸平(就是後來的北大校長)他們都在北大的東齋住，他不是北大學生，不知怎麼冒個名兒就住在那裡，聽說他老婆是共產黨，死在監獄裡了。那時沙灘的公寓住了很多因為參加「一二·九」運動被開除的學生，他們不少人認識我，那時我就在北大對過兒住嘛。我就和他們一道排戲，排《放下你的鞭子》什麼的，他當時在張瑞芳的那個北平學生移動劇團，我們就這麼認識的。
到南宮碰到郭同震，他說：「小文，你跟我們一道走。」就這樣跟他們到了山東臨清。到了臨清以後，我們覺得這個人不對，反正有點歇斯底里那樣的，我們比較要好的幾個人就商量，就脫離他了。我就只認識趙寸新——趙麻子，他原來也是北大的，解放後在北京當過文化局局長。我們就到管陶去找趙寸新，他把我們留下了。結果嘿，郭同震一看我們都走了，他居然帶著其他那部分人找我們來了，就這樣算是一起參加了八路軍。
到了八路軍115師注178以後，郭同震還當了大隊長，到1940年時卻找不到他了，都以為他受不了苦自殺了。誰知後來偵察員在費縣發現他已經帶上黑眼鏡當特務了！那時濟南有個日本特務機關，就由他負責，叫朝陽公館，所有抗戰時在敵後方被捕的人都關在那裡。這樣一來，我就倒霉了，因為我跟他最熟嘛。他後來還跑到北京我家裡，騙我弟弟說他是跟我在一道的，把我第二個弟弟弄到濟南去了，我媽那時正好沒飯吃，想有個人能把弟弟帶走更好嘛。我這個弟弟1941年還被他派出來找過我，他那年才16歲，我也不知道內情，問他怎麼來的，他說打聽著找到的，他不敢講是郭同震派出來的。後來敵人一掃蕩，他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後呢，郭同震就把他不知怎麼弄死了。我母親後來生活沒辦法，一個人也到了濟南，最後兩個人都死在他手裡了。這樣一來，我不就跟特務有關係了麼，從「反胡風」開始，就說我是特務，就整整整，還讓我整人，我不會整人。結果就從「反胡風」「反右」「反右傾」到「文化大革命」，永遠有我的事兒。
這個郭同震後來跑到台灣去了，1955年咱們的代表團參加亞非萬隆會議時不是遭特務暗害，結果飛機(指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嗎，策劃害人的就有郭同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