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現在的軍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為人類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們不要那種任性的、無從捉摸，難於測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紀律的，受統制的，穿制服的，有愛國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組織之下，五六千萬人所結成的一個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種主義，皈依同一種思想，喜歡同一樣的食物。關於人類的尊嚴我們有一種相反的見解：一種以放浪者為理想，另一種以軍人為理想；前者認為保持其自由和個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後者認為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將私人意見完全受制於統治者和國家，那才是最優越最崇高的人類。二種見解都可以辯護，前者以常識辯護，後者以邏輯為辯護。用邏輯去替愛國的自動機式的理想作辯護，是不很困難的，愛國的自動機，是模範公民，可以當做達到另一個外在目標的工具，這就是國家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又是為了另一個目標而存在，這個目標，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國家。這一切都可用邏輯很容易地證明出來——又簡單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會死心塌地的相信。歐洲許多「文明的」和」開化的」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抱著這種見解，這實在使人好似難於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種以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亞首都去，而結果卻是在西班牙登岸的軍人。這種公民又可分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統治者所認為較好的公民，這種人曉得了他們是被運到西班牙去時，仍是非常溫順，愉快，自己禱告，或由軍中的牧師代為禱告，感謝上帝派遣他們到槍林彈雨中，去為國犧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開化的人們，那些知道了人被運錯了地方，而心中，覺得憤恨的人們。在我看來那種內心的憤恨反抗情緒，是人類尊嚴的唯一標誌，是那幅陰森慘淡圖畫中，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類在未來世界中恢復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麼邏輯，我自然還是擁護放浪者。我絕對擁護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說並不如此。我們這種矛盾心理，就是我們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為我們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經變成更優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心，使我願意讓牛有一種溫順而滿足的脾性，在人類命令下，無論是被領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場裡，都能保護同樣曠達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為主人而犧牲。
同時也因為十分寶愛人類，所以我不希望我們自己也變成牛。等到牛能開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緒，或等到它們現在任性的樣子，現出較不服從的樣子時，我就要把它們稱做有人性的動物了。我以為一切獨裁製度，都是不對的，這理由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理由。獨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處，卻不能跟猴子和睦相處。
老實說，我從1920年後，對於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或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種進步。可是現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著）都可以被蹂躪，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尤里波第型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只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我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現在我除了將中國人觀念中人類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現出來；把那個中國人理想中的聽天由命，逍遙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現出來之外，我還有什麼更便當的制勝良策呢？西方可也有這麼一個勢均力敵的良策嗎？可也有什麼東西足以證明它的個人自由和公權學說是一種嚴肅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嗎？這種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樣的工人消滅了之後，使思想的擺子擺到另一方向去嗎？我試目待之。
歐洲個人自由的傳統怎麼會消失，擺至在今日為什麼會擺到錯誤的方向去，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這裡有二個原因：第一是由於現代集體經濟運動的結果，第二是由於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機械觀念的遺傳。在今日的各種集團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方興未艾的時候，人類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棄了他的反抗權利，忘掉了他個人的尊嚴。當經濟問題和經濟思想佔了優勢，遮蔽了其他一切人類思想的時候，我們對於那種較有人性的智識和哲學，尤其是關於個人生活問題的哲學，便完全不加理會，而淡然置之了，這是極自然的。一個患有潰瘍的人時時地想他的胃疾，一個社會有著經濟病弊時，永遠是經經濟的思想糾纏著，結果把我們自己完全忘記了，幾乎記不起還有個人在過去是一個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見解之下。卻變成了一隻全然服從物質律或經濟的自動機。我們不再把他當人看待，我們只把他當做齒輪上的一個齒，一個組合或一個階級中的分子，一個可以列在百分數里進口的異邦人，一個遭卑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一個被排斥的資本家，或一個因為是工人，而被視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個人稱為「小資產階級分子，」「資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經能徹底瞭解他似的，因此人們就可以隨著情形很便當地憎惡他，或稱呼他做同志。我們沒有個人了，也不再像是人類了，我們只是階級。那末，我可以說這是事情的過份簡單化嗎？放浪者已經完全不是一種理想人物了，那個有偉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個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態度去應付環境的人，他已經完全不是一種理想人物了。我們沒有人類，只有階級的分子；沒有觀念和偏見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識形態或階級思想；沒有個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沒有個性人只有馬克斯的辯證法，以準確的方法去統馴和支配一切人類的活動。我們大家都很快活地，熱烈地，向著螞蟻的模範邁進。
我也曉得我所說的只是陳舊的民主的個人主義。可是我要問問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紀前赫其爾的邏輯（HegelianIOgic）和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英吉利古典經濟學派的產物？今日可還是比赫其爾的邏輯或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經濟思想學派更陳舊的東西？——莊中國的人性學者看來，再沒有比這更難於置信，更不真實，更缺乏常識的東西。可是我們能知道人類這種機械觀是怎樣在機械科學完成工業，征服自然的當中創造出來的。人類偷竊了這種科學，把這種機械的邏輯，拿來應用於人類社會，於是研究人事的人們，便竭力利用「自然律」這個嚴肅的名詞。因之我們就有』環境比人類偉大」及「人類個性可以化成方程式」這一類的流行理論。這也許是精湛的經濟學，但總是拙劣的生物學，良好的生物學。承認一個人的反應力量，跟物質環境在生命的發展上，兩者是同樣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醫承認病人的性情和身體的反應，在抗拒疾病時是同樣重要的因素。現代的醫生，已經確定每一個人都有一種不能測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邏輯和前例診斷起來，實在是應該死的，結果卻會不死，反而復原起來，使醫生也覺得驚奇。醫生開著一式一樣的藥方，給兩個患同樣疾病的人去吃，而不問他們的反應如何，我們真可以把他當做危害社會的人。社會哲學家如果忘掉這個人，忘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為。那麼社會哲學家也是危害社會的人了。
我也許是不瞭解經濟學，可是經濟學也不見得會瞭解我。今日的經濟學還是在失敗中，還是不敢昂起頭來置身在科學之列。經濟學如果只談商品，而不更向前談到人類的動機，它當然不是科學：即使能談到人類的動機，而要想以統計的平均數去研究，也不是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擬科學而已。這是經濟學的悲哀。經濟學甚至還不曾創造出可以檢查人類心智的技術；如果它將數學方法和統計的平均律去研究人類的活動，那更有著暗中摸索的危險。
所以每當一個重要的經濟政策要決定的時候，總有兩派的經濟專家和權威者，站要絕對相反的地位。經濟學終究和人類心智上的特癖是有關的，然而專家們對這些特癖一點也沒有認識。一位專家相信如果英國放棄金本位，就會發生大變亂。但另一位專家卻堅決的相信：如果英國要得救唯有放棄金本位。人們什麼時候要買什麼時候要賣，這就是最優異的經濟專家也無法預測。
證券交易之所以會變成投機事業，完全是這個緣故。縱使證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國最可靠的經濟資料，還是不能像天文台預測天氣那樣正確地預測金錢或商品市價的漲落。原因是經濟學上參有人類的要素，當很多的人想賣出的時候，便有一些人想買進，當很多的人想買進的時候，便有一些人想賣出。這裡就有著人類的彈力不可捉摸的要素。當然賣出的人總當那個買進的人是傻子，而那買進的人也以為賣出的人是傻子，只有事實來證明。這僅是人類行為質素上的變幻莫則和反覆無常的一個例證罷了。這種情形不但在商業交易上如此，在人類心理創造歷史的過程中也是如此，同時在人類對於道德，風格和社會改革的一切反應上，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