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國化 法難與自救

大唐當局原本並不喜歡佛教。

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被他們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楊而且尊佛。即便為了畫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張,何況被道教尊為教主的老子據說還姓李。因此,儘管老子究竟是誰並無定論,更非號稱「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們家也風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貞觀十一年(637)頒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佈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這一年,武則天進宮,成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則天當然管不了這事,出面據理力爭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對唐太宗說,陛下的李氏出自鮮卑,與隴西李氏毫無關係。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應該尊奉胡人的宗教,何況拓跋的血統比老子高貴多了。

法琳自以為得計,卻沒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們視為胡人。想當年,純正鮮卑血統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時,就明確而坦然地宣佈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獄。法琳哪壺不開提哪壺,豈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將法琳打入死牢,並且下令說:法琳不是在著作中聲稱口誦觀音的人刀槍不入嗎?那就讓他在獄中好好念誦菩薩的聖號,七天之後再來試刀。

期滿之日,執法官問:念觀音有效嗎?

法琳答:貧僧不念觀音,只念陛下。

執法官說:你怎麼念起陛下來?

法琳答:因為陛下就是觀音。

太宗皇帝輕蔑地撇了撇嘴,將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過一劫,問題卻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南朝,北朝》中所說,自從胡僧佛圖澄被後趙皇帝羯人石勒尊為「大和尚」,佛教在中國就跟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要依靠皇權與道教爭奪江湖地位,國家則要借助宗教維持統治。只不過,主動權在後者手裡。皇帝可以選擇佛教,也可以選擇道教,還可以在二者之間搞平衡。

原因,則多種多樣。

隋文帝是公私兼顧。這個武川軍閥誕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撫養成人,對佛教有著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興佛不但可以報答養育之恩,證明自己得天獨厚,還能與滅佛的前朝撇清關係,爭取到佛教信徒的眾多人心。[2]

後來武則天的崇佛,原因也在這裡。

於是,前面的皇帝滅佛,後面的篡位者就興佛,比如楊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後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們必須這樣選擇,非如此不能顯示自己正確。佛道兩教的此消彼長,也不是什麼風水輪流轉,而是強權在操縱。

這實在與信仰無關。

中國的皇帝,也沒誰真有信仰。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權的穩固、統治的長久,佛教卻總讓他們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國以後,佛教興盛發達,僧尼不入編戶,不納賦稅,不敬王者,許多寺院甚至有著自己的法律法規(僧律)和武裝力量(僧兵),儼然王土之上的國中之國。幸虧它們規模有限也未聯成一體,否則那些方丈豈非割據的諸侯?[3]

問題是他們還要自稱「佛子釋種」,等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便那些帶髮修行的居士,雖然也娶妻生子,但誰能保證孩子們不會被教育成「中國面孔天竺心」?

更嚴重的是,靠著佛教,外來文化和異端邪說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離經叛道的異己分子,完全可以躲進那裡「政治避難」,以佛祖的名義蠱惑人心,不斷挑戰儒家倫理的底線。其種種表現,已如前章所述。

這很危險。寺院超過規模,會亡國;信徒超過數量,會亡種;文明根基動搖,會亡天下。因此,在統治階級和正統儒家眼裡,佛教豈止精神鴉片,簡直就是定時炸彈。唐太宗只是貶低佛教,仍然讓佛教與道教並行,已是開明。

相比較而言,道教讓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夠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優點,最突出的優點就是具有中國特色。比方說,食人間煙火,修現世功德,講修身養性,求長生不老。這些都非常符合華夏文明的現實精神,何況道教的養生之道也不乏技術含量。

更何況,它好歹也是中國人「自主研發」的。

可惜道教不爭氣,總也鬥不過佛教。說起來這也怪不得他們。中國原本沒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發產生宗教,只能照貓畫虎。這樣硬生生弄出來的東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術的升級版,哪裡比得上體大思精內涵豐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權也奈何不得。

競爭不過,只好動粗。

於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後,又有了唐武宗的會昌毀佛和後周世宗的整頓佛門,史稱「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難。儘管此前由於武則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達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擊下,已是元氣大傷。

這雖然理無可恕,卻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僅在於武宗崇道,更因為佛教的過速發展已經嚴重影響到政權穩定和國計民生。以當時的生活水平,十戶人家才能供養一個僧人,而會昌五年(845)還俗的僧尼就多達二十六萬,大唐子民的負擔之重可想而知。這時就算換了武則天,恐怕也得調整政策,何況武則天只有一個。[4]

但,三武一宗以後,卻再也沒有滅佛的事情發生。佛教不但與朝廷,與道教和儒家也相安無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佛僧和道士還往往聯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沒有引起政局的動盪。自稱破塵居士或圓明居士,在宮中舉行法會說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樣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風暴,將帝國的財政扭虧為盈。[5]

這當然不會是皇權政治變成了神權政治,只可能是佛教發生了變化,當權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他們學會了和平共處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則兩敗,和則俱存」的道理,終於攜起手來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國的結構中擺正了位置。他們通過種種方式和途徑,包括對寺院規模和僧尼數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統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將永不謀求執政地位,也不打算將中華帝國變成中華佛國。但,這只能保證他們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難。要想長期生存,必須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說,徹底中國化。

中國化早就開始了。第一步是巫術化的浮屠道,時間在東漢到五胡十六國;第二步是玄學化的般若學,時間在西晉到東晉。靠著這兩步,佛教從鮮為人知的外來文化變成了風靡天下的中華時尚。這就讓他們意識到,與華夏傳統相結合才是自強自立的不二法門,而代表著這傳統的是儒家,因此還必須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實現自身的儒學化。

儒學化的佛教就是禪宗。[6]

禪宗雖然創始於唐,大行其道卻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憂也是在宋。這說明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佛教的中國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麼說,這一切都是從惠能開始的,他提出的「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正是佛教的儒學化綱領。[7]

這就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禪宗怎樣實現了佛教的儒學化?實現這一革命目標的為什麼不是別的宗派,而是禪宗?變革為什麼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發生?禪宗在改變了佛教的同時又改變了別的什麼?

那就讓我們探個究竟。

[1]法琳最後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跡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均無記載,只見於《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等,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有條目。

[2]見《隋書·高祖紀》,並請參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3]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4]會昌五年全國人口統計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人家供養一個僧人計算,二十六萬僧尼的供養者達二百六十萬戶,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辛替上書勸諫唐中宗時甚至說,天下之財,佛有十之七八。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5]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6]此處及以後所稱禪宗均指惠能開創的南宗。特此說明,不再另注。

[7]見《六祖壇經·決疑品》。

《易中天中華史:禪宗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