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我們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現實人生中來了。
我曾在一本書中表述一個特別的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剎時隕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麼？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潛逃到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以通行的學術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但很快就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只從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所有的探詢都依附著一條極不安全的生存底線，因此，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在這之前，我們被灌輸的都是生存意義，而不是生存狀態。
由於辭得乾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總有人在路邊問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關係如何？”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文化。然後，又把文本文化併入了生態文化。
我的生態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